巾城/文
新宿集
这个集子收录2018年9月至19年6月创作的杂文。
碎片三则
1
有时一个人太牛逼了，他的后人想要超越他就只能反对他。学术界偶尔会有一种误解，把某些可能只是为个人功名所迫的对权威的挑战视为思想的进步。
2
批判要建立在智识的基础上，否则你的批判可能会在不明所以的人中造成盲从，也会在受了相关教育的人眼中放大自己的幼稚。你确实可能得到一种“被跟随”的成就感。但真正做学问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就该比被关注和追随更高。
3
在西方有不少人，尤其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争先恐后地表态自己的政治正确，这和在国内有很多人竞相表忠心是同一个原理。也许对他们而言，附庸是出于恐惧，出于无法承担不附庸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
2018年12月11日，多伦多，4月14日，蒙特利尔，5月9日，上海
2019年7月2日，赫尔辛基
架子、玩偶、懦夫
有时一个人只看到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却把它当做其全部信仰的来源。
但这句话本身也无非卖弄。对“世界很小的一部分”的定义是相对的。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一个中国的二线城市，当我13岁来到北京时，它像是世界很大的一部分。之后我又去美国留学，北京又变得不那么大了。几年前，我开始环球旅行，这些经历，尤其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发现自己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又有了新的变化。所以，一个人心理世界的大小取决于他（她）认知的广度。你向一个对自己生活的圈子之外的世界少有认知的人说：你真狭隘，你很幼稚。他只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还有一种人，当他从一个地方旅居另一个地方，在看到更多的人，经历了不一样的生活后，却依然把原先世界所经历和认识到的当做真理，以致即使在新的地方生活了很长时间，其行为举止依然如故。人生阅历似乎并不能改变他的无知和浅薄，反而让他产生一种更加急迫的自豪感。这些人总让我想起阿纳金·天行者的那个机器人，R2B2。它被造出来的时候大脑中被设了很多代码，这让它显得聪明，能帮助主人在复杂的战斗情形下找出最合理的战术，在重重迷雾中化险为夷。可后来它的主人变了，倒向了黑暗面，做了可怕的事情。它也许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站出来制止他。为什么？因为它的代码中没有这么一条。R2B2有很强的逻辑能力，但它不会怀疑。当生存环境改变时，它无法从新的环境中作出必要的改变，因为它的大脑已经被设定为对旧有环境绝对的认可，以此来保证它对主人绝对的忠诚。
但人不是机器人，人有怀疑自己所曾相信的东西的能力。你所经历的每一个新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把自己封闭在一口井内，把每一个新接触到的事物和观念都当做井外空间一闪而过的幻象，那么是你自己杀死了自己的未来。你看到的幻景越是让你觉得美好，你就越有一种想要捍卫自己的冲动。它看起来像是一种自豪，其实是一种自卑。是你潜意识的怀疑在敲打你，可你却没有勇气承认它。很多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待不下去，回到原来的小世界才能找回自尊，就是因为无法承受这种扭曲的自豪感所带来的空虚和独处时隐秘的疑虑。
我想，一个人想要实现自我，并非一定要成为一个强者。但他一定得是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固化的架子，一个装模作样的充气玩偶，一个活在虚假繁荣里的懦夫。
2019年3月15日，蒙特利尔
7月2日，赫尔辛基
衣冠
面店在学院的反方向，吃完面后穿过几乎整个校园去音乐楼上课。很久没有在学校里走路，恰逢课间，一簇簇匆忙而年轻的身影穿行在学校花园纵横的小径上。记得数月前自己也曾多次在这里闲逛。那时正值事业较低谷，情绪较低落，也不怎么忙，就常常穿行于人群中，反倒觉得这些青春洋溢的脸庞给自己以莫大的力量。时隔许久，当我再一次走在同一条路上，却尤觉人群甚拥挤，挡道者甚多，说笑声也甚大，又觉得这些人颇肤浅，搞得我心烦意乱。
不同于当时，如今我处在平稳期。作品堆积，四处奔波，邮件不停。本来人生起落是正常现象，可竟影响我看待其它人事物的态度，且反差之大，令我吃惊。也许是我太忙了，想要尽快走到目的地开始做事，可自己毕竟有时间吃面喝啤酒发朋友圈，却不能让一群本科学生在面前慢慢走路，在身边高声聊天吗？
也许我终究只是个自私的人，孤独失落时总渴望这世间多一点天使，仿佛什么人都可以带来正能量；繁忙得志时又觉得这世间多障碍，最好通通给我让路，我可忙得很。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像个禽兽。
于是改道直奔服装店。既已是禽兽，若不备衣冠，何能处事亦不惊兮？
2019年3月18日，蒙特利尔
7月3日，赫尔辛基
从一个误解谈起
昨晚和一个朋友聊天，他问我怎么对北美的简约派音乐有那么大意见。这是个误解。我的“意见”并非针对简约主义，而是针对那些看起来像制作（produce）而非创作（compose）出来的严肃音乐作品。恰好大部分北美的带简约风格的音乐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于是才有了以上误解。对于非简约派的作品，如果让我有类似的感觉，我也会有同样的批评。
就这个话题，我给他讲了一个比喻。假设我有个好友来家里吃饭，我花了三个小时认认真真煲了一个高汤给他下面，他吃了对我说：“哇这个味道真酷，跟前几天我在亚洲超市买的速食汤面的味道一样好！”我的朋友可能是个外国人，可能不了解他面前的食物的性质。我作为招待他的人，知道真正的汤面是什么的人，就有必要引导他，而不是从下次开始就给他做方便面吃，反正他不是说了，吃起来都一样。
那些粗制滥造的肤浅作品对我来说就像是速食面。我不能说它不好吃，速食面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速食文化和饮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用做速食的方式去做正儿八经的饮食，然后取悦你的食客，觉得反正他们吃不出来，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天真的食客不明白你做的是什么，你可以引导他，启发他。你不引导，不启发，反倒去迎合他，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认识到真正好的烹饪。你是活得容易了，可你也把自己活成了行业里一个浑水摸鱼的流氓。
我倒不是说严肃音乐的每个作品都必须既复杂又抽象，但它确实要有比娱乐性质的作品更深刻的内涵。所谓肤浅，即当你看到一个对象或一件事物的时候，立刻明白了它是什么，而它也确实就是那个东西，一点也不比这更多。真正的艺术应当让人产生思考的欲望，每个人沿着它所提供的起点往下走，沿途所看到的都不一样。而它也绝不会像速食艺术一样，简简单单就能被捯饬出来。
有人说你不要那么精英主义嘛，写个曲子流行了就好。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宁可去听流行歌。我确实听很多的流行歌，就像我也挺喜欢吃速食面。但我不会去吃那些明明不是速食食品，吃起来却像速食食品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行业有很多的流氓，且越是流氓，往往越懂得自我包装。年轻的学生不该爱慕虚荣，看谁名头大就去崇拜谁，附庸风雅，战战兢兢。这样只会助长盲从，继而群体性地迷失在风口浪尖。谨记，我们是堂堂的作曲家，不是时代的傀儡，也不是大人物的臂膀下一小片微不足道的阴影。
2019年4月7日，科莫
7月4日，巴黎
调笑令
其实特立独行者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就我自己在世界各地演出的经验，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活动，都会有至少一两个作曲家，要么着装特别，要么举止异人，总之很有“自己的风格”。坦率地讲，我觉得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写得都很一般。相反，有很多写得好的人，看上去都平平常常的，且不说是否平易近人，至少很有礼貌，举止得体。
“艺术家”这个词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有一种误解，觉得要么是那种随便讲个话都要了不得的，要么是明明没嗑药非要像磕了药的。其实这些都只是空洞的外壳，骗骗外行人的。不是说不可以有，但绝对不是标配。真正的艺术是一门学问，谁都有资格做，做了以后这个人本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至于把所谓姿态统统流露在外的行径，那不是风格，是哗众取宠。取宠完肚子里要真有东西，也行；只怕大多数哗众者的行为无非是出于难隐的自卑，这些人实则资质平庸。
你又说，那怎么那些摇滚明星就那样？摇滚和严肃音乐本就不是一个东西。那些摇滚人，你不让他去摇滚，他也那样。而且他那不那样跟他的歌好不好也没有绝对的关系。
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家，你只有看到他（她）的作品才知道他的价值。这话也不对——可能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一个艺术家的价值是你永远都不会懂的。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为你尊重的人，一个在你看来拥有可贵人格的人。对一个艺术家，他的专业和事业可能在象牙塔尖上，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但当一个人通过尖顶之下的那些地方去判断他，他若依然立得住，那我想无论他作为自己专业的从业者是否成功，作为一个人至少是合格的。
2019年4月12日，米兰
7月4日，马赛
两个姓氏
我今年有个ABC学生，平时不怎么跟班上其它的亚洲或亚裔同学说话。他有个很要好的白人女生朋友，他们是“Study Partner”。
这个学生对课业很在乎，有很多的问题，但他不来我的office hour，而会在课前直接问instructor（一个英国人；我是他的助教）。即使我也在场，即使有时我面前的队短很多，他也会耐心地排在另一队的后面。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是快要考试了，而他知道是我判卷。
我们常常无意间在课间碰到，他几乎从不跟我打招呼。
他的last name是“Zhang”。我们发改完的卷子时会让学生排队报自己的姓氏取卷。他每次都是：“建”。第一次我没听明白，让他拼出来，他拼完我随口重复了一遍：“哦，张。”他立刻——估计也是随口——回复：“嗯，对，建。”
我还有一个跟他背景类似的女学生，她的last name是“Liang”。第一次取卷的时候她说：“莲”。在我重复后，从第二次开始，她都会努力在我面前发对“Liang”这个音。
我觉得任何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觉得对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从没有人规定“Zhang”和“Liang”到了北美还要把音发得和在中文里一样。可能是我从拥有这两个姓氏的人的对比中看到了一些更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让我觉得不舒服。但这些也都只是我个人的偏见而已。可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在想，可能这也恰恰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西方世界那么排斥一些所谓的偏见，那么强调政治正确。那位张同学，它属于，或投靠了西方，接受了其大部分的价值观，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在不同文化环境下成长的我眼中陌生的人。奇怪的是，我看一个白人或黑人就没有类似的陌生感，而他的姿态就分外让我觉得受伤。这种伤我还不能说，我说了就会有人告诉我，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太敏感了。
我不否认很多时候政治正确是一件好事，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让他们得以有资格去追求自己在过去难以企及，甚至难以想象的生活和成就。但有的时候，政治正确也是一件让人觉得遗憾的事情，因为它在改变一些人的人生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维护人类社会的公正性。
2019年4月17日，蒙特利尔
7月4日，马赛
一道界线
一个人有支持或反对一个观点的权利。这和他（她）这个人，和观点本身的深刻或肤浅、极端或中庸无关。但你在表达观点的同时不能进行道德绑架，当一个观点在你心中上升为教条或真理，而你想要别人也变得和你一样，这就可能会带来危险了。
观点是学问的一部分。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是有一条界限的。
当一个人说“我认为……”的时候，他可能是出于学问的考虑。而当“我认为……”变成“我们大家都应该……”的时候，这就不是学问，而是布道了。没有人“应该”怎样，或者说，凭什么人就“应该”那样。如果一个人同意你的观点，在你身上获得共鸣，那是因为观点本身的强大，而不是表达者的野心。
当阿道夫·希特勒在巴黎美术学院的门槛上意识到自己在专业上的薄弱时，他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它没有继续努力钻研绘画，而是试图借助一种类似宗教的手段唤起众人的注意。这个世界少了一位平庸但也许亦能创造某些价值的画家，多了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希特勒，他们无非只是没那么极端而已……
2019年4月22日，圣彼得堡
7月5日，马赛
禽兽
昨日去影院看电影。在电梯里偶遇一对母子，孩子约四五岁模样。母亲指着电梯上的宣传海报，问儿子想看哪一部。见儿子不答，就指指我说，要不要问问叔叔然后我们跟他看一样的？我说，我要看的不在这个墙上。少妇问，那你要看哪部？答，罗马。少妇愣。解释，一个墨西哥导演的新片，可能看的人比较少。少妇扬声，哇，文艺片？答，不知道，还没看呢。少妇笑，文艺青年嘛。回，不是啊。少妇尬笑，怎么不是文艺青年？不知如何作答，谈话止。
不是我不会聊天，只是不想被这么轻易就贴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你我素不相识，刚讲了两三句话，你就扣我一顶“文艺青年”的帽子，若整个国家的人的思维都这么运作，那该有多可怕。
其实还是你不够吸引我。
2019年5月13日，宁波
7月5日，马赛
关于北京胡同改造的两个瞎扯
1
你要做一件事情，负责这件事的人一定得是懂行的，不然你请再多专家来也没用。专家也是人，权力面前，他们也要活命。
2
永远不要去粉饰。物以真为贵。你以为自己把它改了一番，变得更好了，其实你杀死了它。你把一个真的、自然的，变成了一个假的、授意的，这不是改造，是以权力为倚靠对文化进行摧残。
在中国，有一种思维根深蒂固。家中，父母渴望掌控子女的人生，渴望对他们的重要决定拥有知情权；渴望他们把情人都带回家，甚至安排他们的婚姻。国家层面，当权者希望控制人民的言行，掌握他们的生活，希望对他们生活的社会有监视的权利，希望他们在自己面前是透明的。
胡同无论被改成什么样，体现的都只是当权者的私欲。如果中国人无法从内心深处由一个卑微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平等的人，由一个臣民蜕变为一个公民，他们就永远只能活在牢笼中，像个天真的囚犯，明明失去了自由，还觉得自己活得很好。
2019年6月2日，丹寨
7月5日，马赛
“宝贝，中国报道我了！”
那个主持人是中肯的。5G技术确实可以让对个体的监视变成现实，这估计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华为发展该技术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在本质上与中国是很像的，甚至中国政府更多只想监视“自己人”，美国是真的想要监视全世界的。它现在就算耍赖也要阻止华为，其实是要阻止中国变成“第一个拥有5G技术的国家”。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拥有5G，阻止5G的发展本身毫无意义。但如果你是“第一”，就会享有很多特权。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想要让自己成为“第一”，以防止特权旁落。
有人说华为和特朗普之间是一场企业与国家间不公平的较量，是不对的。两边都是国家力量。华为的背景就不说了，特朗普也不是孤立的。在他的背后，有国家力量在支持他。事实上他可能是冷战之后行使国家力量以达到政治目的最频繁、最集中的美国总统。
但至少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在道德上依然确实是不公平的。尽管目的是否纯洁有待商榷，但中国确实是在发展技术；而美国确实，到目前为止，是在无理取闹，在捣乱。不过从结果论的角度，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第三方国家而言，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实际利益考量，在日后被美国监视都要好于让自己处在一个被共产主义中国监视的可能性中。美国在世界范围拥有一定的信用，而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几乎沦为暴政和杀戮的象征，且这样的印象，由于其在历史中的真实性，短期很难被改变。也因此，几乎所有牵涉到的国家都愿意或明或暗地配合美国打压华为。对其中的西方国家而言，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宣誓”，告诉你，这是“西方”，不要挑战我们，我们会联合起来对付你。
在国内有人发牢骚，说特朗普真赖。其实他只是延续了美国政府一贯的作风。只不过一般的总统都偷偷地耍赖，他非要耍到台面上，还当做一种炫耀。今天的总统若是奥巴马或希拉里，他们还是会打压华为，可能更阴险，更残暴，只不过普通人可能难以察觉。你可能都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美国的5G就领先了，而你将接受这一点，就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一样。很多美国的知识分子不喜欢特朗普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明明可以做得滴水不漏的事情，他非要把它搞成一个大新闻。当然他们不可能明说，所以只能通过其它的理由表达自己的愤慨。
政治总是黑暗的。在它的每一个表象下面，往往都有一个更黑暗的深层目的。特朗普狠，但他也二。很多时候当他说什么的时候，他指的就是他说的。作为政客，他是不合格的，但他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话题，让人渐渐看清美国的同时，也让我这样早就看清它的人觉得今天的美国与之前相比，虽还是一样的傻逼，但至少没那么畸形了。
2019年6月4日，宁波
7月5日，马赛
镜头
温水洗锅。水流拂过手背，细小的泡沫躲闪、漂移，终趋于沉寂。最后一朵泡沫钻入洗涤池的吸水口。整个过程近乎一场时间的艺术。
去冰，洗鸭。想象鸭叫。想象鸭之五脏六腑翻腾雀跃。想象鸭血如人骨滴入磁盘，窸窣有声。鸭合眼，不再挣扎。
切鸭。
宽口刀。刀起刀落，鸭遁于无形。鸭块如渔舟散布，零星血迹如点点波光。一旁，吃鸭人摩拳擦掌，却空有隔岸观火之能耐，没有小试牛刀之勇气。
鸭块入锅，油水翻腾。啤酒一厅，料汁几勺，鸭香弥漫房厅。做鸭人收起刀具，似欲插入刀架，却见手腕一抖，一道白光如螳螂出鞘。吃鸭人趔趄后退，七窍出血，倒在墙边。
切人。手起刀落，人遁于无形。人块如渔舟散布，零星血迹如点点波光。一旁，吃人的人跃跃欲试，却见一把手枪正悄悄逼近太阳穴。
一刹那，寒气阵阵。硕大的烹饪间只听见两个男人一起一伏的喘息。
人块入锅，与鸭块汇于一色。
“你是谁？”领导人扶了扶眼镜，镇定自若。他的双眼依然细细观察着人鸭煮的火候。
“该加水了。”少顷，他说。
小丑一手拿枪，一手摸出水瓶，又从口袋拿出一包白色粉末，撕开封口，一起倒入锅中。
“毒药？”
“春药。”
“狗屁，我看像白巧克力粉。”
“那就白巧克力粉吧，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白巧克力粉。”
“不改了？”
“不改了，哥。”
领导人缓缓扭头，直视小丑的眼睛。小丑颤抖着，慢慢放下枪，无辜的眼眸含着泪水。
他们拥抱、寒暄，相见恨晚。
“开始行动……”领导人正说着，却直挺着眼白抽搐了一下。他的背后，一颗银制的蛋壳穿过皮肉，穿破他的心房。火药无声地炸开，领导人瞪大双眼望着小丑，小丑一点一点放下搭在他肩上的手臂。
他的脸上露出一个难以捉摸的笑。
“你来吧。”小丑把女人叫到身边，指了指锅里的肉。
“今晚我们一起把它吃掉，好吗？”
2018年10月17日，蒙特利尔
2019年6月21日，高山
假面
雨中踏遍半座城，苦寻心仪之假面，未遂。
回屋望见镜中人影，细丝粘面，藕断丝连。
那苦寻之假面，竟乃未诉之人心，戚戚前行，依依回望。
哦，我的上帝。
2018年10月31日，蒙特利尔
2019年7月1日，波尔沃
两则新闻
1 大麻合法化
前一阵子大麻在蒙特利尔合法了，有人问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对此的立场其实和对绝大多数社会及政治问题的立场相似：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站在什么样的阵营，只要你的观点或决定是出于理性而非盲目，我都会尊敬你。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是理性的，那么无论如何它都不会失控。从另一个角度，理性也是文化和政治多元的惟一先决条件。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大麻合法化之运动是个很难被从道义上定义的事件。把它合法作为一个政治宣言，有它进步的地方；但大麻本身作为烈性烟草，过度使用会影响健康，对其过度的通融也会造成社会困扰。这个问题和很多困扰全球的社会问题（如对西方国家而言的难民问题）一样，很难从一端下手完全消灭另一端。所以但凡类似的事情，有人积极促进，也有人积极反对，这本身就挺好的。说到底，那些真的抽大麻、须要大麻的人，即使它不合法合法，他们也是会去抽的。
总而言之，只要你不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无论你对什么样的事情抱有怎样的观点，我们都可以成为朋友。但你把上述这句话对狂热分子说等于对牛弹琴。狂热分子是永远不会把自己当做狂热分子的，他们只觉得自己是真理的捍卫者。
当你变成天使，你的对面站满了罪人，这就是你精神失控的开始。
2 “公交泼妇”
前一阵出了一个新闻，中国某城一位公交司机因受“公交泼妇”的骚扰“失控”将车开进了河里，死了不少人。事出之后，网上有很多谩骂之声，直指“公交泼妇”，认为是她杀害了车里这么多的生命。
我不否认“公交泼妇”这样的人群的存在，但在这个事件中，不应把她喧宾夺主作为这个案子的主谋。这位公交司机是个职业司机，既然这是他的职业，那么在任何情况下，维护乘客的安全就是他本职的工作。且不说被一位妇女骚扰，就算是被一把枪顶着额头，他也有责任先将车停好。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他的业务不过关，出了任何事情，首先是他本人，而不是致使他犯错的人，负责。
有人说，人在失控状态下是会做出任何事情的。我同意。但他站在那个岗位上，首先就不应该失控；失控已经是一个错误。
指责“公交泼妇”没有错，但将对这样的人的偏见肆意叠加在任意一个事件上，将其放大然后攻击，则体现了一种群体价值观的扭曲。当由偏见产生的仇恨湮没理智，真正失控的其实是那些义愤填雍的键盘侠们。
2018年10月23日，11月2日，蒙特利尔
2019年7月1日，波尔沃
艳阳天
习称帝后，中国舆论（或言论）审查之风已悄然改变。原先，只要不触及“特定题材”就不会被查处。在“特定题材”之外，一个人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这种政策某种程度代表的是一种维稳的思维，是保守主义。
习不保守，他极端。他治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全民言论（及思想）的一致性，即和他一致。无论什么事情，媒体都应当引导全民一致反应，并消灭那些不一致的反应。通过对千千万万的事情采取这样的引导，党将逐步控制人民的思维方式，继而主导他们的思维。其结果即没有人会再去反对党，也不会再有人去反对习本人——而非像之前那样，有人反对，只是其他人听不到。因此，在当前政治环境下，被禁声不再仅仅是因为你触及了不该触及的主题，也可能只是单纯因为你说了和别人不一样的话，表达了和别人不一样的观点。即便你讨论的主题看似无害，你的话本身与政治无关，也会被当做是危险的。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有趣的媒体平台，尤其是自媒体，会越来越少。直到我们每个人都习惯生活在一个没有异见的世界里，我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大脑会变得非常单纯。每天惟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看着新闻里“伟大的祖国”在世界上多么强大，然后努力赚钱，因为孩子地幼儿园学费越来越贵了。
2018年11月13日，蒙特利尔
2019年7月2日，赫尔辛基
心境三则
1
到了雅典，错过了计划要坐的巴士班车，下一班要两个小时之后。
准备小憩一会，然后在车站的咖啡厅继续写Meitar Ensemble的委约作品。
飞机上一直在读奈保尔的印度游记。他笔下1960年代的印度，总让我想起今天的中国。
相比飘雪的加拿大，希腊要温暖许多。一路辗转，却颇感疲惫。随手翻翻朋友圈（被我删得只剩三四十人），亦无从悲喜，只觉得自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挺好的。
2
歌德学院的Asian Composers Showcase今天公布了结果。四个作曲家里有两个中国（大陆）人，我都不认识。祝贺你们，向你们学习。
同样是今天，确认了明年五月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委约，我会带着新作品回到北京。
还是今天，又一个学期结束了。很用心地给自己做了晚餐。吃着晚餐，心里却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失落。高兴与失落，兴奋和焦虑，总是交杂在一起，像一对难散的情人。
前几年一位同行对我说，一般一个作曲家每投25个申请就会得到一个offer，包括入围音乐节或短期学院、被委约、比赛得奖或提名等。如果你得到offer的频率高于这个比例，就说明你是你这个类型的作曲家里比较优秀的。
我猜这个25:1的比例应该是他即兴编出来的，不过两三年前当他跟我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确实连这个比例都还没达到（现在好多了）。那时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的一堆同学走进当时我们学校的工作室，看到我抱着电脑，不是在写曲子就是在投申请。一面是桌上摊着的纸和笔，一面是电脑里的PayPal页面。唰，飞出去一笔申请费，有去无回。
感谢我在研究生院的电子音乐老师Davide Ianni在2016年夏天第一次把我带到欧洲。记得当时我的曲子演完的时候，除了个别的人过来和我握了下手，大多数的同场作曲家都面无表情地从我面前走过，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
后来我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询问了他们对作品的看法。再后来，我们一起喝咖啡，一起喝酒。我发现，作品是作品，生活是生活，我们还是好朋友。
今年12月，也就是前几天，我又一次在欧洲和一群同行喝酒吃饭。当时刚排完练，手上还带着一份作品的总谱。有个同行戳了我一下，要过我的谱子，翻了大概五六分钟，还给了我。
第二天又是我的排练，我发现这个人抱着一个咖啡早早坐在那里等我，认认真真听了一个小时，然后笑着——其实都不能算是笑，就是嘴角向上撇了一下——对我说了句：“作品不错。”
我那个激动啊，当时就想把这个瞬间发到朋友圈上去炫耀，可又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个炫耀法。“作品不错”，怎么听怎么像一句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评价。如果想的话，我每天都能在北美听一万句花式赞美，又何必跑那么老远来听你一句“作品不错”？
此时桌前又是满满一叠谱纸。新年又会很忙。忙着写曲总好过忙着纠结。电脑屏幕里却还是那熟悉的PayPal页面，唰，又飞出去一笔申请费，希望这次不是有去无回。
3
还有七个多小时飞以色列，坐在新打印的空白总谱纸前，心绪万千。
很快就又要年长一岁。习曲多年，却依然没有学会如何平静面对得失。
智慧告诉我们自己的渺小，愚昧却助长我们的骄傲。当依然沉浸在获得的喜悦而不能虔诚地面对自己的创作时，一个音都不该写。这就是一个作曲家的苦行，其余的一切荣辱得失，皆身外之物。
新年了，许个愿吧。去了那么多地方，遇到那么多人，受了那么好的教育，愿你早日走出无知和愚昧，成为一个合格的作曲人。
加油。
2018年12月11日，雅典，12月21日，29日，蒙特利尔
2019年7月2日，赫尔辛基
从《阿拉丁》真人版说起
去影院看了《阿拉丁》的真人版。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阿拉伯世界，所有演员的造型也像那边的人，但所有的歌舞却都是好莱坞的快餐音乐，整个故事也完全改编得像一个西方语境下对政治正确的宣传。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你把影片的地域背景换掉，现有的音乐依然也可用，故事梗概也能套。因此，表面上这部片子借鉴了异国的文化，事实上它却是一种对异国文化的入侵和消解。事实上，美国政府之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野心和中国大陆政府基于香港的野心很相似，而文化入侵似乎成了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武器。
《阿拉丁》上映，观众蜂拥而至。如果是一部阿拉伯人自己拍的歌舞电影，看的人恐怕就会少很多。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会去喜欢千篇一律的快餐文化多于自己拥有历史沉淀的本土文化？为什么麦当劳和星巴克会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挤掉原本代代存在于那儿的本地美食？也许美国人正是抓住了信息时代的人没有时间沉静的特性，将自己无聊的文化产品包装成一种可以迅速使用的物质价值，并通过国家强力在全球范围大肆宣传。《阿拉丁》里的音乐旋律简单，配上清晰易懂的故事和单纯的情绪带动，一个观众不需要思考，就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笑。回头一看，其他人也正和自己一样。同样地，麦当劳的食品毫无品尝价值，但迅速、温和，能让人轻轻松松感受到一种填饱肚子的愉悦。回头一看，身边的其他人也正和自己一样，更觉得理所当然。
快餐音乐和饮食就像鸦片，让你觉得满足。通过与其他满足的人之间产生认同感，又让你耽于庸俗，而不再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你不再去追求比现有的满足更高级的价值，也渐渐不再对那些依然在追求这些的人保有兴趣和尊敬。当这样的风气浸染至学院或专业层面，不禁更让人担忧。当音乐成为繁忙生活的背景，进食沦为一种充饥的习惯，每一个人的追求都变得和别的人没什么不同，人类文明千百年来赖以为傲的遗产终将死无葬身之地；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也将变成被一种历史的陈余。当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被踏平，人将死去。反过来说。当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或蔑视历史的政党想要从精神上操纵你，抹平你身上历史和文化深度却正是它想要对你做的事情。
为了给自己无聊的艺术做宣传，无聊的艺术家们发明了一整套自我辩护的体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即一种反间话语术：把别人的特点，同时也是自己所缺失的，说成自己的优点；再把自己的问题反过来扣在对方头上，变成对方的缺点。以音乐创作为例，一个人写的曲子愈没有特点，愈和“市场上”“它这样的音乐”相似，作曲家在各种场合谈论起自己的音乐创作时，就愈要着重强调自己作品的个性，并将“独立”、“追求自己的声音”、“创作自由”等他所缺失的挂在嘴边，仿佛信条。当谈起那些真正独立的创作者和作品，却反要污蔑其空有外表，实则近似。久而久之，芸芸听者不是被他的创作，而是被他的话洗脑，丧失自我判断，就好像事情一开始就像他说的一样。同样的政治手腕也被某些共产主义国家用于治国——当一个国家没有自由和人权，也缺少法制的权威时，它就偏要把自由、民主，和法制写进自己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口号的平面消除涵义的纵深，最终起到给民众洗脑的作用。
在美国并非完全没有独立的音乐创作者，且一般认为他们能得到尊重，并拥有创作的自由。但美国的独立作曲人是零星的，在令人生厌的主流作曲者的浓雾下，他们很难形成类似欧洲同行那种群体性的力量。这样的情况很难不被认为是舆论引导的结果。美国——一如它的一些如假包换的共产主义兄弟——有一套成熟的将艺术作为宣传工具的手段。如果说共产主义国家把艺术作为捍卫自己统治的工具，在美国——一如前文所叙——则是对其他国家文化入侵的武器。正如只有把句子简化为口号才能让人更容易记住，文化和音乐也必须简化为通俗易懂的标识才能让他人更轻易地接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主流美国新创作作品听起来较十百年前，从艺术造诣上毫无创新和进步的原因。它不须要变得更深奥；相反，它须要变得更俗。
主流音乐家当然是不喜欢那些“奇怪的人”的，但美国毕竟是一个自称“全球化”（现在这一点已被打上问号）和“文化多元”的国家，再不喜欢也不能直接将其定为有罪（从这一点上，共产党显然更直接）。于是，主流对非主流的迫害只能在暗地里进行。对那些不能被破坏和洗去的，就通过制造舆论和学院竞争等或明或暗的方式，将它们打散，把它们变成地下的、地方的、小众的，再假惺惺地于所有这一切的缝隙中给它们一点点可有可无的自由。这个被完全控制的所谓自由却又被他们无限放大，以佐证自己的open-minded。
如果说共产主义国家是红色的，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是五颜六色的，美国则是红白两色的。很多的红和一点点白，红所得到和掌控的让其信徒死心塌地，白所残存的也能让其追随者不至绝望。如此一来，反而营造出一个文化多元的假象。
我想起一件私事。有一天我经过某个美国的机场，被要求二次开包安检。当看到当时那些正在被进行同样检查的全是亚洲面孔时，我随口问了检查员一声，为什么只检查亚洲人的包，那些白人和黑人呢？检查员立即大惊失色，因为我提到了“黑人”这个词。尽管我也提到了白人，并且无论“白人”或“黑人”都只是作为一种对事件的陈述，她还是立刻叫来了她的上司，不由分说将我定义为“种族歧视者”，在我完全没有再说一句话的情形下（我当然在尝试为自己辩解），不停做手势让我闭嘴，并告诉上司：“I’m not dealing with this.”
这件事看似与本文之前内容并不相关，实则不然。当一个国家，它的言论自由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任何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将被视为异己。如此言论（和创作）的自由只是一种假象。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和某些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一样，不过只是一个宣传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实践过程中，一部分人、人群，或人种将成为受益者，也有一部分将不断成为牺牲者。但无论是受益者还是牺牲者，都只是统治者维护意识形态的道具而已。
其实，在美国院校中，留学生，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接受主流美国价值观（不管他自己是否，或在多大层面上，了解真相）者占的比例也许要比本土学生更高。你觉得可能不是这样，是因为相较于本土学生，留学生的人数本来就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首先要认同一个国家，喜欢它，觉得它能给你在你自己的地方得不到的东西，你才会去那里上学。很多共产主义国家的高官把自己的子女送去美国念书，也是觉得那里的教育更好。也有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得不到认同，出于一种被自卑心支配的逃避心理远渡重洋，在另一种体制下重新收获了信心。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在他的领域是强的，那么他在哪里都应该是强的。即使在某些意识形态下他的强不被认同，他也不会灰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可以做什么。换言之，那些只有依靠特定体制或环境才能取得某种程度上的成功的人，比一般的人更容易成为那种体制或环境的走狗，对它所宣传的一切死心塌地。反过来，大多数体制或环境又恰恰喜欢并接纳那种有可能变成自己走狗的人。因为他会为你宣传，为维护你而大胆发声——即使面对其它所有的一切，他都是懦弱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告诉你：不要谈论政治！当他在谈论并维护他的上帝时，他所谈论的却恰恰就是政治。这也是政治宗教性的一面。
2019年5月25日，北京
6月22日，金泽
从一个讲座说起
今天去学校听了一个加拿大教授的讲座，讲他自己作品里的一些核心元素：对巴洛克装饰的重新审视、对不同时代之风格的拼贴、对结构和解构之关系的运用，等等。快结束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讲的这些元素都已经不新颖了，几十年前就有很多人提出并运用到实际创作当中。请问你怎样让自己的作品在这么多有类似理论或美学背景的作品中出众，以至于大家在泛滥的当代音乐作品中依然能找到理由去听你写的东西？
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却引起了一位旁听教授的激烈反应。我刚问完，他就几乎立刻打断正要回答的主讲教授，张牙舞爪地反问我，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不该去问你自己吗？好，你现在就问你自己：为什么在泛滥的当代音乐中，我依然会去听主讲教授的作品？
这位教授反应如此激动，可能觉得自己的同事受到了质疑。他的这种敏感是对的，正因我觉得主讲教授的作品颇为无聊，即使拉来那么多理论为自己的做注脚，也无法掩饰作品质量一般这个事实，才做了上述这个提问。更何况，他讲的这些内容，虽符合逻辑，用语成熟，但无非一些陈词滥调，其实和音乐本身一样无聊。在学术圈里，质疑是被允许的。如果因为学生质疑教授的作品就要如此匆忙而激愤地为自己辩护，那只能更加显出这些教授在质量和才气上的脆弱。
但这位教授的激愤却又是可以理解的。在北美（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北美了），所谓的提问往往即使不变成恭维，也只是一些要么不痛不痒，要么非常抽象和中立的问题。北美人钟情于The perfection of a working process，总是给予对作品的解释过分的尊重。很多人的作品写得不好，但解释得很好，反而获得比写出好作品的人高得多的评价。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作品，通过解释都能获得某种价值，再通过对这种价值迷宫般地一再深究，都能获得一些似是而非的、看似很深奥的结论。但所有这些只和作品分析本身有关，其产生的价值也是分析的价值，并不一定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对一部极其糟糕的作品也能写出非常优秀的分析文章，但如果对作品的讨论完全变成为了分析的价值而讨论，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听一个作品呢？直接搞一个random notes generator然后开始分析不就完了？
曾几何时，情形还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讨论音乐，或其它任何事情，至少是更尖锐、更直接的。事实上，政治正确的风潮也在慢慢影响学术界。今天的作曲家们用抽象、高深（却往往腐朽）的语汇包裹自己越来越无聊的作品，对它们的质疑和批评却变得越来越不恰当。个人的preference被与偏见画上等号，取而代之以“平等”与“客观”。殊不知正是这种平等和客观杀死了我们时代的好作品，让无数滥竽充数的残次品站上了它们不该站的位置。少了棱角的新音乐作品变得愈发没有听头，愈发不分彼此，90%以上的新音乐作品音乐会都让人听得昏昏欲睡。
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点粗暴的人，与其花一个小时听你解释在“这个壮丽的装饰音背后的去功能化含义”，我更愿意花20分钟去听一个真正有趣的作品，然后把剩下的40分钟用来自己创作。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好作曲家，而不是那么多装模作样的演讲者。
2019月5月7日，蒙特利尔
6月23日，京都
狗逼物语
狗仔长大了，变成了狗逼。狗屁爬到了天桥上，看着桥下的车流。
狗逼心想，曾经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现在我爬得比他们都高了。可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吗？什么都没有。星星还是离我那么遥远，耳畔的风声还是那么凛冽，这个操蛋的世界还是和小时候老狗跟我说过的一样。
狗逼想着想着，觉得挺伤感的。
于是狗逼努力想一些快乐的事儿。狗逼想起那年春天的小山丘，它和母狗爪并爪，在青草地上跑。母狗说，我饿了。狗逼说，那我们去找根骨头吧。它们一路滑下小山坡，看到山谷的河边立着一栋小别墅。母狗对狗逼说，你等我一会儿，我去看看里面有没有骨头。狗逼望着母狗一路小跑，跑进了铁栅栏门。
母狗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狗逼后来听说，母狗变成了一条宠物狗。
狗逼又望星星。星星很多，一闪一闪的。挺好的，狗逼心说，真好。
两个制服拿着打狗棒，慢慢悠悠地爬上了天桥。
你们来了，我等你们好久了。狗逼说。但制服听不懂它的话。
狗逼只能很不情愿地抖了抖身子，面朝着制服瞪了瞪眼，努力装出一副暴徒的样子。
汪，汪，狗逼说。
这下制服听懂了，举起了打狗棒。他们的眼里透着执法者的尊严和共和国的威严。
好啦，来吧，我准备好了。狗逼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2018年8月25日，圣保罗
2019年6月23日，京都
新宿集
这个集子收录2018年9月至19年6月创作的杂文。
碎片三则
1
有时一个人太牛逼了，他的后人想要超越他就只能反对他。学术界偶尔会有一种误解，把某些可能只是为个人功名所迫的对权威的挑战视为思想的进步。
2
批判要建立在智识的基础上，否则你的批判可能会在不明所以的人中造成盲从，也会在受了相关教育的人眼中放大自己的幼稚。你确实可能得到一种“被跟随”的成就感。但真正做学问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就该比被关注和追随更高。
3
在西方有不少人，尤其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争先恐后地表态自己的政治正确，这和在国内有很多人竞相表忠心是同一个原理。也许对他们而言，附庸是出于恐惧，出于无法承担不附庸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对其职业生涯的影响。
2018年12月11日，多伦多，4月14日，蒙特利尔，5月9日，上海
2019年7月2日，赫尔辛基
架子、玩偶、懦夫
有时一个人只看到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却把它当做其全部信仰的来源。
但这句话本身也无非卖弄。对“世界很小的一部分”的定义是相对的。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一个中国的二线城市，当我13岁来到北京时，它像是世界很大的一部分。之后我又去美国留学，北京又变得不那么大了。几年前，我开始环球旅行，这些经历，尤其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发现自己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又有了新的变化。所以，一个人心理世界的大小取决于他（她）认知的广度。你向一个对自己生活的圈子之外的世界少有认知的人说：你真狭隘，你很幼稚。他只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还有一种人，当他从一个地方旅居另一个地方，在看到更多的人，经历了不一样的生活后，却依然把原先世界所经历和认识到的当做真理，以致即使在新的地方生活了很长时间，其行为举止依然如故。人生阅历似乎并不能改变他的无知和浅薄，反而让他产生一种更加急迫的自豪感。这些人总让我想起阿纳金·天行者的那个机器人，R2B2。它被造出来的时候大脑中被设了很多代码，这让它显得聪明，能帮助主人在复杂的战斗情形下找出最合理的战术，在重重迷雾中化险为夷。可后来它的主人变了，倒向了黑暗面，做了可怕的事情。它也许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站出来制止他。为什么？因为它的代码中没有这么一条。R2B2有很强的逻辑能力，但它不会怀疑。当生存环境改变时，它无法从新的环境中作出必要的改变，因为它的大脑已经被设定为对旧有环境绝对的认可，以此来保证它对主人绝对的忠诚。
但人不是机器人，人有怀疑自己所曾相信的东西的能力。你所经历的每一个新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把自己封闭在一口井内，把每一个新接触到的事物和观念都当做井外空间一闪而过的幻象，那么是你自己杀死了自己的未来。你看到的幻景越是让你觉得美好，你就越有一种想要捍卫自己的冲动。它看起来像是一种自豪，其实是一种自卑。是你潜意识的怀疑在敲打你，可你却没有勇气承认它。很多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待不下去，回到原来的小世界才能找回自尊，就是因为无法承受这种扭曲的自豪感所带来的空虚和独处时隐秘的疑虑。
我想，一个人想要实现自我，并非一定要成为一个强者。但他一定得是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固化的架子，一个装模作样的充气玩偶，一个活在虚假繁荣里的懦夫。
2019年3月15日，蒙特利尔
7月2日，赫尔辛基
衣冠
面店在学院的反方向，吃完面后穿过几乎整个校园去音乐楼上课。很久没有在学校里走路，恰逢课间，一簇簇匆忙而年轻的身影穿行在学校花园纵横的小径上。记得数月前自己也曾多次在这里闲逛。那时正值事业较低谷，情绪较低落，也不怎么忙，就常常穿行于人群中，反倒觉得这些青春洋溢的脸庞给自己以莫大的力量。时隔许久，当我再一次走在同一条路上，却尤觉人群甚拥挤，挡道者甚多，说笑声也甚大，又觉得这些人颇肤浅，搞得我心烦意乱。
不同于当时，如今我处在平稳期。作品堆积，四处奔波，邮件不停。本来人生起落是正常现象，可竟影响我看待其它人事物的态度，且反差之大，令我吃惊。也许是我太忙了，想要尽快走到目的地开始做事，可自己毕竟有时间吃面喝啤酒发朋友圈，却不能让一群本科学生在面前慢慢走路，在身边高声聊天吗？
也许我终究只是个自私的人，孤独失落时总渴望这世间多一点天使，仿佛什么人都可以带来正能量；繁忙得志时又觉得这世间多障碍，最好通通给我让路，我可忙得很。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像个禽兽。
于是改道直奔服装店。既已是禽兽，若不备衣冠，何能处事亦不惊兮？
2019年3月18日，蒙特利尔
7月3日，赫尔辛基
从一个误解谈起
昨晚和一个朋友聊天，他问我怎么对北美的简约派音乐有那么大意见。这是个误解。我的“意见”并非针对简约主义，而是针对那些看起来像制作（produce）而非创作（compose）出来的严肃音乐作品。恰好大部分北美的带简约风格的音乐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于是才有了以上误解。对于非简约派的作品，如果让我有类似的感觉，我也会有同样的批评。
就这个话题，我给他讲了一个比喻。假设我有个好友来家里吃饭，我花了三个小时认认真真煲了一个高汤给他下面，他吃了对我说：“哇这个味道真酷，跟前几天我在亚洲超市买的速食汤面的味道一样好！”我的朋友可能是个外国人，可能不了解他面前的食物的性质。我作为招待他的人，知道真正的汤面是什么的人，就有必要引导他，而不是从下次开始就给他做方便面吃，反正他不是说了，吃起来都一样。
那些粗制滥造的肤浅作品对我来说就像是速食面。我不能说它不好吃，速食面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速食文化和饮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用做速食的方式去做正儿八经的饮食，然后取悦你的食客，觉得反正他们吃不出来，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天真的食客不明白你做的是什么，你可以引导他，启发他。你不引导，不启发，反倒去迎合他，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认识到真正好的烹饪。你是活得容易了，可你也把自己活成了行业里一个浑水摸鱼的流氓。
我倒不是说严肃音乐的每个作品都必须既复杂又抽象，但它确实要有比娱乐性质的作品更深刻的内涵。所谓肤浅，即当你看到一个对象或一件事物的时候，立刻明白了它是什么，而它也确实就是那个东西，一点也不比这更多。真正的艺术应当让人产生思考的欲望，每个人沿着它所提供的起点往下走，沿途所看到的都不一样。而它也绝不会像速食艺术一样，简简单单就能被捯饬出来。
有人说你不要那么精英主义嘛，写个曲子流行了就好。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宁可去听流行歌。我确实听很多的流行歌，就像我也挺喜欢吃速食面。但我不会去吃那些明明不是速食食品，吃起来却像速食食品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行业有很多的流氓，且越是流氓，往往越懂得自我包装。年轻的学生不该爱慕虚荣，看谁名头大就去崇拜谁，附庸风雅，战战兢兢。这样只会助长盲从，继而群体性地迷失在风口浪尖。谨记，我们是堂堂的作曲家，不是时代的傀儡，也不是大人物的臂膀下一小片微不足道的阴影。
2019年4月7日，科莫
7月4日，巴黎
调笑令
其实特立独行者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就我自己在世界各地演出的经验，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活动，都会有至少一两个作曲家，要么着装特别，要么举止异人，总之很有“自己的风格”。坦率地讲，我觉得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写得都很一般。相反，有很多写得好的人，看上去都平平常常的，且不说是否平易近人，至少很有礼貌，举止得体。
“艺术家”这个词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有一种误解，觉得要么是那种随便讲个话都要了不得的，要么是明明没嗑药非要像磕了药的。其实这些都只是空洞的外壳，骗骗外行人的。不是说不可以有，但绝对不是标配。真正的艺术是一门学问，谁都有资格做，做了以后这个人本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至于把所谓姿态统统流露在外的行径，那不是风格，是哗众取宠。取宠完肚子里要真有东西，也行；只怕大多数哗众者的行为无非是出于难隐的自卑，这些人实则资质平庸。
你又说，那怎么那些摇滚明星就那样？摇滚和严肃音乐本就不是一个东西。那些摇滚人，你不让他去摇滚，他也那样。而且他那不那样跟他的歌好不好也没有绝对的关系。
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家，你只有看到他（她）的作品才知道他的价值。这话也不对——可能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一个艺术家的价值是你永远都不会懂的。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为你尊重的人，一个在你看来拥有可贵人格的人。对一个艺术家，他的专业和事业可能在象牙塔尖上，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但当一个人通过尖顶之下的那些地方去判断他，他若依然立得住，那我想无论他作为自己专业的从业者是否成功，作为一个人至少是合格的。
2019年4月12日，米兰
7月4日，马赛
两个姓氏
我今年有个ABC学生，平时不怎么跟班上其它的亚洲或亚裔同学说话。他有个很要好的白人女生朋友，他们是“Study Partner”。
这个学生对课业很在乎，有很多的问题，但他不来我的office hour，而会在课前直接问instructor（一个英国人；我是他的助教）。即使我也在场，即使有时我面前的队短很多，他也会耐心地排在另一队的后面。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是快要考试了，而他知道是我判卷。
我们常常无意间在课间碰到，他几乎从不跟我打招呼。
他的last name是“Zhang”。我们发改完的卷子时会让学生排队报自己的姓氏取卷。他每次都是：“建”。第一次我没听明白，让他拼出来，他拼完我随口重复了一遍：“哦，张。”他立刻——估计也是随口——回复：“嗯，对，建。”
我还有一个跟他背景类似的女学生，她的last name是“Liang”。第一次取卷的时候她说：“莲”。在我重复后，从第二次开始，她都会努力在我面前发对“Liang”这个音。
我觉得任何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觉得对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从没有人规定“Zhang”和“Liang”到了北美还要把音发得和在中文里一样。可能是我从拥有这两个姓氏的人的对比中看到了一些更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让我觉得不舒服。但这些也都只是我个人的偏见而已。可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在想，可能这也恰恰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西方世界那么排斥一些所谓的偏见，那么强调政治正确。那位张同学，它属于，或投靠了西方，接受了其大部分的价值观，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在不同文化环境下成长的我眼中陌生的人。奇怪的是，我看一个白人或黑人就没有类似的陌生感，而他的姿态就分外让我觉得受伤。这种伤我还不能说，我说了就会有人告诉我，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太敏感了。
我不否认很多时候政治正确是一件好事，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让他们得以有资格去追求自己在过去难以企及，甚至难以想象的生活和成就。但有的时候，政治正确也是一件让人觉得遗憾的事情，因为它在改变一些人的人生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维护人类社会的公正性。
2019年4月17日，蒙特利尔
7月4日，马赛
一道界线
一个人有支持或反对一个观点的权利。这和他（她）这个人，和观点本身的深刻或肤浅、极端或中庸无关。但你在表达观点的同时不能进行道德绑架，当一个观点在你心中上升为教条或真理，而你想要别人也变得和你一样，这就可能会带来危险了。
观点是学问的一部分。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是有一条界限的。
当一个人说“我认为……”的时候，他可能是出于学问的考虑。而当“我认为……”变成“我们大家都应该……”的时候，这就不是学问，而是布道了。没有人“应该”怎样，或者说，凭什么人就“应该”那样。如果一个人同意你的观点，在你身上获得共鸣，那是因为观点本身的强大，而不是表达者的野心。
当阿道夫·希特勒在巴黎美术学院的门槛上意识到自己在专业上的薄弱时，他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它没有继续努力钻研绘画，而是试图借助一种类似宗教的手段唤起众人的注意。这个世界少了一位平庸但也许亦能创造某些价值的画家，多了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希特勒，他们无非只是没那么极端而已……
2019年4月22日，圣彼得堡
7月5日，马赛
禽兽
昨日去影院看电影。在电梯里偶遇一对母子，孩子约四五岁模样。母亲指着电梯上的宣传海报，问儿子想看哪一部。见儿子不答，就指指我说，要不要问问叔叔然后我们跟他看一样的？我说，我要看的不在这个墙上。少妇问，那你要看哪部？答，罗马。少妇愣。解释，一个墨西哥导演的新片，可能看的人比较少。少妇扬声，哇，文艺片？答，不知道，还没看呢。少妇笑，文艺青年嘛。回，不是啊。少妇尬笑，怎么不是文艺青年？不知如何作答，谈话止。
不是我不会聊天，只是不想被这么轻易就贴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你我素不相识，刚讲了两三句话，你就扣我一顶“文艺青年”的帽子，若整个国家的人的思维都这么运作，那该有多可怕。
其实还是你不够吸引我。
2019年5月13日，宁波
7月5日，马赛
关于北京胡同改造的两个瞎扯
1
你要做一件事情，负责这件事的人一定得是懂行的，不然你请再多专家来也没用。专家也是人，权力面前，他们也要活命。
2
永远不要去粉饰。物以真为贵。你以为自己把它改了一番，变得更好了，其实你杀死了它。你把一个真的、自然的，变成了一个假的、授意的，这不是改造，是以权力为倚靠对文化进行摧残。
在中国，有一种思维根深蒂固。家中，父母渴望掌控子女的人生，渴望对他们的重要决定拥有知情权；渴望他们把情人都带回家，甚至安排他们的婚姻。国家层面，当权者希望控制人民的言行，掌握他们的生活，希望对他们生活的社会有监视的权利，希望他们在自己面前是透明的。
胡同无论被改成什么样，体现的都只是当权者的私欲。如果中国人无法从内心深处由一个卑微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平等的人，由一个臣民蜕变为一个公民，他们就永远只能活在牢笼中，像个天真的囚犯，明明失去了自由，还觉得自己活得很好。
2019年6月2日，丹寨
7月5日，马赛
“宝贝，中国报道我了！”
那个主持人是中肯的。5G技术确实可以让对个体的监视变成现实，这估计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华为发展该技术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在本质上与中国是很像的，甚至中国政府更多只想监视“自己人”，美国是真的想要监视全世界的。它现在就算耍赖也要阻止华为，其实是要阻止中国变成“第一个拥有5G技术的国家”。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拥有5G，阻止5G的发展本身毫无意义。但如果你是“第一”，就会享有很多特权。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想要让自己成为“第一”，以防止特权旁落。
有人说华为和特朗普之间是一场企业与国家间不公平的较量，是不对的。两边都是国家力量。华为的背景就不说了，特朗普也不是孤立的。在他的背后，有国家力量在支持他。事实上他可能是冷战之后行使国家力量以达到政治目的最频繁、最集中的美国总统。
但至少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在道德上依然确实是不公平的。尽管目的是否纯洁有待商榷，但中国确实是在发展技术；而美国确实，到目前为止，是在无理取闹，在捣乱。不过从结果论的角度，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第三方国家而言，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实际利益考量，在日后被美国监视都要好于让自己处在一个被共产主义中国监视的可能性中。美国在世界范围拥有一定的信用，而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几乎沦为暴政和杀戮的象征，且这样的印象，由于其在历史中的真实性，短期很难被改变。也因此，几乎所有牵涉到的国家都愿意或明或暗地配合美国打压华为。对其中的西方国家而言，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宣誓”，告诉你，这是“西方”，不要挑战我们，我们会联合起来对付你。
在国内有人发牢骚，说特朗普真赖。其实他只是延续了美国政府一贯的作风。只不过一般的总统都偷偷地耍赖，他非要耍到台面上，还当做一种炫耀。今天的总统若是奥巴马或希拉里，他们还是会打压华为，可能更阴险，更残暴，只不过普通人可能难以察觉。你可能都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美国的5G就领先了，而你将接受这一点，就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一样。很多美国的知识分子不喜欢特朗普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明明可以做得滴水不漏的事情，他非要把它搞成一个大新闻。当然他们不可能明说，所以只能通过其它的理由表达自己的愤慨。
政治总是黑暗的。在它的每一个表象下面，往往都有一个更黑暗的深层目的。特朗普狠，但他也二。很多时候当他说什么的时候，他指的就是他说的。作为政客，他是不合格的，但他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话题，让人渐渐看清美国的同时，也让我这样早就看清它的人觉得今天的美国与之前相比，虽还是一样的傻逼，但至少没那么畸形了。
2019年6月4日，宁波
7月5日，马赛
镜头
温水洗锅。水流拂过手背，细小的泡沫躲闪、漂移，终趋于沉寂。最后一朵泡沫钻入洗涤池的吸水口。整个过程近乎一场时间的艺术。
去冰，洗鸭。想象鸭叫。想象鸭之五脏六腑翻腾雀跃。想象鸭血如人骨滴入磁盘，窸窣有声。鸭合眼，不再挣扎。
切鸭。
宽口刀。刀起刀落，鸭遁于无形。鸭块如渔舟散布，零星血迹如点点波光。一旁，吃鸭人摩拳擦掌，却空有隔岸观火之能耐，没有小试牛刀之勇气。
鸭块入锅，油水翻腾。啤酒一厅，料汁几勺，鸭香弥漫房厅。做鸭人收起刀具，似欲插入刀架，却见手腕一抖，一道白光如螳螂出鞘。吃鸭人趔趄后退，七窍出血，倒在墙边。
切人。手起刀落，人遁于无形。人块如渔舟散布，零星血迹如点点波光。一旁，吃人的人跃跃欲试，却见一把手枪正悄悄逼近太阳穴。
一刹那，寒气阵阵。硕大的烹饪间只听见两个男人一起一伏的喘息。
人块入锅，与鸭块汇于一色。
“你是谁？”领导人扶了扶眼镜，镇定自若。他的双眼依然细细观察着人鸭煮的火候。
“该加水了。”少顷，他说。
小丑一手拿枪，一手摸出水瓶，又从口袋拿出一包白色粉末，撕开封口，一起倒入锅中。
“毒药？”
“春药。”
“狗屁，我看像白巧克力粉。”
“那就白巧克力粉吧，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白巧克力粉。”
“不改了？”
“不改了，哥。”
领导人缓缓扭头，直视小丑的眼睛。小丑颤抖着，慢慢放下枪，无辜的眼眸含着泪水。
他们拥抱、寒暄，相见恨晚。
“开始行动……”领导人正说着，却直挺着眼白抽搐了一下。他的背后，一颗银制的蛋壳穿过皮肉，穿破他的心房。火药无声地炸开，领导人瞪大双眼望着小丑，小丑一点一点放下搭在他肩上的手臂。
他的脸上露出一个难以捉摸的笑。
“你来吧。”小丑把女人叫到身边，指了指锅里的肉。
“今晚我们一起把它吃掉，好吗？”
2018年10月17日，蒙特利尔
2019年6月21日，高山
假面
雨中踏遍半座城，苦寻心仪之假面，未遂。
回屋望见镜中人影，细丝粘面，藕断丝连。
那苦寻之假面，竟乃未诉之人心，戚戚前行，依依回望。
哦，我的上帝。
2018年10月31日，蒙特利尔
2019年7月1日，波尔沃
两则新闻
1 大麻合法化
前一阵子大麻在蒙特利尔合法了，有人问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对此的立场其实和对绝大多数社会及政治问题的立场相似：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站在什么样的阵营，只要你的观点或决定是出于理性而非盲目，我都会尊敬你。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是理性的，那么无论如何它都不会失控。从另一个角度，理性也是文化和政治多元的惟一先决条件。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大麻合法化之运动是个很难被从道义上定义的事件。把它合法作为一个政治宣言，有它进步的地方；但大麻本身作为烈性烟草，过度使用会影响健康，对其过度的通融也会造成社会困扰。这个问题和很多困扰全球的社会问题（如对西方国家而言的难民问题）一样，很难从一端下手完全消灭另一端。所以但凡类似的事情，有人积极促进，也有人积极反对，这本身就挺好的。说到底，那些真的抽大麻、须要大麻的人，即使它不合法合法，他们也是会去抽的。
总而言之，只要你不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无论你对什么样的事情抱有怎样的观点，我们都可以成为朋友。但你把上述这句话对狂热分子说等于对牛弹琴。狂热分子是永远不会把自己当做狂热分子的，他们只觉得自己是真理的捍卫者。
当你变成天使，你的对面站满了罪人，这就是你精神失控的开始。
2 “公交泼妇”
前一阵出了一个新闻，中国某城一位公交司机因受“公交泼妇”的骚扰“失控”将车开进了河里，死了不少人。事出之后，网上有很多谩骂之声，直指“公交泼妇”，认为是她杀害了车里这么多的生命。
我不否认“公交泼妇”这样的人群的存在，但在这个事件中，不应把她喧宾夺主作为这个案子的主谋。这位公交司机是个职业司机，既然这是他的职业，那么在任何情况下，维护乘客的安全就是他本职的工作。且不说被一位妇女骚扰，就算是被一把枪顶着额头，他也有责任先将车停好。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他的业务不过关，出了任何事情，首先是他本人，而不是致使他犯错的人，负责。
有人说，人在失控状态下是会做出任何事情的。我同意。但他站在那个岗位上，首先就不应该失控；失控已经是一个错误。
指责“公交泼妇”没有错，但将对这样的人的偏见肆意叠加在任意一个事件上，将其放大然后攻击，则体现了一种群体价值观的扭曲。当由偏见产生的仇恨湮没理智，真正失控的其实是那些义愤填雍的键盘侠们。
2018年10月23日，11月2日，蒙特利尔
2019年7月1日，波尔沃
艳阳天
习称帝后，中国舆论（或言论）审查之风已悄然改变。原先，只要不触及“特定题材”就不会被查处。在“特定题材”之外，一个人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这种政策某种程度代表的是一种维稳的思维，是保守主义。
习不保守，他极端。他治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全民言论（及思想）的一致性，即和他一致。无论什么事情，媒体都应当引导全民一致反应，并消灭那些不一致的反应。通过对千千万万的事情采取这样的引导，党将逐步控制人民的思维方式，继而主导他们的思维。其结果即没有人会再去反对党，也不会再有人去反对习本人——而非像之前那样，有人反对，只是其他人听不到。因此，在当前政治环境下，被禁声不再仅仅是因为你触及了不该触及的主题，也可能只是单纯因为你说了和别人不一样的话，表达了和别人不一样的观点。即便你讨论的主题看似无害，你的话本身与政治无关，也会被当做是危险的。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有趣的媒体平台，尤其是自媒体，会越来越少。直到我们每个人都习惯生活在一个没有异见的世界里，我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大脑会变得非常单纯。每天惟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看着新闻里“伟大的祖国”在世界上多么强大，然后努力赚钱，因为孩子地幼儿园学费越来越贵了。
2018年11月13日，蒙特利尔
2019年7月2日，赫尔辛基
心境三则
1
到了雅典，错过了计划要坐的巴士班车，下一班要两个小时之后。
准备小憩一会，然后在车站的咖啡厅继续写Meitar Ensemble的委约作品。
飞机上一直在读奈保尔的印度游记。他笔下1960年代的印度，总让我想起今天的中国。
相比飘雪的加拿大，希腊要温暖许多。一路辗转，却颇感疲惫。随手翻翻朋友圈（被我删得只剩三四十人），亦无从悲喜，只觉得自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挺好的。
2
歌德学院的Asian Composers Showcase今天公布了结果。四个作曲家里有两个中国（大陆）人，我都不认识。祝贺你们，向你们学习。
同样是今天，确认了明年五月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委约，我会带着新作品回到北京。
还是今天，又一个学期结束了。很用心地给自己做了晚餐。吃着晚餐，心里却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失落。高兴与失落，兴奋和焦虑，总是交杂在一起，像一对难散的情人。
前几年一位同行对我说，一般一个作曲家每投25个申请就会得到一个offer，包括入围音乐节或短期学院、被委约、比赛得奖或提名等。如果你得到offer的频率高于这个比例，就说明你是你这个类型的作曲家里比较优秀的。
我猜这个25:1的比例应该是他即兴编出来的，不过两三年前当他跟我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确实连这个比例都还没达到（现在好多了）。那时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的一堆同学走进当时我们学校的工作室，看到我抱着电脑，不是在写曲子就是在投申请。一面是桌上摊着的纸和笔，一面是电脑里的PayPal页面。唰，飞出去一笔申请费，有去无回。
感谢我在研究生院的电子音乐老师Davide Ianni在2016年夏天第一次把我带到欧洲。记得当时我的曲子演完的时候，除了个别的人过来和我握了下手，大多数的同场作曲家都面无表情地从我面前走过，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
后来我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询问了他们对作品的看法。再后来，我们一起喝咖啡，一起喝酒。我发现，作品是作品，生活是生活，我们还是好朋友。
今年12月，也就是前几天，我又一次在欧洲和一群同行喝酒吃饭。当时刚排完练，手上还带着一份作品的总谱。有个同行戳了我一下，要过我的谱子，翻了大概五六分钟，还给了我。
第二天又是我的排练，我发现这个人抱着一个咖啡早早坐在那里等我，认认真真听了一个小时，然后笑着——其实都不能算是笑，就是嘴角向上撇了一下——对我说了句：“作品不错。”
我那个激动啊，当时就想把这个瞬间发到朋友圈上去炫耀，可又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个炫耀法。“作品不错”，怎么听怎么像一句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评价。如果想的话，我每天都能在北美听一万句花式赞美，又何必跑那么老远来听你一句“作品不错”？
此时桌前又是满满一叠谱纸。新年又会很忙。忙着写曲总好过忙着纠结。电脑屏幕里却还是那熟悉的PayPal页面，唰，又飞出去一笔申请费，希望这次不是有去无回。
3
还有七个多小时飞以色列，坐在新打印的空白总谱纸前，心绪万千。
很快就又要年长一岁。习曲多年，却依然没有学会如何平静面对得失。
智慧告诉我们自己的渺小，愚昧却助长我们的骄傲。当依然沉浸在获得的喜悦而不能虔诚地面对自己的创作时，一个音都不该写。这就是一个作曲家的苦行，其余的一切荣辱得失，皆身外之物。
新年了，许个愿吧。去了那么多地方，遇到那么多人，受了那么好的教育，愿你早日走出无知和愚昧，成为一个合格的作曲人。
加油。
2018年12月11日，雅典，12月21日，29日，蒙特利尔
2019年7月2日，赫尔辛基
从《阿拉丁》真人版说起
去影院看了《阿拉丁》的真人版。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阿拉伯世界，所有演员的造型也像那边的人，但所有的歌舞却都是好莱坞的快餐音乐，整个故事也完全改编得像一个西方语境下对政治正确的宣传。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你把影片的地域背景换掉，现有的音乐依然也可用，故事梗概也能套。因此，表面上这部片子借鉴了异国的文化，事实上它却是一种对异国文化的入侵和消解。事实上，美国政府之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野心和中国大陆政府基于香港的野心很相似，而文化入侵似乎成了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武器。
《阿拉丁》上映，观众蜂拥而至。如果是一部阿拉伯人自己拍的歌舞电影，看的人恐怕就会少很多。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会去喜欢千篇一律的快餐文化多于自己拥有历史沉淀的本土文化？为什么麦当劳和星巴克会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挤掉原本代代存在于那儿的本地美食？也许美国人正是抓住了信息时代的人没有时间沉静的特性，将自己无聊的文化产品包装成一种可以迅速使用的物质价值，并通过国家强力在全球范围大肆宣传。《阿拉丁》里的音乐旋律简单，配上清晰易懂的故事和单纯的情绪带动，一个观众不需要思考，就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笑。回头一看，其他人也正和自己一样。同样地，麦当劳的食品毫无品尝价值，但迅速、温和，能让人轻轻松松感受到一种填饱肚子的愉悦。回头一看，身边的其他人也正和自己一样，更觉得理所当然。
快餐音乐和饮食就像鸦片，让你觉得满足。通过与其他满足的人之间产生认同感，又让你耽于庸俗，而不再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你不再去追求比现有的满足更高级的价值，也渐渐不再对那些依然在追求这些的人保有兴趣和尊敬。当这样的风气浸染至学院或专业层面，不禁更让人担忧。当音乐成为繁忙生活的背景，进食沦为一种充饥的习惯，每一个人的追求都变得和别的人没什么不同，人类文明千百年来赖以为傲的遗产终将死无葬身之地；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也将变成被一种历史的陈余。当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被踏平，人将死去。反过来说。当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或蔑视历史的政党想要从精神上操纵你，抹平你身上历史和文化深度却正是它想要对你做的事情。
为了给自己无聊的艺术做宣传，无聊的艺术家们发明了一整套自我辩护的体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即一种反间话语术：把别人的特点，同时也是自己所缺失的，说成自己的优点；再把自己的问题反过来扣在对方头上，变成对方的缺点。以音乐创作为例，一个人写的曲子愈没有特点，愈和“市场上”“它这样的音乐”相似，作曲家在各种场合谈论起自己的音乐创作时，就愈要着重强调自己作品的个性，并将“独立”、“追求自己的声音”、“创作自由”等他所缺失的挂在嘴边，仿佛信条。当谈起那些真正独立的创作者和作品，却反要污蔑其空有外表，实则近似。久而久之，芸芸听者不是被他的创作，而是被他的话洗脑，丧失自我判断，就好像事情一开始就像他说的一样。同样的政治手腕也被某些共产主义国家用于治国——当一个国家没有自由和人权，也缺少法制的权威时，它就偏要把自由、民主，和法制写进自己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口号的平面消除涵义的纵深，最终起到给民众洗脑的作用。
在美国并非完全没有独立的音乐创作者，且一般认为他们能得到尊重，并拥有创作的自由。但美国的独立作曲人是零星的，在令人生厌的主流作曲者的浓雾下，他们很难形成类似欧洲同行那种群体性的力量。这样的情况很难不被认为是舆论引导的结果。美国——一如它的一些如假包换的共产主义兄弟——有一套成熟的将艺术作为宣传工具的手段。如果说共产主义国家把艺术作为捍卫自己统治的工具，在美国——一如前文所叙——则是对其他国家文化入侵的武器。正如只有把句子简化为口号才能让人更容易记住，文化和音乐也必须简化为通俗易懂的标识才能让他人更轻易地接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主流美国新创作作品听起来较十百年前，从艺术造诣上毫无创新和进步的原因。它不须要变得更深奥；相反，它须要变得更俗。
主流音乐家当然是不喜欢那些“奇怪的人”的，但美国毕竟是一个自称“全球化”（现在这一点已被打上问号）和“文化多元”的国家，再不喜欢也不能直接将其定为有罪（从这一点上，共产党显然更直接）。于是，主流对非主流的迫害只能在暗地里进行。对那些不能被破坏和洗去的，就通过制造舆论和学院竞争等或明或暗的方式，将它们打散，把它们变成地下的、地方的、小众的，再假惺惺地于所有这一切的缝隙中给它们一点点可有可无的自由。这个被完全控制的所谓自由却又被他们无限放大，以佐证自己的open-minded。
如果说共产主义国家是红色的，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是五颜六色的，美国则是红白两色的。很多的红和一点点白，红所得到和掌控的让其信徒死心塌地，白所残存的也能让其追随者不至绝望。如此一来，反而营造出一个文化多元的假象。
我想起一件私事。有一天我经过某个美国的机场，被要求二次开包安检。当看到当时那些正在被进行同样检查的全是亚洲面孔时，我随口问了检查员一声，为什么只检查亚洲人的包，那些白人和黑人呢？检查员立即大惊失色，因为我提到了“黑人”这个词。尽管我也提到了白人，并且无论“白人”或“黑人”都只是作为一种对事件的陈述，她还是立刻叫来了她的上司，不由分说将我定义为“种族歧视者”，在我完全没有再说一句话的情形下（我当然在尝试为自己辩解），不停做手势让我闭嘴，并告诉上司：“I’m not dealing with this.”
这件事看似与本文之前内容并不相关，实则不然。当一个国家，它的言论自由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任何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将被视为异己。如此言论（和创作）的自由只是一种假象。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和某些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一样，不过只是一个宣传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实践过程中，一部分人、人群，或人种将成为受益者，也有一部分将不断成为牺牲者。但无论是受益者还是牺牲者，都只是统治者维护意识形态的道具而已。
其实，在美国院校中，留学生，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接受主流美国价值观（不管他自己是否，或在多大层面上，了解真相）者占的比例也许要比本土学生更高。你觉得可能不是这样，是因为相较于本土学生，留学生的人数本来就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首先要认同一个国家，喜欢它，觉得它能给你在你自己的地方得不到的东西，你才会去那里上学。很多共产主义国家的高官把自己的子女送去美国念书，也是觉得那里的教育更好。也有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得不到认同，出于一种被自卑心支配的逃避心理远渡重洋，在另一种体制下重新收获了信心。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在他的领域是强的，那么他在哪里都应该是强的。即使在某些意识形态下他的强不被认同，他也不会灰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可以做什么。换言之，那些只有依靠特定体制或环境才能取得某种程度上的成功的人，比一般的人更容易成为那种体制或环境的走狗，对它所宣传的一切死心塌地。反过来，大多数体制或环境又恰恰喜欢并接纳那种有可能变成自己走狗的人。因为他会为你宣传，为维护你而大胆发声——即使面对其它所有的一切，他都是懦弱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告诉你：不要谈论政治！当他在谈论并维护他的上帝时，他所谈论的却恰恰就是政治。这也是政治宗教性的一面。
2019年5月25日，北京
6月22日，金泽
从一个讲座说起
今天去学校听了一个加拿大教授的讲座，讲他自己作品里的一些核心元素：对巴洛克装饰的重新审视、对不同时代之风格的拼贴、对结构和解构之关系的运用，等等。快结束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讲的这些元素都已经不新颖了，几十年前就有很多人提出并运用到实际创作当中。请问你怎样让自己的作品在这么多有类似理论或美学背景的作品中出众，以至于大家在泛滥的当代音乐作品中依然能找到理由去听你写的东西？
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却引起了一位旁听教授的激烈反应。我刚问完，他就几乎立刻打断正要回答的主讲教授，张牙舞爪地反问我，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不该去问你自己吗？好，你现在就问你自己：为什么在泛滥的当代音乐中，我依然会去听主讲教授的作品？
这位教授反应如此激动，可能觉得自己的同事受到了质疑。他的这种敏感是对的，正因我觉得主讲教授的作品颇为无聊，即使拉来那么多理论为自己的做注脚，也无法掩饰作品质量一般这个事实，才做了上述这个提问。更何况，他讲的这些内容，虽符合逻辑，用语成熟，但无非一些陈词滥调，其实和音乐本身一样无聊。在学术圈里，质疑是被允许的。如果因为学生质疑教授的作品就要如此匆忙而激愤地为自己辩护，那只能更加显出这些教授在质量和才气上的脆弱。
但这位教授的激愤却又是可以理解的。在北美（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北美了），所谓的提问往往即使不变成恭维，也只是一些要么不痛不痒，要么非常抽象和中立的问题。北美人钟情于The perfection of a working process，总是给予对作品的解释过分的尊重。很多人的作品写得不好，但解释得很好，反而获得比写出好作品的人高得多的评价。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作品，通过解释都能获得某种价值，再通过对这种价值迷宫般地一再深究，都能获得一些似是而非的、看似很深奥的结论。但所有这些只和作品分析本身有关，其产生的价值也是分析的价值，并不一定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对一部极其糟糕的作品也能写出非常优秀的分析文章，但如果对作品的讨论完全变成为了分析的价值而讨论，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听一个作品呢？直接搞一个random notes generator然后开始分析不就完了？
曾几何时，情形还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讨论音乐，或其它任何事情，至少是更尖锐、更直接的。事实上，政治正确的风潮也在慢慢影响学术界。今天的作曲家们用抽象、高深（却往往腐朽）的语汇包裹自己越来越无聊的作品，对它们的质疑和批评却变得越来越不恰当。个人的preference被与偏见画上等号，取而代之以“平等”与“客观”。殊不知正是这种平等和客观杀死了我们时代的好作品，让无数滥竽充数的残次品站上了它们不该站的位置。少了棱角的新音乐作品变得愈发没有听头，愈发不分彼此，90%以上的新音乐作品音乐会都让人听得昏昏欲睡。
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点粗暴的人，与其花一个小时听你解释在“这个壮丽的装饰音背后的去功能化含义”，我更愿意花20分钟去听一个真正有趣的作品，然后把剩下的40分钟用来自己创作。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好作曲家，而不是那么多装模作样的演讲者。
2019月5月7日，蒙特利尔
6月23日，京都
狗逼物语
狗仔长大了，变成了狗逼。狗屁爬到了天桥上，看着桥下的车流。
狗逼心想，曾经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现在我爬得比他们都高了。可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吗？什么都没有。星星还是离我那么遥远，耳畔的风声还是那么凛冽，这个操蛋的世界还是和小时候老狗跟我说过的一样。
狗逼想着想着，觉得挺伤感的。
于是狗逼努力想一些快乐的事儿。狗逼想起那年春天的小山丘，它和母狗爪并爪，在青草地上跑。母狗说，我饿了。狗逼说，那我们去找根骨头吧。它们一路滑下小山坡，看到山谷的河边立着一栋小别墅。母狗对狗逼说，你等我一会儿，我去看看里面有没有骨头。狗逼望着母狗一路小跑，跑进了铁栅栏门。
母狗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狗逼后来听说，母狗变成了一条宠物狗。
狗逼又望星星。星星很多，一闪一闪的。挺好的，狗逼心说，真好。
两个制服拿着打狗棒，慢慢悠悠地爬上了天桥。
你们来了，我等你们好久了。狗逼说。但制服听不懂它的话。
狗逼只能很不情愿地抖了抖身子，面朝着制服瞪了瞪眼，努力装出一副暴徒的样子。
汪，汪，狗逼说。
这下制服听懂了，举起了打狗棒。他们的眼里透着执法者的尊严和共和国的威严。
好啦，来吧，我准备好了。狗逼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2018年8月25日，圣保罗
2019年6月23日，京都
© 2019 by Zhuosheng 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