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城/文
《五味集》收录了2020年初到21年11月间的三十八篇短文，三万多字，整理发表。
地道快餐
回蒙。地铁上错口，意外找回17年来面试时吃过的中式快餐。彼时去McGill找系主任，临行前吃的就是这家。装潢未变，简陋得可爱。一瞬间温馨，却发现涨价了，量少了，味道也似乎一般。
时间记录成长。蓦然发现世界在变，而记忆有误的瞬间，后知后觉地领悟原来变的是自己。一时恍惚，错入七彩的水沫。想要拥抱怀中，比一刹那更久一些。那水沫却纷纷踏入风中，去无踪影。
眼前橘色的托盘，盘中油腻的炒饭。三分嘲讽，七分彷徨。无厘头地想到一句歌词，我告诉外婆，我没输，不须要改变。于是拿起勺，挺起背，开吃。
万幸，竟未似嚼蜡。原来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糟糕，也许未来也将充满希望。总对自己不满，也是一种疾病。明明写得不好却被嘉奖，你不开心。明明写得很好却被忽视，你又不开心，何必呢？
不早了，回去写曲子吧。
（2021年10月13日，蒙特利尔）
无题
1
下了飞机，坐上火车，在颠簸的铁轨上一路向东，不知觉间又临近这座北国的城市。想想，也许我是他最熟悉的过客吧。
火车上一直在想，自己究竟为什么回来？想着想着，问题变成了自己彼时为什么离开？可以找的理由千千万：当初因为疫情，现在因为学业；当初是思念故土的亲朋，如今尤不舍这里的好友……北国广袤的旷野在车窗里一一掠过，一如秋后被扫了一遍落叶的大街。须臾，列车缓缓驶入层层的楼宇。
仿佛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大陆。荒镇、小街、拱门，说丑不丑，说漂亮倒也不至于的白色教学楼。那是所有梦的影像开始的地方。
时间的洪流滚滚向前，载着所有青春的记忆，一遍遍在脑海中如数家珍，又一遍遍落入一望无垠的虚空。没有回声，没有色彩的纯粹的空，非要有点什么的话，也许只有年轮留下的凹痕提醒着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永恒的执念。
我存在吗？我们存在吗？在时间的某处，我们是否也曾相交而过？不是每一个问题都须要答案，于是我又回到了这座城市，为不须要答案的问题写下最后的标点号。
像是结束一场漫长的、孤独的仪式。
2
目标：花几个月断舍离，离开加拿大时不携带超过两个旅行箱和一个背包的东西。
已扔掉和送出不少，大体能装10几个箱子。还有些想卖没卖成的，带到了新居，恐怕还是会想办法处理。很多衣物、记得请或记不清谁给的或在哪里买的纪念品、搬进合租屋后已无太大必要的高音质功放音箱、收藏的几百个酒瓶和各式各样小器物，等等等等，全部断舍离了。
新搬来的住家在十五层，窗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景致如此，怎么看都与“荒原”二字不着边际。于是只能回归内心，像悄悄想起一个秘密一样细细品味这荒原之心，竟有一丝惬意。
想了却心结后就去欧洲住几个月；或干脆回国，去阿里，去内蒙古的沙漠。我怀念在热水都带着咸味的小旅馆写下一串串音符的时光，自我像按捺不住的花火，闪着耀眼的光点向着天穹爆破。此时此刻，这里的一切都太过现实，太过斤斤计较，太过黑白分明，太过浅薄。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除了现世的成功，似乎也没什么可以追求的了。
我把这样的生活称之为没有个性的居住；隐居。
隐居者，于世，彷徨着。少顷，他百般聊赖地撕开一包速食面。
（8月27日，蒙特利尔）
课堂笔记
时隔五年再和Pierluigi Billone上课，依旧是布道式的授课风格，一点都不轻松，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个人的曲子。
比隆尼认为作为艺术的音乐不该反映现实（原话为“不是现实的镜子”），因为现实是空虚的、可替代的；而艺术是独特的。他说，今天你可能去餐厅吃饭，然后社交，然后回家。你也可能在家吃饭，或不吃饭；也可能不社交，一个人去看电影。所以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可替代、可有可无的；它们本身没有存在上独一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一个人的音乐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可替代的存在，那么它就像餐厅里的背景音乐一样，也是可替代的。有没有你的曲子都区别不大，因为可当背景音乐来用的作品有成千上万。
他说，我的作品技术很好，可以看到很多前辈好的影响。从作品中能读出才华、技巧，甚至阅历。所以我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当代音乐的现状——当然这个现状，作为现实的一部分，也是空虚的。某种程度上，所谓“音乐界”就是“音乐家”隐去主体身份后的空洞轮廓，其每个部件都只能作为阐述性的存在而存在，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主体或身份；并非必不可少，也并非不可替代。写好“能反映现状”的音乐，他说，毫无疑问，须要很好的技术，而我有——“已经有了”，他说，“所以我预祝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作曲家。”“当然，”他又说，“如果你听懂了我的话，那么你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说失败可能有点过，但至少是一种局限。”“而你可以做得更好，”他说，“非要把自己局限起来，难免让人遗憾。”
“打个比方，现在我听你的东西，会觉得这是其中的一家高级餐厅的背景音乐。确确实实高级，”他说，“但我不会想到，嗯，这是Zhuosheng的作品。因为Zhuosheng作为独立的创造性的主体，压根就从未存在过。”“Zhuosheng是谁？谁是Zhuosheng？”他自问自答，“从没听说过。”
他说：“你在绕圈子。一路风景如画，经历颇多，却是一场西绪福斯式的旅行。因为你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走向哪里。”他比喻说，就好比你有7个伴侣，拥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生活乐趣，解锁各种风格的性爱姿势，但你惟独得不到真正的爱。“就像你的作品”他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fantasy，惟独没有音乐。”“爱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就像我也不知道音乐是什么。但至少你要在创作中找到一个正确的、属于自己的方向去探索。你的作品中出现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多技法、影响、声音、状态。全都是别人的。你用别人的东西用得那么好，可我希望你只挑选其中一样，去挖掘、聆听，最终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Mr Jin理解自己的音乐吗？”他调侃式地问，“不，Mr Jin不须要理解自己的音乐，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能写，写得很好。当他有一天真的想去理解自己音乐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它们多么空虚，多么没意思，多么肤浅。然后他会开始厌弃自己正在写的东西。那天是他作为作曲家的第一天。”
“记住”他说，“你不是被人追捧的明星，不是风口浪尖的小丑。”也许我们生活的世界很肤浅，但我们有选择做一个不肤浅的人的权利。“你问我如何寻找自己的声音，如何找到作为作曲家的自我。”比隆尼最后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年轻人，祝你好运。”
（8月17日，北京）
从拖车救人事件说起
河南水灾的时候有一条新闻，说一个拖车司机愿帮忙将落水的车子拖出，收取50一次的费用（正常200）。救下很多车后，遇到一对母女，她们觉得救灾是义举，不该收钱，于是在获救后拒绝付款，与拖车司机吵了起来。司机很生气，因为救车也不是他的义务，不过是出于好心；且一趟趟地拖车很累，收的也只是成本费而已。最后司机坏了心情，停止了义举；母女扔给他30快钱，转头还在网上骂他没良心。
记得高中时曾和一位友人争论，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发展前途，因为它“更符合人性”。他觉得工业革命本身便源于人的贪婪，贪婪让人不安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进步的源泉则是欲望，只有欲望才驱使人去创造。
此言似有一定道理。不过，假若“太符合”这位朋友口中的“人性”，便会出现工业革命初期那种压榨劳工的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制造社会矛盾，拉大贫富差距。当财富取代智识成为精英的象征，系统性的歧视也随之广泛化。且，若贪婪不加控制，会滋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而欲望也不都转化为创造，有时也会让人为了功名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欺世盗名。上述这些都可能成为对资本主义的过度容忍或任其发展的后果。社会主义，尤其是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修正，其思潮之产生，在历史中有正面的作用。
不管怎样，我觉得在今天的世界，任何社会形态都是抽象的，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要在每一个现实的个例中找到平衡点。在拖车救人这个事件里同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这对母女堪称“社会主义”之代言人。她们认为劳动在一定前提下是种义务，义务就该无偿。而拖车司机则代表了“资本主义”，觉得但凡劳动皆创造价值，而价值就一定是有偿的。这两个观点本身都没有问题，因此在这个事件里，如何在“义救”和“收费”间达成一种和解，找到一个平衡，且这种平衡被涉及人群所默认，成为了它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事实上，该平衡也直到这对母女出现才被打破。
显然，这对母女将“水灾”作为了“义务劳动”的前提条件。“赈灾怎么还能收钱呢？”作为观点，其实无妨。问题在于她们对这个观点作了道德上的绑架，于是，个人观点性质的“赈灾理当无偿”摇身变成了真理性质的“赈灾必须无偿”。司机遵守，则善，反之，则恶。这位可怜的司机自愿救人，却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恶人，其委屈实在可以理解。
客观地说，这是个无解的事件，因为要改变一个人先入为主的道德观念是很难的。不过道德观人人皆有，于是对所发生的一切有更广的容忍度，更少地站在自己的立场干涉他人的言行（当然，恶行除外），就成了一个人的素质之体现。我相信这个事件中也并非所有获救司机都认同这50元的费用，但他们选择了接受和理解；如果这对母女也能这么做，则会有更多（愿意付费）的人得救，显然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结局。
我觉得，人最怕把自己变成道德卫士。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也应该学着去接受他人的不同想法。这世上天灾人祸，大家活着都不容易。是否能严以律己尚且不说，宽以待人却是必不可少啊。
（7月26日，宁波）
关于东奥开幕式之杂文两则
1 大阪直美
混血运动员大阪直美点燃圣火，在网上引起热议，其中不乏质疑和非议。也有客观的评论称，此举完美呈现了奥运的包容性，突出了民族、性别的平等，强调black lives matter，还顺便抗议了前几日海地总统被刺杀（大阪有海地血统）的事件，可谓一举多得。个人觉得，是为正解。
首先，毫无疑问，包括上述在内的很多操作都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基于个人访日经验及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日本国内基本不存在政治正确，所以这些大体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也可视作是西方主流社会潮流之全球渗透的结果。奥运牵扯利益众多，在西方世界依然掌握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今天，即使换成中国亦可能做出类似举动——尽管相比日本，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白左的相差更远。
须要看到的一点是，基于大阪之身份而强加在她身上的标签，无论褒贬，客观上都是与她无关的。大阪直美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个合格的human being，和自己所在领域的强者——仅此而已。无论她是黑人、白人、亚洲人；是女性、男性，或第三性别，她都理当被同等地尊重，被诚实地看待。任何基于肤色或人种的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中伤和赞美其实都只能成为个体的一种负担，这也是这种政治正确最大的问题。它从不谈论活生生的人。任何一个个体，如果不能，或不愿被归类，将成为比minority更可悲的局外人；而一旦被归类，则只能成为另一个John Malkovich. 大阪的网球同行小威廉姆斯有一次受访时说的话完美地诠释了相同的意思。她说，我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记住我，因为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球手，而不是因为我是其中的一个黑人。
许多西方世界的科幻作品都喜欢把未来塑造成一个泯灭人之个性的集权世界。事实上，将复杂的个体简化为一个或几个易识别的身份，再让归于这些身份的人产生一致的、群体性的尊严，用以替代个人的尊严，恰恰是泯灭人之个性的第一步。那个可怕的集权世界或许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悄悄降临人间。
当我们谈论人权和平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人权和平等的口号下，那些白左在做的事情，其本质又是什么？也许你还不敢对此提出质疑，但至少你当开始反思——在一切都还显得不太晚之前。
2 开幕式
日本人完全可以搞一个歌舞大会，追悼一下疫情中逝世的人，赞美一下全球抗疫的决心和成果，最后弄一个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式的结局，其乐融融。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其结果就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早年曾有编舞师，谨怀从艺者的尊严，呕心沥血数载，完成项目一个。观众乍一看很难接受，坊间议论纷纷。一个评论员在主流媒体开炮，火了。编舞师身边的朋友不忿：你多年寒窗，自恃才高，兢兢业业，却得不到公正的回报；那人花了半个小时写篇文章骂你一顿，粉丝倒是涨了几万。为什么你不能稍微迎合一下大众，为什么不事先和媒体人做好公关？
诗人北岛曾说过一句话：我是个艺术家，我不须要粉丝。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论断，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创造并实践。在日本，这样的舞台能留给这样的作品。我不想批评，也不想赞美。我只有羡慕。
（7月24日，宁波）
小吃摊
深夜小摊，吃到收摊。
据说老板喊了一声，收摊了，没听到。又喊了一声，还是没听到。老板生气了，气得跺脚、抓脑、干瞪眼。但他不敢把我轰出来，因为还没付钱。
其实我听到了，但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对老板说，老板我在思考问题。
老板说，18块。
我点开手机，扫了码，出了门。门外是另一扇门，另一扇门外是浩瀚的宇宙。
我站在一个小小的点上，这个点一望无际。无论我朝哪个方向挪动双脚，都只是在原地徘徊。
老板追上我，递给我喝了一半的啤酒。
我不安地接过酒瓶，将老板扔进大海。
一颗深红色的水滴落在我的脚边，一如大海般宽广。无论我望向哪里，都看不到尽头。
路旁有一棵树，树上有一个苹果。只有一个。
苹果上站着的人，撑起一张银色的帆。他慢慢得靠近我，渐渐地，我看清了他的脸。
“老师……”
我像个亡命之徒一般朝反方向逃跑。身后，一颗气球缓缓升起，在月光下泛着微光。隐约传来一个小女孩的歌声，回荡在空中：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
我终于明白，我在思考的不是问题，而是记忆——所有人生前的记忆。我们是谁？曾经的我们又是谁？下意识地，我摸了摸自己的躯体，冰冷的金属感像在嘲笑我的意识和生命。我开始加速飞奔起来，身后的世界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坍塌。巨大的光轮迅速回缩，一声巨响后，我坐在小吃店的桌前。
收摊了，老板说。
（7月19日，宁波）
林芝随笔
1
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在于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所认定的人事物；而非盲目地去尝试改变他人或这个世界。后者是危险的，容易不知觉间陷入政治伎俩，无意中给自己看不到也不了解的他人带去不好的影响，甚至灾难。天真的人和邪恶的人固然不同，但有时他们给我们生活的世界造成的影响却相似。
所以——虽然听起来显得极端——我还是要呼吁，不要做一个天真的人，更不要以自己的天真为傲。
2
一个人，如果他想求知，就去读书；如果他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和人文，就去那个地方。一个人不该对他没有亲自到过的地方、没有亲自体验过的文化和生活，和没有亲自打过交道的人贸然发表任何形式的评论。他只会对这些地方、文化，和人文造成伤害——无论他的初心是什么。
一个人当尽可能对每一种观点都保持距离。对所有的立场，无论来自媒体、知识界，或民间组织，都保留意见。东方或西方，皆如是。
无论希望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牺牲品，都只能苟延残喘。任何地方都有左右之分，一旦明确了左或右，就只能要么当一个傻子，要么变成一个疯子。在现实生活中，左右哪派在今天占据主流，就和哪派搞好关系；然后默默在心中谨守理智和中立。
若光明会当真存在，一定要想办法加入。上面说的一切都将变成废话。
（4月1日，林芝）
空港两则
1
爱是不可言明的，言明以后，就不再是爱了，它变成了一种世俗。面对这样一种世俗，你要么口是心非地恭维它，要么秘而不宣地嘲笑它。而无论是对它的维持还是背叛，都将成为全然的道德选择。而道德是所有世俗枷锁中最让人不齿的一把。
但爱也不可以全然是秘而不宣的个人体验。我觉得人的感情是社会性的，因此全然无法感知和分享的、个人的爱，是不存在的。它是绝对的可怜，甚至连悲剧都不是。
真正的爱可能是介于秘密和世俗间的一种介质，只存在于诗人的语言和艺术家的手法中，只能后知后觉地存在于历史中，一如勃拉姆斯的克拉拉，贝多芬的爱丽丝……
2
在独乐寺书店淘到2021日历一本，内有365幅中国古代营造工艺的图例，一日一例。随便翻了翻，突然有种想把里面列出的地方，古刹也好，博物馆也罢，都去一遍的冲动（其实去了几个了）。
也不是非要亲眼见到营造之美才能被打动；也许届时亦或有美被改得——或破坏得——面目全非的遗憾。但无论如何，走很长的路“去看”，去寻美的过程也不偿确是美的一部分。
但美该如何定义呢？是残破的瓦片间辉耀的冽阳？是掉漆的山门旁栖息的家猫？是空旷的庭院里倔强的青竹？是高蹈的窣堵坡上岁月的留痕？亦或是与本就寥寥的游人擦肩而过时，那高高在上的，“文人骚客”的庆幸？
沉默如歌，熄灯闭目。须臾恍惚间，人世的万千愁绪，竟能忍受。
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特别有耐心。
（2021年1月11日，20年12月28日）
年末随笔
要离京数日。
与朋友道别，在传媒大学上轻轨。列车从高架隧道驶来，风吹起队伍最前端的女孩披肩的直发。车门打开，人潮如歌。
时隔一年半又回到国内，一场疫情模糊了我对时间的感知。走在胡同里永远像是新铺的柏油路上，竟有种恍如昨日的亲切感。
与旧友相逢，和新人相识。一方一念处，一颦一笑间，不灭的青春像开得过盛的花海，在隆冬的冽阳下如繁夏般糜烂开去，那无声的壮美近乎悲戚。
北京！我也曾在这里留下少年时的回忆，痛楚多于宽容，困惑多于温情。如今却也渐渐学会了理解和原谅，竟和一位前辈老师聊起了名分和责任。
也许，这就是故土的含义吧。
（2020年12月26日，北京）
作家残雪
我觉得超现实或魔幻现实的艺术和文学大体分两种，一种让人觉得这个作者对他的现实了如指掌，所以超越了现实，如博尔赫斯、达利、夏加尔等；另一种让人觉得这个作者对他的现实一无所知，所以只能写一些和现实无关的东西，如残雪。
开始我觉得是不是自己没读懂残雪，为此专门翻阅了研究残雪作品的文章。结果发现这些文章也和残雪的作品一样，充满做作和刻意，徒有其表。其实不论作者或读者的资历，判断一个作品的第一标准永远是比较原始的：是否走心。技法现代、语言超前、内容高幻的作品依然可以走心，就像拉赫曼的音乐，即使“普通人”再怎么不爱听，专业的乐迷依然会为观摩其现场而感到震撼。这是因为作品构筑了与听众的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能让人产生共鸣。换言之，这些作品拥有“实体”——无论其本质是什么；也因此，技法的超前非炫耀，非掩饰，非装逼，乃必须。我记得很多年前读过一个贝克特的文本，通篇无标点，加之是中文译本，特别佶屈聱牙。其中一段，主角走在街上把一个苹果在左右口袋来回拿进拿出，写了整整两页，读时甚为憋屈，显然没有那种反复听一首流行歌时的宣泄感。但当时即觉得这和人生的某种特质何尝不匹配，于是依然觉得读到了好作品。
与此相反，平庸的作品就像在刻意逃避自己的空洞。残雪的文字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或她以为自己在写某一种东西，但其实对所写的也并不是很了解。有时读了三四十页，觉得读不读都无所谓，这本书有没有这三四十页也无所谓，于是就颇有一种浪费了时间的愧疚感。
一些私见，请看到这篇短文的你不要上纲上线。
（12月2日，郑州）
浅谈爱国
“爱国”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国家是由人构成的，所以事实上没有爱国，只有爱人。如果忽视每个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如果对每个个体的际遇视而不见，只谈论意识形态上的“爱国”，那么无论你基于怎样的意识形态，你所谈论的都只是一种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人本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意识形态主导和控制人的言行；而在后者，不同意识形态是基于不同的人及人群推导出来的。这是个本末之争，孰本孰末，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将在一种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度过。所谓“民主”，即人民自主权的保障，即在不犯法的情形下的言行自由的保障。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情怀提倡个人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那么相比爱国，我觉得那个国家的人应该更学会先爱自己。
说到法西斯主义，我觉得在它诞生以后不长的历史中出现了很多的替代词。事实上它可能比我们每个人想象中都要更普遍。
首先，我觉得希特勒之前是没有法西斯主义的。因为时代随着历史在变，每个时代间的意识形态不存在可比性。所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不是法西斯主义，凯撒、秦始皇、拿破仑等等，也都不是。只有二战以后，因为新的世界秩序诞生，才随之诞生了法西斯主义。我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通过国家或准国家级别的权力机构的力量，影响社会舆论的导向，营造出在意识形态上极端爱憎分明的社会环境，在收拢由此而产生归属感的人的同时，也依靠这些人持续打压那些反对自己的人。
基于此定义，毫无疑问，二战后的几乎所有军国主义都是法西斯主义；绝大多数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名号的政体是法西斯主义；D Trump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是法西斯主义。这些都是不那么有争议的。但我今天想说的是，事实上，与以上三者同时期存在的，且常常与它们直接争锋相对的很多政治学或社会学现象，其本身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概念是抽象的，是超越或凌驾于现象而存在的。现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别，也让人有美好和丑恶之感，但概念是中立的。这个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逻辑前提，却很遗憾地成为了很多甚至是专业研究社会学的人的阿喀琉斯之踵。一个犹太人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实践者；一个热爱民主的人，既可能正在遭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也可能自己正在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这样的现象可能发生在任何身份和个体之上。甚至在历史中就能找到震撼人心的例子：一九四五年，柏林沦陷，二战结束，最先解放德国的却是同为法西斯主义的苏联红军。当一个人喊着口号，为了所坚信的理想而热血沸腾，并将反对自己和看起来反对自己的人一视同仁地视为敌人、混蛋、疯子、精神病，和魔鬼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已在他的心中破茧而出了。这甚至与他所反对的是不是也是法西斯主义本身并无太大关系。
也许今天的我们最该问的不是“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而是“什么不是法西斯主义”。这听起来像危言耸听，但法西斯主义似乎正在变成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史最耀眼的标签。在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的争论愈加白热化的今天，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波涛下，是法西斯主义无孔不入的暗流。直到有一天，当我们所创造的所有价值观都变成了一种法西斯主义，我们也就走到了文明的尽头。
这是一场人类与自己的战争，理性和爱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当一座座雕像被推倒，一个个好人被批斗，我们最应当记起的或许是这样的一句名言：
不，“我没有敌人。”
（11月26日，温哥华）
私见八则
和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身为外国人在当今北美各种各样的政治潮流中该怎么自我定位，如何生存。以下是我的一些私人观点：
1，Always show mercy to the others, but never assume that you will receive the same. You may,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gift.
2，我总是坚信，做一个好人远比做一个骄傲的少数族裔更能让你受到他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发自心底的尊重。
3，不要憎恨任何人，不要歧视任何人，也不必去刻意讨好任何人。保持礼貌，不卑不亢。越是喧闹的场合，越要保持冷静和中立。
4，除非你有特别黑白分明的政治立场，且觉得它对你非常重要，否则不要卷入任何旗帜鲜明的政治活动。要得到“客观”，少则二三十年，多则几个世纪。历史中的每个此时此刻——包括今天在内——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冲动的、难以评判的。
5，学术界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会有意识形态的大多数，是为主流。无论你心里怎么想，都要和这个大多数保持良性的关系。但也别见谁都舔。俗话说，多情却似总无情，道理如是。
6，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要去投没有意义，只会引起反感的反对票。大体上，我们都不是英雄，只是历史洪流中一颗小小的尘埃。你改变人类命运的机率远小于为自己创造一个踏实的未来的机率。当然，如果一个人注定不凡，那么他的一生中也许会出现一两次生死攸关的机遇，他的反对票将让他名垂青史。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假设自己是那样的人，假设错了，你就毁了。
7，所以，做该做的、可以为自己带来正面结果的事。说服自己，这些事就是对的事，和这些相悖的事情统统都是错的，尽可能不要做。
以上就是我的私见。我怀着冷静的、中立的心态写下这些文字。当然，道理谁都会讲，现实中的我也未必就一定恪守表里。活在漩涡中，我也会困惑，会愤怒，会冲动。所以最后我想再加上一条，从圣经里抄来的：
8，不要论断他人。
（11月20日，蒙特利尔）
无题又一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当他们快乐的时候，是真的快乐；当他们悲伤的时候，是真的悲伤。当他们认定什么的时候，他们不再去怀疑。我羡慕这样的人，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我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1月15日，蒙特利尔）
蝶恋花
疫情开始后，出行购物逐渐规律化，渐渐养成在手机里记下购物清单的习惯。一件东西差不多用完了就记下来，下一次购物一并买上。
距上次购物已有些时日，决定明后天出门采购。打开手机整理清单，才发现很多东西都不用买了，家中余下足够用过此月。
一月游览阿姆斯特丹，一切如常。音乐会后齐聚一桌，觥筹交错。酒饱饭足，邻座不知是谁随口一句：法国有了欧洲第一个病例了。众人皆笑，无人察异。我悄悄问身边的单簧管演奏家：听说你四月去中国演出，还去吗？一阵大笑，答：机票都买了，我不怕感冒。
月底，回到加国。半月，欧陆沦陷，蒙城封邑，麦校停课。
四月，中国疫情好转，演出渐行恢复。苦于出行禁令，那个演奏家自然是没走成。家人来电，问及是否考虑回国。思虑良久，几乎订下六月返程的机票，未能成行。
一晃又是半年。月有阴晴圆缺，人亦一言难尽。
二零一四年，带着写了一半的本科毕业作品，我来到西藏山南。在纸上，我工工整整地写下心里的疑问；在山上，我安安静静地想了好几天。
最后我发现，这世上的问题，有些找得到答案，还有一些，本就没有答案。
下了山，写下新的音符，我很开心。在音乐中，我能找到答案。我知道怎么做是好的，怎么写是对的。我要做一个好人，写好每一首作品。
春去冬来，山南的群星在我脑海生生灭灭。带着这小小的星火，我行走了小半个世界，写下很多的音符。在路上，我常常想，也许这就是自己的生活吧，也许这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此时此刻，夜幕笼罩着蒙特利尔，窗外的街区偶有行人走过。这世上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抢着去做故事的主人公、时代的弄潮儿，被羡慕或指点，被美谈或八卦。如果这就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一切，我只愿倾此一生，与世无争。如果一个人可以拥有比这些更美好的事情，我亦将倾此一生，执于此念。
吾生，吾曲，吾心，吾爱。
（11月14日，蒙特利尔）
美国大选前夕的左和右
因为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政治事件，全世界平权主义浪潮再兴高潮。想起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说到封建时期欧洲的旧贵族有多讲究，朋友鄙夷地说这些都是旧文化的渣滓，21世纪早已没有贵族平民之分，只有平等的人。
我对朋友的话当然没有意见，可惜我们谈论的却是不同的两件事。“贵族”这个词，它不仅仅是个阶级，也是一种精神和气节。并非雍容富贵才叫贵族，那个只是有钱而已。一个落魄的、贫穷的人，照样可以活得讲究；不卑不亢，有学问，不粗俗。甚至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贵族而言，金钱、名利、出身，都不是最重要的，人格和名分才是最重要的。所谓“身为一个贵族的骄傲”，当然与那些无知的狂妄有别，乃恪守身为人的尊严和底线。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提倡人人平等，希冀于财富或其它方面的不均衡不再成为一个人被追捧或鄙视的原因，这当然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好人和烂人的分别还是有的，并且永远是会有的。“平等”、“平权”，都是好的理想，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更少的偏见。但这些理想不是让一个人好吃懒做还能饭来张口的借口。一个懒的、坏的、粗俗的、野蛮的人，如果喊一喊“人人平等”就能享受和其他人一样的群体认同和社会福利，那显然这个社会病了，病得不轻。
Trump的言行举止，尤其对华人的敌意（无论他是有心或无心），让我无法支持他，但显然我也不是左派的支持者。左派不但刻意混淆作为理想和作为借口的平等，还制造多数人的暴力——“你必须和我说一样的话，喊一样的口号，不然你就是种族主义者”。其后果就是真正的种族主义不但不能被根除，反而可能愈加发扬光大。坊间有这样的言论：“种族主义又回来了，以反种族主义的名义；法西斯主义也回来了，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不无道理。
语言是一个充满迷惑的媒介。在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空前二元分裂的今天，两极的人都在喊着一样的词语，用相同的标签去指责对方。想要得到一个相对中立和温和的社会环境，统治者必须放弃口号的政治，还原每句话中的每个词本初的含义，然后尽可能切实地将它履行。民主是什么？平等是什么？自由又是什么？在这些词语的含义都已经被模糊、扭曲，饱和得不成样子的今天，这个国家却依然只是自顾自地喊口号，什么民主的旗帜、自由的灯塔……
都他妈扯蛋吧。
何为歧视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知名演员的采访，他说，不该把“歧视”和“看不起”混为一谈。“歧视”的前提是外在的，是一个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改变的。比如一个白人歧视黑人，一个黑人在一件事情上无论做得多好，哪怕比歧视他的白人还要好，也照样会被歧视。所以歧视不对，要抗议和抵制。但“看不起”不一样，它的前提条件是和对象本身有关的。比如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懒而看不起他，哪天那个人不懒了，就不会被看不起了。所以“看不起”不是偏见，更不是所谓的精英主义。换言之，每个人都应该因为另一个人懒而看不起他，只有这样懒人才会越来越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其它情形如是。
个人觉得，很多人将“歧视”和“看不起”混为一谈，是当今社会乱象之所以形成的一大原因。
每个人都应该严于律己，做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你应该这么要求自己，也应该这么要求他人。因为在社会中你不是孤立的，只有你和身边人在价值观和善恶观上大体保持一致，你才会快乐；其他人和你相处也才会觉得快乐。大家都快乐，社会才能正常运行。有些人看似至善，无论另一个人什么样都高喊着“人人平等”，张开手臂欢迎他，欢迎的结果就是他和身边人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的边缘，因为他所欢迎的人和他的价值观并不一样。在农夫与蛇的故事中，农夫的善即蠢，而蠢是恶最好的帮凶。几千年前的伊索早已看透的道理，几千年后的白左却故技重施。
应该提倡平等吗？当然应该。但前提是被平等的人要认同你的平等，认同你的普世价值观。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谈论“平等”才是可能的。如果他不认同你，那就应该拒绝他，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他。这不是孤立主义，是理性主义，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举例而言，一个欧陆孤立主义者可能反对所有形式的伊斯兰移民，但理性主义者不反对任何形式或种族的移民，前提是确保他们能融入移民后的社会，不致成为一个隐患或威胁。相关审查工作必须在移民前完成，而非在移民后再去希冀于改变那些不可能被改变的人。
在伟大的左派看来，今天若在公开场合表达上述观点，毫无疑问会被贴上右之标签。在特朗普已成为“右派”之代名词的今天，很显然，上述言论是不受主流社会待见的。但核心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非左即右的。事实上，左和右都是有问题的，往哪边偏都只能造成人与人的分裂，偏得越多裂缝越大。而左派若掌权，即使中庸也会被说成是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当“左”成为唯一对的立场，所有不左的都变成错的；左派惟我独尊，惟我独真，独裁也就大告形成。而这种独裁由于不是政体上，而是思想上的，也因而显得更加可怕。
（以上两篇，11月2日，蒙特利尔）
北国之秋
忙死还赏秋，其代价即牺牲睡眠。白天都在路上，晚上只好打起精神来工作。
秋叶总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成片的叶子从一片墨绿到姹紫嫣红，在最绚烂的时刻凋零。满山满山的叶子在几个星期里消失殆尽，等待来年春天漫长的转世重生……
秋叶和花朵是最让人敬佩的造物。试想又有多少艺术家愿意在创造出自己最完美的作品后毅然选择激流勇退呢？财富、名誉、认同感……或许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恨不得陷在里面半个世纪不嫌多呢。如此想来，相比于自然的造物，人类是多么龌龊啊。
（10月13日，玛戈）
舞
有人和我说，听落雨声可以助眠。
真的可以助眠。只是每天都听着落雨声睡去又醒来，不知不觉放大了心中的惆怅。
有些很简单的事情，却花了很多年才明白。终于明白了以后，也不禁盼望着晴天。
春雷响过，夏花开过，秋叶眼看就要落了，冬雪也未尝近在眼前。过去的一年比任何时光都更漫长，是疫情，也是一些五味杂陈的情愫。
我想养一盆植物，一盆会开花的植物。有时觉得，陪伴一朵花绽放又凋落，不尝是人生最美的经历。
可我又怎能知道，在看不见的角落，有多少花儿正悄悄地盛开，又默默地凋零；有多少人正独自走在繁华或清冷的街上，小心翼翼地藏起心中小小的花蕾？
在梦中，她又无声地绽放了。那缓缓张开的花瓣，像长野碧空的舞蹈。
于是，他的眼眶也不禁湿润了。
（9月18日，蒙特利尔）
无题又二
1
我有很多空瓶子，各种各样的酒的空瓶子。有一天当我离开这座城市，这些瓶子也会被回收再利用。
我望着这些酒瓶子，想着我们终将道别的那一刻。
或许在异地，我还会喝到一样的酒，会把一样的瓶子留下来，甚至会记起在曾生活过的地方，保留过一个这样的瓶子。
一个个酒瓶，端坐于瓶架，像一段段生活的记录。巨大的晚霞降下，照映城市的人群，也渐渐倾覆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和心里藏起的泪水。
多么幸运，我们分享了这一段时光。多么不幸，我们却无法将时光驻留。
2
渴望独居，却总有应酬。想要找人聚聚，却总也找不到人。
思念乡野，却囹圄市井。久居乡下，也不禁怀念城市的繁华。
被人追爱，百般躲避。心中所念，望穿秋水。
还是林夕说得好，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
所谓人生，最难不过“适宜”。
（9月3日，9月7日，蒙特利尔）
无题又三
1
有时候写曲子，写着写着会有难以忍受的孤独感。这一辈子也快30年，漂泊不定，四海为家，也许真的能理解自己的也只有这些无言的音符了吧。
生如浮萍，看起来那么潇洒。可浮萍又何尝不渴望家园？
2
真正伟大的东西是很少有人会宣传的，因为其实大家都害怕伟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争先恐后地炮制一些肤浅的东西以渴望代替它们吧。
说实话，这个世界是属于大多数人的，而大多数人是庸俗的。反对庸俗，就是成为全世界的敌人。
（7月1日，8月11日，蒙特利尔）
再论歧视
最近邮箱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刷屏，弄得我压力山大，好像我不跟着批斗那些歧视黑人的人，我自己就歧视黑人、要被批斗一样。
可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们去批斗呢？我知道歧视黑人不好，没要和那些不好的人同流合污。可他们歧视的又不是我，凭什么要我去批斗人家？再说，有人歧视我的时候你有帮着我批斗那些人吗？没有吧，你什么都没做吧？
还有一种说法，说亚裔帮着黑人维权也是给自己一个平权的契机。这种说法太逗了。举个例子，一个班有甲乙丙三个学生，其中甲是班霸，老是霸凌乙和丙。乙奋起反抗，最后老师都站出来去支持乙。这时丙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曙光，于是屁颠屁颠地跟着老师去支持乙。这时如果你是甲，你会怎么做？只好拼命欺负丙啊，反正他没人罩着，而且我再怎么欺负他，他也都忍气不吭声，下次考试成绩依然很好……
所以老师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建立一个透明的、统一标准的赏罚系统，让甲乙丙三个人看清自己的位置，然后让这个系统自身去产生公正性、公信力，和说服力，继而决定话语权的主导。换言之，现在任何人想要在班里强势，就要努力工作，考高分。当面对的试卷和阅卷的标准一样，谁好谁不好才能一目了然，所谓公平公正才有商谈的余地；这个班级也才可能产生良性的竞争。
现在的情况是，乙一闹，老师就强行把三人的分数改一样，还为之“公平”。那就永远会有霸凌和争端。当应该体现公正的地方看不到公正，人的自尊心就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就永远须要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即使从甲乙两方的关系说，那些原本憎恨乙的甲们也不会真的因为老师的禁令而不再憎恨乙，他们只是将憎恨的气焰从表面转向内心，再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机会爆发；或直接转向丙。
上述例子中的甲是普通白人，乙是黑人，丙是亚裔。老师是当前北美的白左政府。
总体来说，我不歧视任何人，但我反对两种情况，其一就是上面所说的肤浅的平等，或毫不考虑实质的数学上的相等主义。比如一个音乐节入围八个学生，你强行让它变成四男四女。但万一就有七个女生特别优秀，超过所有男生呢？最后你硬选了另外三个男生达成人数平等，可对于那被你硬刷下去的三个女生而言，这样就公平吗？在我看来，如是简单粗暴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制造新的不安和不解，甚至如果大家都这么做，还会产生社会隐患。所以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公开所有的评选资料，从作品本身出发，我选了哪八个人，为什么是这七女一男，为什么选上的这八个人的材料更有说服力。这样做既是对选上之人的嘉奖，也是对落榜之人的鼓励，让他们知道落榜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好，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自身无法控制的原因。你这么做对那些真正渴求上进的落榜者，尤其是落榜的男生，也是一种激励。他们会回去继续努力，然后没准第二年你就能获得两个男生，第三年三个，如此这般……
坦诚地说，四男四女确实是一个好的理想。我从未反对这种理想应当被实现。但它应当被自然地、健康地实现，而非强行“被”实现。当蛮荒者披上文明的外衣，他依然是一个蛮荒者。真正文明世界的人一看就会笑掉大牙。道理如是。
我不喜欢的第二种情况即强行的霸屏行为。假设我有个作曲朋友，他是男权主义者，他为自己是个男的感到骄傲。对我来说这没什么。他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他信奉什么样的理念是他自己的权利，我尊重便是。可突然有一天，他的社交媒体开始出现满屏如下分享：男性作曲家作品音乐会、男性作曲家比赛、“本音乐节鼓励男性踊跃参加”、“身为一个男性作曲”……那我只好把他拉黑了。没有别的办法，不然整个视线都是男男男男男男男……我不能呼吸了。
客观地说，我觉得男性和女性里都有好的作曲家。我目前最喜欢的作曲家里面男女比例基本相当。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确有自己的偏见，但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性别、肤色，或性取向，而是他们作为个体，或他们的音乐本身让我喜欢或厌恶。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人，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你说历史中男女不公，历史中的男女确实不公，但那是历史。在今天的世界，男女平等是差不多已经实现的，这时你如果再因为一个黑人误死就认为所有黑人都会如是而死；因为个别女性受到偏待而认为所有女性都会被歧视，那不仅是矫枉过正，更是药不能停。另一层面，基于个案的歧视永远都是有的。只要有心智不健全的人存在，就会有歧视，这跟你游不游行，游多少行都没有关系。而那些游行和暴乱也永远都是有的，因为它们都是一个社会必要的组成部分。大多数社会中的个体们都须要适当形式的群体狂欢去获得认同感，或一种brotherhood和sisterhood。最后，很多人非要给自己或自己的作品加上这样那样的标签，这个权，那个权，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直接或间接制造这样那样的对立，黑白、男女、传统当代、东方西方……其实不过只是一种哗众取宠，为了一个话题而已。这些人靠作品本身的质量在圈内无法立足，于是只好靠炒作话题过活。我想说，你们虎虎外行还行，就别在同行面前也这么忽悠了。你们会被歧视的，真的。
（7月16日，蒙特利尔）
无题又四
刚吃饭的时候顺手打开了袁腾飞的频道，看看有没有漏看的“循迹”节目，结果真有，一看还挺有意思。这是一期2018年11月11日“双十一”录的节目。袁sir说，现在中国除了清明等极少数节日外，基本上只要过节就是吃吃吃买买买啪啪啪（原话），因此也没必要专门弄个买买买的节。只是商家不愿浪费商机，所以才有了“双十一”，从光棍的狂欢演变成购物的狂欢。这些其实都是经济泡沫下必然且合理的产物，至于“双十一”之类的噱头，可有可无，是什么都行。
接着袁sir话锋一转，说11月11日其实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这是一战结束的日子，2018年正好是它结束100周年的纪念日。那天有70多国（具体记不清了，节目里有说）的代表齐聚巴黎，纪念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人灾。中国没有派军队参加一战，但我们派了14万劳工去帮助协约国补充后勤，因此最后也是战胜国之一。战后法国政府还专门为中国劳工颁发了勋章，但这件事在国内鲜为人知。国内至今的焦点都还在巴黎和会上晚清政府如何被人欺负，但其实是有另一群中国人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和感恩的。这些人很多都成了当地的第一代移民，对今天的全球文化布局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
袁sir问，“双十一”的群体狂欢里有多少人对这件事有知晓呢？他接着说，我们总是希望别人注意到我们，哪个国家庆祝了我们的春节，印了是年生肖的邮票，我们就很高兴，觉得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可与此同时，“别人”的事情我们真的关心吗？今天在巴黎，有一个当时华人劳工的后代用蹩脚的中文朗读了他的先人当时的日记，是写协约国胜利的那天，巴黎市民怎样走到街上，他本人怎样为他们感到开心。但这样一个朗诵却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导。
看到这里我很有感触，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我身边就一直是这样一个环境：一说起“外国人”，大多数国人不是特别骄傲就是特别委屈。好像很少有人能像对待本国人，或身边的人那样去对待一个外国人。我们好像忘了，绝大多数外国人和我们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会来关心你，也希望你去关心他们。有很多人觉得只要是“外国人”，就要么挺我，要么歧视我，于是给自己造了一个厚厚的外壳，对所有正常的交流全部反映过激，这其实是一种不必要的自卑。你说西方人有偏见吗？当然有，任何人都有，这是人性，消除不了。偏见古代有，今天有，未来也有，只是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名头都不一样。但若一个人总是放大他人的偏见，却对自己的偏见熟视无睹，那他会没朋友的。
联想到最近脸书上突然多了很多“被歧视”的post. 首先我要声明，我对这些人充满同情，绝无恶意。当然我觉得如果自己在街上被喊一声“go back China”，那可能最多回一句，“tickets too expensive”，应该不至于要发到网上来。其实有时候炫耀被辱也只不过是一种炫耀而已……但，这是一个人的自由，完全尊重和理解。我只是想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历。最近Montreal疫情（貌似是）渐缓，所以适量增加了外出。我遇到的所有人：街上的、药店的、超市的，等等，都很友善。前几天在超市外面排队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凑过来要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突然发现我是中国人（因为他对别人没这么做）所以特别小心不想被举报歧视，他几乎惊慌失措地退了两步，身体不断重复略微前倾的动作（不知道是惯性还是鞠躬，没看出来），继续要钱。我没有带现金，但我从包里翻出了一个口罩给他。他很开心。
我并不是说我经历的就是现实，那些被歧视的人经历的都是假的。毕竟新闻都在那里，图片视频都有，歧视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一件事情放大，最后搞得好像西方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以中国人为敌一样。互相为敌的只是各国的政府和少部分愤青（当然愤青在中国是不是少部分我不知道）。就像袁sir说的，关心是相互的，尊敬和理解也是相互的，绝没有单方面的关心和理解。举个例子，你上街看到两个白人男的，都没带口罩还手牵着手，你心里会不会嘀咕？既然你心里嘀咕，那为什么他们俩看到你戴了口罩步履匆匆还特意绕个弯走路就不能嘀咕？所以啊，将心比心，大家都是平凡人和正常人，不要觉得好像只有别人在歧视我，我就从来不会歧视别人一样。
其实同样的心理在音乐圈也有。从小到大我的身边就有一群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好像作曲家分两种，一种是“作曲家”，还有一种是“中国作曲家”。从小到大我听了无数次这样的话：写作品要有中国人的特点，写的东西一定要有“民族性”的明证。甚至有些人出国留学多年，这样的观点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入木三分。
我只想问两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1，我是不是中国人？是。 2，所以我写的作品是不是中国作品？当然是。那不就完了，你还证明个屁，还要怎么证明？就好像我和一个人碰面打招呼，然后我跟着就来一句，我有黄色的皮肤。那你不神经病吗？你脸上又没涂油漆对方又不是瞎子。不是吗？
曾经有个人跑来跟我说，卓晟你写的东西没有“中国味道”，跟“西方那些千篇一律”（原话）的东西一样，你是不是太崇洋媚外了？我说你来举个有中国味道的例子。他说了个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我说，这里面的乐器是不是西方的？乐器法是不是西方的？记谱是不是西式的？曲子的结构是不是西化的？里面的extended techniques是不是西方人发明的？你觉得它“中国”是因为在曲子里有模仿中国乐器的一些演奏法和音效。但这不是一首“中国”的作品，它还是一首“西洋”的作品，只是带了一个中国的面具。我这人比较实在，我不带面具。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中国”的东西，你就去做古乐，去新创古乐。我知道在台湾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我的专业是西洋音乐作曲，和古乐那帮人不是同一个专业。这个界我不能跨，因为我要脸。这种对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尊重，我还是有的。
我又让他说一说为什么西方人的当代音乐就千篇一律了，他说，你别看表面上他们千差万别，其实都只是在一个空虚的死胡同里面徘徊，其内核是一样的，就是难听、虚无、故作清高、远离大众。我问，难听、虚无、清高的定义是什么？大众又指谁？如果这些词汇的定义是可以统一的，那你可以这么说；如果只是相对的，那你只能说你觉得这些音乐难听、虚无、清高，远离了你，你不能代表其他人。所以你不听、不写不就完了，干嘛非要把我也拉上？干嘛非要变成声明，弄得满大街哗哗作响？他说，不对，不是这样的。你觉得今天多少人在听拉赫曼，多少人在听莫札特？我说我觉得今天听拉赫曼的人可能并不比莫札特活着时听莫札特的人少。而且你前面提到了千篇一律，你去听听拉赫曼的东西，再回来听听我的，你觉得是千篇一律吗？
跑题了，无所谓，本来就无题。
（5月20日，蒙特利尔）
浅谈创作
有时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即便是自己写的曲子也一样。你若以此为目标，希冀每一次的创作历程都能得到类似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只会陷入深深的彷徨和痛楚。但彷徨和痛楚却是必须的。
好作品达成的时候，自我是有感知的，这一刻也是一个作曲家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快乐，是多少次的演出，多少同行的客套，和多少听众的回馈都无法替代的。而说到底，只有当创作是一种快乐时，创作才是有意义、创作者也才是有价值的。但快乐是短暂和易逝的，找回快乐的路途却是漫长而艰辛的。大多数时候，其实都只有痛苦和迷惘。有时候痛苦和迷惘着出来的东西别人也会喜欢，也能带来世俗的成就，但这样的成就只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和迷惘。
大概这就是作曲家的炼狱。作曲家以创作为名分。那些为演出和名誉而活，以演出、粉丝，和奖项的数量来衡量自己与同行成败的，都应该叫演出家和名誉家。不过就像查拉图斯特拉一定在心里偷偷地羡慕群氓和上帝的信徒们，我也羡慕那些可以只为夸赞与奖项而活的人们。若我也能如此生活，我现在应该很开心才对。
（5月19日，蒙特利尔）
从法的神圣说起
刚刚和一个朋友聊天，说到法的神圣。我觉得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是神圣的，但具体到法律条例，就不是神圣的了。法律体系神圣，是因为他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文明就会崩溃。但法律条例——法例——只是这个根基上的枝叶。根基不可动摇，枝叶却是可以修剪的。所以法例，如果你觉得它不合理或不公平，就可以去质疑，去反对。它绝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但有一点，就是当你质疑和反对一个法例的同时，只要它还是有效的，你就依然要遵守它。比如我反对我这个州的堕胎法，我可以开展各种运动去推动对这条法例的修改。但在它修改之前，我还是要遵守它。这么做不是为了这条法例本身，而是出于对它所依附的司法系统的尊重。我不能因为一条法例去撼动司法体系；如果我这么做了，那就只能是罪犯。你说我非要堕个胎然后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以示我对这条不公法例的抗议，然后被抓了。别人能说什么呢？你又说，可是我代表了进步。你可能是对的。所以和你保有相同理想的人会支持你，会去声援你，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你是一个罪犯的事实；那些支持和声援你的人也并没有像你一样真的去以身试法。因此，如果你是个进步人士，或自称是进步人士，就应该找一些更好的方法。明知法而犯法，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是勇敢，而是愚蠢。
以上也体现出了法之神圣和宗教之神圣间最大的区别。前者的神圣是基于理性的，因此它的各种条例只有一直被修改，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现实所历练以符合历史潮流，它才能一直维持自己的神圣性。换言之，法的神圣肯定的是人的神圣；是人用以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制定出来的基于互相尊重原则的一种公约。反过来说，如果一部法，或一个司法系统走向了它的反面，不再为它的受益者创造更好的生活，而成了教唆、控制，甚至惩罚他们的工具，那么这部法，或这个司法系统，也就不再是神圣，而是邪恶的了。
另一面，宗教在它的信徒们看来，却永远都不可能是邪恶的。即使在旁人看来最匪夷所思的歪道邪说，在信徒看来也都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因为宗教的神圣是超理性的神圣。在这里，“神圣”不是一种结果，而是所有结果的原因；一个人只有首先承认了一个宗教的神圣性，才能进而去接受和理解它的每一条教义。换言之，质疑任何一条教义也就会变成对该教之神圣性的质疑，也就是对该教本身的质疑。于是任何宗教就都变成不容置疑的。你要么信，要么就可能变成它的敌人。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宗教是战争最大的导火索之一，我想这不是巧合。
正因为宗教的神圣性先于理性，全人类的宗教才是不可能的。一个宗教，甚至一个教派，可以千古不变，几千年前的经书一直适用到今天。可是今天的世界已不一样；当世的人也不再相同。你再想用几千年前的东西去征服今天的所有人，显然不切实际。但另一方面，全人类的法制却是有可能的，而且正在实现的路上——虽然还差得蛮远。因为法会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随人的进步而进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16世纪的时候你去要去别国旅游，可能一不小心就被杀头了。理由千千万，没准只是因为你偷了当地果园里的一颗草莓，而当地所有的果园都是领主的私家果园。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几乎不会发生了。今天的世界，你在自己国家是合理的行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其它国家也是合理的。
回到法律和法例的关系。从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我又想到，其实不光法律和法例是这么一种本与末的关系，很多其它东西其实也是这样。比如有人说，某某人你相声不能这么讲，传统曲艺是神圣的；某某人你曲子不能这么写，古典音乐是神圣的，云云。传统曲艺、古典音乐确实是神圣的，但其神圣指的是它们作为一门行业之根基的部分。相声讲说学逗唱，作曲也有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的四大件，练好才能出道。但真等到出作品的时候，看的是你如何和别人，尤其是和前人不一样，而不是看你如何在跪舔你的前辈们。以音乐创作为例，某种层面上，曲作就像是法例。三百年前你这么写是经典，今天你再这么写就不合时宜了。你说三百年前的东西到今天不还是经典吗？没错，但这是历史赋予它的地位和肯定，你的作品有这样的历史重要性吗？既然没有，凭什么就要和那些古典大作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相提并论呢？今天的时代当有今日时代的声音。如果我们没法创造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再过三百年，那时人还是会继续去听六百年前的东西，而非我们今天所写的东西。
有时候在创作上，一个人去攻击新颖的东西实为掩盖自己的无才。你弄不出好作品来，怎么办？两个办法，一，我去攻击那些好作品。我说它们低俗、反动、虚无，大家都要远离这样的东西，于是我反成了高雅、正面、充实。第二种方法，就是我到处去号称那些我所没有的其实恰恰就是我的特点。比如我自己的曲子庸俗至极，讲座时就偏要说：“我们这一代作曲家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个性”，然后放一通自己的曲子，意思就是“比如像我这样”。听众里但凡有两成被我洗脑，就是胜利。
这两个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通过诈骗来获取利益。我以为诈骗得来的荣誉也好，地位也好，是不能长久的，迟早是要败露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好好做人。人做好了，再去做事情。千万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去诈骗，也一定远离那些惯于诈骗的人。
（4月28日，蒙特利尔）
蓝
在旷日持久的人类文明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刻，诸神静静地躺在尘埃中，回味那在他们眼里短短的一瞬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良久，其中一位缓缓地说。
诸神们纷纷起身，向着背对蓝星的方向离去了。在他们身后，巨大的火焰照亮了宇宙的天际，那颗小小的星球分崩离析了。她刺目的辉煌，在伟大的神灵看来如此微不足道，却也承载了一个文明的始末。
于是诸神中的一位终究没能忍住，悄悄地回眸，又看了一眼那颗在视线里渐渐变得渺小的，正燃烧着的星球。
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眶。
（4月22日，蒙特利尔）
警示书
刚和一个朋友聊起风格和立场，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庸的，并无高下之分。任何学派里都会有好作品和糟糕的作品，也因此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有时你觉得一个曲子写得不好、无聊，有两个可能，一是你不喜欢它，这是你的问题；二是它确实写得很平庸，这是作曲家的问题。在此之外，它所依附的风格和这种风格所代表的学术立场永远只是一种中立的存在，不能被人的主观所论断。
在作曲圈内，一些人被同行所不齿，并非由于他们的观点和立场，而是他们拼命鼓吹和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甚至不惜以污蔑他人为代价，这样的言行让人疲惫。
专业人士和爱好者最大的区别，是爱好者仅凭爱好即可表达，无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但专业人士必须审视自己的言行，因为你说的话、做的事，都会被当做范本用作参考。你的任何一句诳言或妄语，可能都须要很多人不懈的努力才能消除其恶劣影响。出口成章，但句句垃圾，不仅仅是不自爱，也是缺少对同行最基本的尊重。
中国的专业作曲家很多都是不够专业的。他们既没有渊博的学识，也不互相尊重。更有甚者，以无知假充渊博，扮谦逊虚掩狂妄，图害无穷。
我觉得一个作曲家，尤其是青年作曲家，要对自己坦诚。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写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把你不是的和没有的强加在自己头上，并以此谋利。另外，无论你有怎样的性格，持怎样的观点，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世间总有相异者，他们也有和你同等的权利在这个圈子生存。一些人以批评他人为名自我标榜，用贬低关系较远的人跪舔想要巴结的人；以外行为诱饵招摇诈骗，用阿谀奉承为手段获得保护伞……此类言行，多目的明确，手段成熟，并能够取得期望中的效果。这些人的成功非实力所致，也不是运气爆棚；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手腕。他们是一个领域里真正危险的蠹虫。此类人在一个圈子若大量获得支持，以至狼狈为奸，则该领域将面临大灾。当真正有能力的人背井离乡，在自己的故土成为“其人其事”；撒谎者和下贱者关在自己搭建的笼子里日夜狂欢，炮制虚假繁荣，这个圈子终将变成精神鸦片的荒淫场……有识之士当清醒，当有为，不能让这样的惨象在自己的国土上变成现实。
（4月16日，蒙特利尔）
浅谈偏见然后跑题
我觉得偏见有两种。有一种是单向的，比如我或天生，或从小受环境影响，或长期被某些观念洗脑，就是对你有偏见。因此只要你符合被偏见的条件，无论你作为个体是什么样，我都歧视你。第二种是双向的。比如我觉得自己被你歧视了，那是因为我一直也在用某种方式歧视你。关于我是因为歧视你所以被歧视这点，我可能意识得到，可能意识不到。前者更糟糕一点，因为这证明了我不傻，我就是坏。
总之我觉得偏见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不仅仅是食欲、性欲这样的，更多其实是精神上的欲望。比如我们都渴望荣誉，荣誉心会演变成一种要“高人一等”的渴求。这种渴求可以通过智识去实现，也可以通过暴权去实现。而在实现过程中，当我面对敌人，我就要制造和散布偏见，让他们变成众矢之的。也因此，偏见既可以是追求独裁和强权的附属品，也可以是追求进步和智识的附属品，从其产生原理来看，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在当前特殊时期，知识界一直在呼吁，请大家放下偏见，共同抗疫，但效果甚微。一是因为你无法改变人的天性。病毒可以转移注意力，但无法转移人和人的矛盾。因为“荣誉心”永远是自私和排他的，得有“低我一等”者的衬托，我才能体现出我要么更进步，要么更强大。也许你会觉得我政治不正确，但事实上病毒爆发后，几乎全世界都在到处去找“低我一等”的例子，然后证明“我们”和“我们所支持的阵营”（的做法）的成功。这甚至跟你的立场本身都没有关系。也因此，只要这种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好胜心在，别说是病毒，就是外星人来了，人类也是不会团结在一起的。相反，外星人的干预也许和病毒一样，只会让这些矛盾更加突出。
其二，“放下偏见共同御敌”现在也不仅仅只是知识份子的理想。就好比当有些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用种族主义或性别来做挡箭牌；任何进步的理念都可以被反向利用，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但问题是，当一种理念被反向利用以后，它的进步意义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理念本身的公信力已经被消耗殆尽了。当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句废话，甚至是一句谎言，谁还愿意去相信它？谁还愿意去真的按它本来的意思理解它？在我自己的本行就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说作曲家要追求进步，不要墨守陈规，要有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会听到那些最保守、最无聊、最庸俗的人也开始说这个话。你是对着同行和学生说，目的是让他们真的去砺行；他们是对着镜头、美元和文化产业说，目的是要告诉吃瓜群众们他“就是这样的人”。当最不配的人说着最高尚的话来包装自己，结果就变成这些高尚的话全部变成空话，变成政治口号，谁还在喊就说明谁心里有鬼。
我觉得偏见也好，卑鄙伎俩也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它们都穿着不同的衣服用相似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历史。但千百年来，大体上，我们依然是一点点在走向进步的。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真的跳出自己的时代，甚至更狭隘的民族、国界、阵营，去宏观地看待人类文明的存在。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你也许会发现，其实事情也没那么糟糕。 200年前基督徒还可以直接处死异教徒，现在一个人你再讨厌他，你能直接弄死他吗？反过来说，他也不能直接弄死你，不是吗？所以你看，这是不是进步？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病毒是不会永远持续的。病毒结束后，该怎么奋斗的我们依然还是要如此奋斗。好的故事、糟糕的故事、美丽的故事，和悲惨的故事依然要在这个星球继续上演。如果你还活着，请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勇敢的人。偏见总归是有的，有就有呗。要为了理想而活，为了智识而奋斗。哪怕站着死，也别跪着舔；哪怕让高尚成为你的墓志铭，也别让卑鄙成了你的通行证。
哦对，多喝single malt。
（4月11日，蒙特利尔）
循环玩偶的游戏和民粹主义的新定义
最近有人问我，你平时总是抨击国内各种各样的脑残，为什么却看到你在脸书上替他们说话？我觉得应该解释一下。
首先，脑残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东西。这世界上任何的国家，但凡有社会组织的地方就有脑残。但一个良性运作的社会，脑残是能和其它人无害地相处的。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势力，却不会喧宾夺主而成为大多数，更不会形成社会危害。如果在一个国家，脑残成了主流，他们的观点、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成了被鼓励和被官方认同的，甚至他们成了这个国家在别人眼里的名片，那这里面的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和他们本身有关，也和某些刻意的政治导向有关。如果这种导向旨在培养更多的脑残，获得他们的支持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那么这些脑残就是受害者，不应受到过分的指责。这个培养脑残的机制才是最该被指责的。
另外，我对脑残的抨击并不只限于中国的脑残，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批评才会更多一些。其实看看国内的脑残抨击其他人的句子，再看周边地区的脑残抨击中国人的句子，除去立场不一样，内容是大同小异的。这个很好理解，比如你可能因为支持某个政党被我恨，所以你是病毒，我也可能因为支持另一个政党被你恨，所以我也是病毒。这两个可能处于敌对关系的政党在“某某人是病毒”这句话里根本不重要，它们的属性更不重要，重要的是“病毒”。这就是脑残的逻辑。脑残热衷于站在某个立场攻击他人，以达到某种心理快感，很多时候它基于的是一种自卑。比如有一些人，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政党很坏，但他又不愿承认。可能在他的观点里，承认它坏就是承认自己坏，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于是他只能拼命为它摇旗呐喊，让自己永远处在某种狂热的状态中，直到泡沫碎裂的那一刻。这让我想到自己的某些同行，他们自知无才，曲子写得很烂，但又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只能拼命地标榜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甚至不惜巧妙地抄袭，并伪造虚假的荣誉和学历，让自己永远处在某种狂热的、被接受和追捧的状态中，这样就可以永远维持现状，直到泡沫碎裂的那一刻。两者看似不同，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是用一种症状的两种形式。
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各式各样的人选择用激进的言行捍卫自己内心深处的脆弱，用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对外攻略和自我安慰去无视事实的残忍。民粹主义的政治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在近年的国际舞台不断壮大。它们往往目光短浅，缺乏智识，无力根治长期存在的政治或社会问题，于是选择将问题尖锐化，将问题涉及方敌对化，通过带有煽动性的政治宣传将本该对准自己的矛头转向他人。无论选择怎样的title去修饰，特色也好，主体也好，民主也好，保守也好，激进也好，民粹主义政治下的民众——至少是部分民众，即所谓的脑残——往往显示出一种相似的病态：充满对某一些观念、现象，和立场的自豪，也充满对另一些观念、现象，和立场的愤鄙；充满对现实的热情，也充满对真相的无知。
当“部分”变成“大多数”，民粹主义政治的目的就达到了。在某一些地方，这意味着它变成了主流或在野；在另一些地方，这意味着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就回到了本文的主题。我所反对的不是脑残。我不觉得所有人都是聪明的，总会有脑残的人，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脑残就去歧视他。我所反对的是那些接纳脑残，控制脑残，鼓励脑残，继而制造脑残的人。我不认为这些人是愚蠢的。当他们有能力代表一个国家，一片领域，一种行业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能也不被允许是无意识的。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他们要的就是泡沫碎裂的那一刻在自己死后才到来。所以他们须要脑残，因为只有跪舔自己，而不是质疑自己的人，才能保住自己屁股下面的那把椅子。当聪明的人利用愚蠢的人去完成自己的野心，这些“聪明的人”才是真正的危险，是该被指责的。
（3月15日，蒙特利尔）
腌三文鱼综合症
我是很喜欢吃腌三文鱼的人。这东西可不便宜，一小包含税要近10加元，一会儿就没了。到店里更是，一个三明治里面一两片，还没感觉到什么就已经吃完了。
去年六月的时候我在东京演出。邀请方提供的酒店有自助早餐，腌三文鱼随便吃。记得那时东京总是下雨。我的房间在27层，早上爬起来打开窗，雾中的城市像另一个星球的人建起的文明。连着四五天，我都重复着一种机械而舒适的生活。下楼，花一个多小时慢慢吃完早餐，然后问酒店借一把伞，去一个美术馆，或直接去排练。
那趟行程如今已大半年，却依然常常回味。演出、颁奖、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都已在心里渐渐淡去，那依依不舍的是一种生活的高度，一种气质和姿态。这大概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小资”。没有太大的压力，也不会刻意地慌张。慢悠悠却富有诗意地活着，走过一直心爱的人曾生活过的城市，坦然多于伤感。
我想再这么生活一次。不，一次不够，我多想永远过这样的日子。
（3月11日，蒙特利尔）
李文亮之死
每次有这样的人离去，总会有一大波鸡汤，什么英雄千古，悲歌终会成赞歌，人走了爱常在，我们用胜利为烈士祭旗，云云。请记住，这些炮制和传播鸡汤的人不是你的朋友。鸡汤是当权者为防止政治波动最有效的维稳手段。它让你忘记去思索悲剧的原因和源头，忘记追究责任方的罪过；甚至连死亡本身都变成了一种娱乐，就像情感泡沫剧，只能触发泪腺，却无法唤醒理智和良知。
今天，李文亮医师离开了人间。作为武汉病毒疫情初期的八君子之一，他在病毒的扩散尚在可控阶段即呼吁社会去重视，结果被当局传唤，被定为造谣，其新闻上了官媒，大有千夫所指之势。后来病毒成灾，这才为其平反，为时已晚。
这里最可怕的还不是他的义举被定为造谣，而是对其“造谣”的大肆宣传。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也许李医师的一生都将在这种洗不清的屈辱中过活。试想如果所有义士都将只能得到这样的结局，那么义士就会越来越少。这种对人之尊严的反向利用，才是这个事件前期最让人感到恶毒和恐惧的部分。
随后，仿佛突然间，李医师去世了。其消息很快霸占微信朋友圈。就像所有类似的事件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这是我永远不会彻底悲观的原因。我相信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当对你的管控还没有那么严密时，去自由地思考和表达其实是你的本能。
然后，很快，鸡汤出现了。只要寥寥数人带带节奏，就自有千百人蜂拥响应。于是，七嘴八舌的讨论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泪水和蜡烛，缅怀和赞美。
我想告诉你们，李文亮医生不是英雄，不需要像英雄一样去赞美，像烈士一样去缅怀。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他做的事情，发现病毒，广而告之，只是尽了一个普通公民医生应尽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都应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尽到这样的一份责任。所以，请你不要拔高李文亮，再送上一堆冷血而空洞的煽情文字。一个好的、健康的社会，不须要一个个的普通人变成英雄，而是所有的平凡人都能自由而快乐地活着，没有这样那样的死亡，没有政治恐怖，没有人为的苦难和绝望。
北岛有这样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希望所有有良知、爱国的同胞公民，认认真真写好我们的墓志铭。余生长短，莫求虚荣，莫念生死。人世无常，愿你我一同背负荆棘。
（2月6日，蒙特利尔）
科比之死
科比死了。朋友圈看不看篮球的都在转发他的消息。我只想在这里说一个小细节。
今天，NBA没有停运，没有官员第一时间站出来念搞。科比是个伟大的球员，但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并没有为一个“普通”人的离去而隆重地做戏。
但在所有正常运转的比赛中，球员、教练、球迷、其它的普通人，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科比。有人把他的头像纹上球鞋，有人在看台举着和他有关的标牌，有的队进行了自发的默哀，猛龙和马刺甚至各用了一个24秒的放弃进攻来纪念他。这些大大小小的行为有的被知晓，更多的没有，但人们的目的是纪念，而不是被看到和记录。在这些零零总总的纪念中，科比不再只是一个“区区”凡人，他得到了与他的一生成就所对等的尊敬和仰慕。
我是一个大反美者，但我要为今天的美国点一个赞，因为它例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念：法治之上。我不为任何人打破法规；但在法规中，又有人情，以人为上。我没有说美国在各方面都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但在这件事上，它是一个正面的榜样。
最后，请你安息，科比·布莱恩特。
（1月26日，蒙特利尔）
从YouTube中国人吃蝙蝠汤视频被攻击说起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波及周遭。因病毒源来自野生动物，一段YouTube上面中国人吃蝙蝠汤的视频下遂出现不雅言论。其实蝙蝠汤是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国菜（不过因价格昂贵，据说现在多卖给旅客），流传的短视频也可能是一群国人在帕劳拍的。另外，野味或类野味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就我自己而言，即在越南见过鳄鱼，在老挝见过麂子，在柬埔寨见过老鼠和蜘蛛，在墨西哥见过蚂蚱，在秘鲁见过豚鼠，在意大利见过野猪，在法国结果雉鸡，在荷兰刚刚还在餐馆见到野味杂锅配猎人酱……由此可见，全世界都有食野味者，西伯利亚、斯堪的纳维亚、北美等很多北方民族甚至要靠野味为生。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样的百分比下，才相较其它地方更容易引发病毒。当今政治敏感，加之政府出于维稳和面子的谎报漏报被外媒大肆揭露，也更易被针对。在这个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无论是久远的历史中还是不远的过去也都爆发过瘟疫，造成很大的伤害和社会动荡，能相对得到同情，YouTube平台上却只见“中国人险恶，应死七成”等针对内地的言论。除去政治龃龉，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也是存在的。在这篇文章落笔之际，YouTube等平台——这些平台也是有管控系统的——对这些明显有失公允的评论亦呈放任姿态。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还责问我为什么我在社交网络上一直在“攻击自己人”。我没有刻意攻击包括“自己人”在内的任何人。我在努力让自己诚实，面对问题去思考，对待“自己人”一如他人。我会愤怒，会喜乐，会悲伤，但这些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不然就会陷入盲从和愚昧，百害无一利。把我的爱当做憎恨是可怕的。那些平日以民粹为傲，动辄在公共网络平台鸡飞狗跳，对种种问题却视而不见；出事时又带头逃避，诚惶诚恐，甚至为不公平言论造势者，更是可怕和自私的。
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中国大陆有非常多、非常大、非常深的体制问题，就像这个世界上很多其它的国家一样。但政府的问题当归政府，愤怒的人不应将靶子朝向其他民众。一个人首先应当是人类的一部分，其次才是一个国家、一种身份，和一种政治的一部分。当你看到有人正在受苦，你应放下心中的成见，心存怜悯，而不是张口去诅咒。
（1月24日，阿姆斯特丹）
从徐中民的论文谈起
徐中民的论文，有人说恶心，有人说马屁拍到家了，有人觉得匪夷所思，还有人觉得是高级黑。其实说到底，这个文章——包括看文章的人看出来的那些内涵——无不体现了中国社会环境特有的一些群体性心理状态。这些心理——趋奉、跪舔、讥讽或反讽，在很多小地方都有所体现，甚至能在微信朋友圈里找到类似的心理对照。浏览朋友圈那些大人物的帖子，常让我有一种病态的快感。发的什么无所谓，主要看的是下面哪些共同好友点赞了——因为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诶这个人又在拍马屁，那个人又狗智主义了”……饶有兴致地看一番，最后不忘把自己的赞也加上去。
中国的学术为什么不行？我们只能出技术型人才——如世界级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却出不了大的学者——如作曲家。我们口中的“著名作曲家”都是自己吹的，包括那些旅欧的。你去欧洲他所在的那个国家的音乐学院问问，哪个认识他？
我们是有“世界级”的学者，但那些头衔是自己封的。出个国，广告宣传都得自己掏钱买；做个活动，观众席上75%以上都是“自己人”——就这还坐不满。这样的东西跟苏联时期的文化宣传有什么区别？完完全全就是政治雨伞下文化形态的输出。别说学术效应，跟学术压根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学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学术系统。我们只有地下学术界和流亡海外学术界，也不过孤军奋战的区区几人，成不了系统之规模。何况，前者你得清高到什么境界；后者你不但得清高，可能还得够富。你说那得多难？
在我们国家所称之为的“学术圈”，如果一个人不在体制内生存，不去做体制要求你做的事情，不歌颂，不跪，不口，别说你的东西能不能被发表、被注意、被认识，你这个人还有没有都两说。即使一个人主要生活在海外，主要事业也在海外，但凡他想进到国内的“学术圈”，也得首先变得和国内的同行一样。换言之，你得先把自己变恶心，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名利、头衔，和人设，你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分到一杯羹。你不想这么做？行，我们不欢迎你。你说我有学术价值，我是人才。对不起，人才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奴才。
所以这个国家才会有那么多让人惊掉大牙的事情。层次低下者不断口出新的高度；层次高的人想方设法地用狗智主义的方式去嘲弄。最后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在口还是在狗，总之看起来挺病态的。然后，他终于可以“入伙”了，他的文章终于发表了，还是主流杂志！这出最伟大的古希腊作家都写不出的人间喜剧，活脱脱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演，旁观者啊，当笑否，当哭否？
总之，当听话——而非价值——成为学术界的标准；当正当的追求不再得到认可，那些靠谎言和自我标榜获得地位的方式却成为越来越多人——尤其年轻人——的选择；当跪舔者和平庸者（平庸和跪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若资质平庸，往往跪舔，反之则不一定）拿到资源和权力，独立和傲骨之士却被排挤、避讳、忽视，甚至迫害，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不想抛弃家园的人，此生何其孤苦！？
冷眼旁观，千秋万世如白驹过隙；当世乱象似又不过尔尔。啊，也许有识之士们只能在历史中寻求良药了吧！
（1月15日，蒙特利尔）
从一部（还没看过的）素食主义纪录片说起
最近有一部关于素食主义的纪录片上映了。片子我没看，所以这篇文章和电影没有关系。是这个新闻让我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去渥太华办签证，面试完腹空，胡乱走进一家brunch小店。看了半天菜单才醒悟，原来是家全素食店。连忙向店员道歉告辞，说自己还是想吃点肉，太饿了。结果店员露出一个教徒般的微笑，非常和蔼地对我说，好，没问题。可你知道你每年要杀死多少动物吗？
我赶紧跑了出来。与其与她对话，我还是继续去杀死更多的动物吧。
我本人是吃肉的。不说每餐必备，至少每天得吃一点。肉——包括海鲜——对我是必需品，但我不觉得对所有人它都是必须的。沾或不沾荤，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无分高下。你说吃肉不人道，那你杀死植物就人道吗？你把好好的动物圈养起来变成宠物就人道吗？你把动物放生回去然后让它们被其它动物吃掉就人道吗？所以啊，千万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那些和你做了不一样选择的人。如果一种行为、一个观念是不人道的，历史自会给它教训，把它淘汰，不须要你来评判高下。当世许多所谓的道德卫士，不过是一些当局者迷的盲从人士。这和宗教是一个概念。你对某一种观念信得越深，越觉得它一定对，你离这个真实的世界可能就越远。观点非真理，它不是一种权力，不该带来自我优越感。当然你可以捍卫自己的观点，就像捍卫你的理想和信仰。但捍卫不是攻击他人，不是惟我独尊。捍卫观点和利用一个观点去攻击他人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概念。以吃肉为例。你可以终生不食肉，哪怕有生理诱惑也坚决克服，我佩服你。你走上街去游行，举个大牌子，上面写着“食肉者”再打个大叉叉，那这是病，得治。
其它很多事情也异曲同工。之前有个瑞典的小女孩在联合国开炮，用夸张的语调攻击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称其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变坏。你不能说她说得不对，但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只会造成更大的盲从。由此引发的游行演变成巴赫金式的群体狂欢，交通瘫痪，塑料包装被大量消耗。与此同时，人类其实早已开始研究并践行低碳的生活方式，有没有这个小女孩，这种趋势都不会停止，反过来这个过程也不会一下子就完成。这个小女孩惟一的作用，就是利用了环境这个噱头帮她身后的政治集团站了岗，喊了口号。在她带着哭腔、义愤填雍的矫作姿态背后，那些居心叵测的政客才是整件事情的主导。政客们真的关心环境吗？你说那些日以继夜研究环保项目的科学家关心环境；背井离乡拍摄海洋垃圾的摄影师关心环境；一周五日骑自行车上班的白领青年关心环境；每次购物自带布袋的社区大妈关心环境，我信。你说一个政客关心环境，我怀疑。我觉得他更关心的可能是自己的名牌领带和屁股底下那张象征着议员身份的椅子。
所以，每当我们满怀激情要去支持某件事、某个现象的时候，请多花几分钟看一看，想一想，在它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利益关联？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观点突然就火了，突然那么多人都开始谈论它？它究竟真的代表一种进步，亦或只是一种政治伎俩？这个观点真的把人类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吗，又或许它不过只是历史中演过的戏码，换了一副面具又重来？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几小时前，我刚刚在学校的网站上做完一个整整45分钟的，充满了修道院药水味的“防止性骚扰”的在线练习。你要强制听一个半死不活的声音给你一项项地列举——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骚扰和性侵犯，遇到流氓应该怎样防备，法律武器可以怎样被用来惩治流氓，云云不赘。听完你得答题。只有通过这个练习，学生才能注册，老师才能教课。硬着头皮做完以后，我脑海中蹦出一则老新闻。80年代在中国，有一个女生因流氓罪被判过死刑——因为她“无端地和20多个人发生了性关系”。即使在特色共产主义的中国，这则新闻所反映的内容也已被当做笑话（如果不是耻辱）看待，没想到，在2020年的西方世界，它却又变回了美德。
有时历史并没有那么天真。它只是一直在循环。是人类太天真，总以为自己在进步。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无知并不可怕。因为你只有知道自己的无知，你才会去学，学了以后你才有可能变得不无知。最可怕的是当无知成为一股力量，掀起潮流，成为主流。这时一个人想要保持冷静，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是必要的。自我并非一定是高傲，很多时候盲从才是最大的高傲；保持自我反倒可以让你回归理智。
（1月11日，蒙特利尔）
从Gibson’s Bakery事件谈起
最近看到一片关于2016年我本科母校Oberlin College的Gibson’s Bakery事件的推文。前因后果写得很详细，我就把它分享了。
其实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对美式民主也是抱有幻想的。但在欧柏林呆了五年后，我意识到理智比激情和立场更重要。有些东西你必须亲身经历，才有真切的体会。
说实话，欧柏林的教育是靠得住的，音乐学院更是顶级的。但与此同时它确实也是一所政治立场过于鲜明的学校。任何与校方白左立场相反的观点和行为（无论那是什么）只要公开表露，一定会被抨击甚至惩罚——哪怕你是被冤枉的。这就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中文翻译不知为何非要有个“教”字，英文就是fundamentalism，不一定是指宗教——当信仰高于理智，我就可以无视现实，用我觉得一定是正确的那个精神要义去裁判所有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如果它和我的信仰相冲突，就是错的；相反，就是好的。Gibson的事件就是个中典型。白左相信任何对黑人的欺凌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信仰种族间的绝对平等（事实上只是白人和黑人间的绝对平等）。Gibson做了什么呢？他在看到两名黑人学生偷了店里的东西后追出店门，在声明无果的情况下用暴力抢回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在学校明文支持部分学生声讨Gibson的游行并断绝Gibson杂货店的食品供应后，蒙受精神和经济损失的Gibson选择走法律程序，最终胜诉。
在这件事之前，这所学校还出过另一个事情。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被一个黑人学生实名举报。那个学生期末挂了，认为是教授歧视了他，就把他告了。校方而后作出判决，教授被开除，黑人学生重修这门课，之前的成绩不算入GPA.
我不清楚这个学生和教授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不便评价。但我猜若不是Gibson（我上学的时候和他就是朋友，几乎从未见他激动过）倔得像牛一样，以大卫之姿坚持和对面的歌利亚打官司，他的下场估计和那位教授差不多——名誉扫地，卷铺走人，顺便留给学校又一个小小的政绩。全世界有大把怀着类似信仰的年轻人，这些都可以帮助欧柏林捞到更多他们想要的学生。
另一方面，我觉得当今世界的政治正确其实是和人的本性息息相关的。人的本性是好胜的，在历史的某些时候，它甚至代表一种荣誉感，是一种美德。但当它表现在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时候，就不那么高尚了。旧时贵族歧视平民，信徒歧视异教徒，一个民族歧视另一个，云云不例，确实有宗教或政治，甚至是文化上的理由，但归根结底是好胜心引起的优越感在作祟。优越感这种东西，说到底都是不理性、无理的。你把歧视和被歧视的人掉个个，情况依然会一模一样。群体性优越感和这个群体里的个体无关；任何个体都有可能被一种带优越感的精神洗脑——因为人的本能就是想要成为强者，想要掌控他人，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自由。没有人天生想要成为弱者。旧时因为宗教、文化，或政治上的原因，有些人无法选择，一生下来就成了弱势的一方，一辈子都只能被欺凌。现在这些枷锁在慢慢被打破，一个个体有了更大和更多选择的空间和权利，但这不代表人的本性就改变了，不再要强了，真的就可以接受平等了。这就是绝对平等、或理想主义的平等最大的盲点——它假设了一个机械的社会，完全排除掉人性，以为如果没有宗教、种族、政治上的禁锢，大家就真的可以其乐融融了。不。僵尸才其乐融融，人总是要分个高下的。竞技运动是怎么来的？这玩意儿和音乐美术一样，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个人一辈子不搞运动死不了，为什么还要有奥运会？为什么一场足球比赛有上万人去看？
我前几天刚从以色列回来，参观了当地贝都因人的聚集区。这些可怜的阿拉伯游牧民的后裔，被撤销了身份信息，断水断电。境遇糟糕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的家没有住址，只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就是他们在以色列政府里被登记的全部信息。二战时期犹太人被迫害；二战结束，大半个世界帮助他们回到以色列，找回家园，建国发展，如今成为海湾地区惟一的发达国家。他们今天对贝都因人采取的措施却几乎就是二战时纳粹管控他们的方式——除了没送去集中营。你说以色列人都坏吗？黑人都素质低下吗？不。所有这些都只能说明他们也都是凡人，当他们拿到权力，他们也会做出一个凡人可能会做的事。
这个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平反”。你可以为过去不公平的历史道歉，但道歉过后，须要更多的理智，更深的认识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不是任由那些曾受到压迫的兴起，滥用那些赋予他们的新的权力，最终成为新的压迫者。任何一种政治理念或宗教概念，都要符合人性才能引领进步。一种政治方案或政治理想是不是合理，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受害者的数量，而非只是把受害者从一方转移到了另一方。
（1月9日，蒙特利尔）
从中国独立影像展无限期停办谈起
看到了中国独立影像展无限期停办的消息，点进去——希望不是最后一次——浏览历年的获奖名单。这些名字我们也许陌生，但对一些人而言，这却是他们理想的起点。现在这个起点没有了。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又一批独立影人和作曲家们一样，自能靠自己，或者出国了。
孤独感只是小问题，身边越来越大的排场、越来越腐朽的奖项、越来越扭曲的对成功的定义，身前和身后来自同行和他人越来越深的误解和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这些才是更大的压力。
可反过来说，今天却远不是最糟糕的时代。中国史六千余年，焚书坑儒有，摘字成罪有，不歌颂就死的时代也有。然而古来今往，文人不绝，进步的火种经历代统治者大大小小的压迫，依然生生不息。1912年孙先生建中华民国，是整个东亚的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49年后我朝倒行逆施，但中华民国却在台湾岛继续存在下去，远非苟延残喘，而是一直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进步和发展。
1977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高校的英语系、外国文学系、艺术或音乐系均成功招生。做这些东西在十年浩劫时若是被发现是很有可能被弄死的，照样有人偷着学，有人在极端环境下坚持。
理想是一种尊严，而尊严是有重量的。在你身边，你出生的土地上，一些东西也许会变味，一些活动会停摆，但只要你还活着，就有权利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一天你被招安了，变得和你曾鄙视的人一样了，对他来说只是多了一个朋友，对你来说却是人格的覆灭。
艺术家不是狗，别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坏消息很多，但你要挺起胸膛，哪怕只是为了自己，要活得像个人，别怂。
（1月9日，蒙特利尔）
张枣
张枣是牛逼的。读大多数人的诗都会让我有写作的欲望，惟独张枣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在的诗前，我只能是一个卑微的读者，但凡想到自己也是个同行，就会无地自容。
他的诗没有那么震撼的内容，可能他根本不在乎内容。他在乎的是词和词的组合。他玩词组和断句，玩得炉火纯青。他的诗之美感，不是来自作者的表达欲，而是词和词的碰撞带来的感官冲击。
张枣的肩上没有时代的重担。他不陷于抒情的泥滩。作为诗人，他是个几乎完全不受束缚的纯粹个体。他远离家园。他是自私的。
所以，当他想要押韵的时候他押韵，想要乱写的时候他乱写。当他乱写的时候，你会在这些文字的背后看到查拉图斯特拉的影子。你突然意识到，张枣在渐渐地离你远去了。你并不须要他，那些挥舞旗帜的实事英雄们不须要一个冷眼旁观的怪物。你把张枣放回书柜。他和他的生命一道，成了历史之海的滩涂边一张薄薄的纸片。
而你将和你的同行一道，试图将他忘却，继续自己的野心和使命。
（1月6日，蒙特利尔）
第二次以色列之行
这次以色列之行，来去正好都赶上周末的Sabbath假期，往复机场的公共交通停运，极为不便。来时因为旅伴有行李问题，对方直接不接电话，急得人快要哭了。刚刚好不容易准备返程了，又遭遇羞辱式的开包（针对所有被认为可能有问题的外国人）、伤人的提问、繁琐的程序，从机场到登机口，花了近三个小时。我滴食未进，滴水未沾，没忍住就像安检员轻轻地抱怨了一句，结果人斜着看了我一眼，憋着笑快活地撇下一句，“I’m sorry.”我猜他真正想说的是，“不好意思啊，罪人。”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一周七天最基本的人权。当我饿的时候，能找到吃饭的地方；想去哪里时，能找到车坐；须要帮助的时候，能找到人——至于你是不是能帮到我，另说。至少请你听我说话，让我明白在你的眼里我这种凡人也是存在的，不光只有神和他的子民。在这个基础上，我尊重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一种信仰、宗教，和由此带来的骄傲。
刚刚终于走完最后一道程序，在登机口的过道上我经不住想，就应该让共产党去统治这个国家，用不了20年这些神棍们就会脱下帽子高喊：“你无须专门为我设置节日，为我专门找犹太人的餐厅！”——别奇怪，这些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真事。这时突然清醒过来，连忙扶墙自责，仿佛时光倒流七十一年。
所有人都知道在二战中这些人经历了什么。于是迄今我们花了半个多世纪保护他们，为他们建国，让他们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即使有些传统已经不合时宜，有些源于这些传统的观念在今天的时代已经足以给他人带来困扰，依然给予其充分的自由和空间。这种人道来之不易，就像今天很多其它被认为是进步和正确的政治及观点一道，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历史重重的创伤中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那些正在享受这种进步带来的果实的人当懂得珍惜，当好自为之，而不是无止境地消耗政治争取和人道主义的红利，最终变得让人生厌中让人类的历史再一次走向进步的反面。
对政治正确无止境地利用将催生下一个恶魔横行的时代。世人啊，你当清醒，当警醒！
（1月4日，特拉维夫）
《五味集》收录了2020年初到21年11月间的三十八篇短文，三万多字，整理发表。
地道快餐
回蒙。地铁上错口，意外找回17年来面试时吃过的中式快餐。彼时去McGill找系主任，临行前吃的就是这家。装潢未变，简陋得可爱。一瞬间温馨，却发现涨价了，量少了，味道也似乎一般。
时间记录成长。蓦然发现世界在变，而记忆有误的瞬间，后知后觉地领悟原来变的是自己。一时恍惚，错入七彩的水沫。想要拥抱怀中，比一刹那更久一些。那水沫却纷纷踏入风中，去无踪影。
眼前橘色的托盘，盘中油腻的炒饭。三分嘲讽，七分彷徨。无厘头地想到一句歌词，我告诉外婆，我没输，不须要改变。于是拿起勺，挺起背，开吃。
万幸，竟未似嚼蜡。原来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糟糕，也许未来也将充满希望。总对自己不满，也是一种疾病。明明写得不好却被嘉奖，你不开心。明明写得很好却被忽视，你又不开心，何必呢？
不早了，回去写曲子吧。
（2021年10月13日，蒙特利尔）
无题
1
下了飞机，坐上火车，在颠簸的铁轨上一路向东，不知觉间又临近这座北国的城市。想想，也许我是他最熟悉的过客吧。
火车上一直在想，自己究竟为什么回来？想着想着，问题变成了自己彼时为什么离开？可以找的理由千千万：当初因为疫情，现在因为学业；当初是思念故土的亲朋，如今尤不舍这里的好友……北国广袤的旷野在车窗里一一掠过，一如秋后被扫了一遍落叶的大街。须臾，列车缓缓驶入层层的楼宇。
仿佛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大陆。荒镇、小街、拱门，说丑不丑，说漂亮倒也不至于的白色教学楼。那是所有梦的影像开始的地方。
时间的洪流滚滚向前，载着所有青春的记忆，一遍遍在脑海中如数家珍，又一遍遍落入一望无垠的虚空。没有回声，没有色彩的纯粹的空，非要有点什么的话，也许只有年轮留下的凹痕提醒着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永恒的执念。
我存在吗？我们存在吗？在时间的某处，我们是否也曾相交而过？不是每一个问题都须要答案，于是我又回到了这座城市，为不须要答案的问题写下最后的标点号。
像是结束一场漫长的、孤独的仪式。
2
目标：花几个月断舍离，离开加拿大时不携带超过两个旅行箱和一个背包的东西。
已扔掉和送出不少，大体能装10几个箱子。还有些想卖没卖成的，带到了新居，恐怕还是会想办法处理。很多衣物、记得请或记不清谁给的或在哪里买的纪念品、搬进合租屋后已无太大必要的高音质功放音箱、收藏的几百个酒瓶和各式各样小器物，等等等等，全部断舍离了。
新搬来的住家在十五层，窗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景致如此，怎么看都与“荒原”二字不着边际。于是只能回归内心，像悄悄想起一个秘密一样细细品味这荒原之心，竟有一丝惬意。
想了却心结后就去欧洲住几个月；或干脆回国，去阿里，去内蒙古的沙漠。我怀念在热水都带着咸味的小旅馆写下一串串音符的时光，自我像按捺不住的花火，闪着耀眼的光点向着天穹爆破。此时此刻，这里的一切都太过现实，太过斤斤计较，太过黑白分明，太过浅薄。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除了现世的成功，似乎也没什么可以追求的了。
我把这样的生活称之为没有个性的居住；隐居。
隐居者，于世，彷徨着。少顷，他百般聊赖地撕开一包速食面。
（8月27日，蒙特利尔）
课堂笔记
时隔五年再和Pierluigi Billone上课，依旧是布道式的授课风格，一点都不轻松，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个人的曲子。
比隆尼认为作为艺术的音乐不该反映现实（原话为“不是现实的镜子”），因为现实是空虚的、可替代的；而艺术是独特的。他说，今天你可能去餐厅吃饭，然后社交，然后回家。你也可能在家吃饭，或不吃饭；也可能不社交，一个人去看电影。所以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可替代、可有可无的；它们本身没有存在上独一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一个人的音乐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可替代的存在，那么它就像餐厅里的背景音乐一样，也是可替代的。有没有你的曲子都区别不大，因为可当背景音乐来用的作品有成千上万。
他说，我的作品技术很好，可以看到很多前辈好的影响。从作品中能读出才华、技巧，甚至阅历。所以我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当代音乐的现状——当然这个现状，作为现实的一部分，也是空虚的。某种程度上，所谓“音乐界”就是“音乐家”隐去主体身份后的空洞轮廓，其每个部件都只能作为阐述性的存在而存在，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主体或身份；并非必不可少，也并非不可替代。写好“能反映现状”的音乐，他说，毫无疑问，须要很好的技术，而我有——“已经有了”，他说，“所以我预祝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作曲家。”“当然，”他又说，“如果你听懂了我的话，那么你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说失败可能有点过，但至少是一种局限。”“而你可以做得更好，”他说，“非要把自己局限起来，难免让人遗憾。”
“打个比方，现在我听你的东西，会觉得这是其中的一家高级餐厅的背景音乐。确确实实高级，”他说，“但我不会想到，嗯，这是Zhuosheng的作品。因为Zhuosheng作为独立的创造性的主体，压根就从未存在过。”“Zhuosheng是谁？谁是Zhuosheng？”他自问自答，“从没听说过。”
他说：“你在绕圈子。一路风景如画，经历颇多，却是一场西绪福斯式的旅行。因为你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走向哪里。”他比喻说，就好比你有7个伴侣，拥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生活乐趣，解锁各种风格的性爱姿势，但你惟独得不到真正的爱。“就像你的作品”他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fantasy，惟独没有音乐。”“爱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就像我也不知道音乐是什么。但至少你要在创作中找到一个正确的、属于自己的方向去探索。你的作品中出现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多技法、影响、声音、状态。全都是别人的。你用别人的东西用得那么好，可我希望你只挑选其中一样，去挖掘、聆听，最终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Mr Jin理解自己的音乐吗？”他调侃式地问，“不，Mr Jin不须要理解自己的音乐，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能写，写得很好。当他有一天真的想去理解自己音乐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它们多么空虚，多么没意思，多么肤浅。然后他会开始厌弃自己正在写的东西。那天是他作为作曲家的第一天。”
“记住”他说，“你不是被人追捧的明星，不是风口浪尖的小丑。”也许我们生活的世界很肤浅，但我们有选择做一个不肤浅的人的权利。“你问我如何寻找自己的声音，如何找到作为作曲家的自我。”比隆尼最后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年轻人，祝你好运。”
（8月17日，北京）
从拖车救人事件说起
河南水灾的时候有一条新闻，说一个拖车司机愿帮忙将落水的车子拖出，收取50一次的费用（正常200）。救下很多车后，遇到一对母女，她们觉得救灾是义举，不该收钱，于是在获救后拒绝付款，与拖车司机吵了起来。司机很生气，因为救车也不是他的义务，不过是出于好心；且一趟趟地拖车很累，收的也只是成本费而已。最后司机坏了心情，停止了义举；母女扔给他30快钱，转头还在网上骂他没良心。
记得高中时曾和一位友人争论，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发展前途，因为它“更符合人性”。他觉得工业革命本身便源于人的贪婪，贪婪让人不安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进步的源泉则是欲望，只有欲望才驱使人去创造。
此言似有一定道理。不过，假若“太符合”这位朋友口中的“人性”，便会出现工业革命初期那种压榨劳工的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制造社会矛盾，拉大贫富差距。当财富取代智识成为精英的象征，系统性的歧视也随之广泛化。且，若贪婪不加控制，会滋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而欲望也不都转化为创造，有时也会让人为了功名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欺世盗名。上述这些都可能成为对资本主义的过度容忍或任其发展的后果。社会主义，尤其是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修正，其思潮之产生，在历史中有正面的作用。
不管怎样，我觉得在今天的世界，任何社会形态都是抽象的，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要在每一个现实的个例中找到平衡点。在拖车救人这个事件里同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这对母女堪称“社会主义”之代言人。她们认为劳动在一定前提下是种义务，义务就该无偿。而拖车司机则代表了“资本主义”，觉得但凡劳动皆创造价值，而价值就一定是有偿的。这两个观点本身都没有问题，因此在这个事件里，如何在“义救”和“收费”间达成一种和解，找到一个平衡，且这种平衡被涉及人群所默认，成为了它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事实上，该平衡也直到这对母女出现才被打破。
显然，这对母女将“水灾”作为了“义务劳动”的前提条件。“赈灾怎么还能收钱呢？”作为观点，其实无妨。问题在于她们对这个观点作了道德上的绑架，于是，个人观点性质的“赈灾理当无偿”摇身变成了真理性质的“赈灾必须无偿”。司机遵守，则善，反之，则恶。这位可怜的司机自愿救人，却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恶人，其委屈实在可以理解。
客观地说，这是个无解的事件，因为要改变一个人先入为主的道德观念是很难的。不过道德观人人皆有，于是对所发生的一切有更广的容忍度，更少地站在自己的立场干涉他人的言行（当然，恶行除外），就成了一个人的素质之体现。我相信这个事件中也并非所有获救司机都认同这50元的费用，但他们选择了接受和理解；如果这对母女也能这么做，则会有更多（愿意付费）的人得救，显然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结局。
我觉得，人最怕把自己变成道德卫士。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也应该学着去接受他人的不同想法。这世上天灾人祸，大家活着都不容易。是否能严以律己尚且不说，宽以待人却是必不可少啊。
（7月26日，宁波）
关于东奥开幕式之杂文两则
1 大阪直美
混血运动员大阪直美点燃圣火，在网上引起热议，其中不乏质疑和非议。也有客观的评论称，此举完美呈现了奥运的包容性，突出了民族、性别的平等，强调black lives matter，还顺便抗议了前几日海地总统被刺杀（大阪有海地血统）的事件，可谓一举多得。个人觉得，是为正解。
首先，毫无疑问，包括上述在内的很多操作都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基于个人访日经验及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日本国内基本不存在政治正确，所以这些大体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也可视作是西方主流社会潮流之全球渗透的结果。奥运牵扯利益众多，在西方世界依然掌握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今天，即使换成中国亦可能做出类似举动——尽管相比日本，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白左的相差更远。
须要看到的一点是，基于大阪之身份而强加在她身上的标签，无论褒贬，客观上都是与她无关的。大阪直美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个合格的human being，和自己所在领域的强者——仅此而已。无论她是黑人、白人、亚洲人；是女性、男性，或第三性别，她都理当被同等地尊重，被诚实地看待。任何基于肤色或人种的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中伤和赞美其实都只能成为个体的一种负担，这也是这种政治正确最大的问题。它从不谈论活生生的人。任何一个个体，如果不能，或不愿被归类，将成为比minority更可悲的局外人；而一旦被归类，则只能成为另一个John Malkovich. 大阪的网球同行小威廉姆斯有一次受访时说的话完美地诠释了相同的意思。她说，我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记住我，因为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球手，而不是因为我是其中的一个黑人。
许多西方世界的科幻作品都喜欢把未来塑造成一个泯灭人之个性的集权世界。事实上，将复杂的个体简化为一个或几个易识别的身份，再让归于这些身份的人产生一致的、群体性的尊严，用以替代个人的尊严，恰恰是泯灭人之个性的第一步。那个可怕的集权世界或许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悄悄降临人间。
当我们谈论人权和平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人权和平等的口号下，那些白左在做的事情，其本质又是什么？也许你还不敢对此提出质疑，但至少你当开始反思——在一切都还显得不太晚之前。
2 开幕式
日本人完全可以搞一个歌舞大会，追悼一下疫情中逝世的人，赞美一下全球抗疫的决心和成果，最后弄一个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式的结局，其乐融融。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其结果就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早年曾有编舞师，谨怀从艺者的尊严，呕心沥血数载，完成项目一个。观众乍一看很难接受，坊间议论纷纷。一个评论员在主流媒体开炮，火了。编舞师身边的朋友不忿：你多年寒窗，自恃才高，兢兢业业，却得不到公正的回报；那人花了半个小时写篇文章骂你一顿，粉丝倒是涨了几万。为什么你不能稍微迎合一下大众，为什么不事先和媒体人做好公关？
诗人北岛曾说过一句话：我是个艺术家，我不须要粉丝。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论断，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创造并实践。在日本，这样的舞台能留给这样的作品。我不想批评，也不想赞美。我只有羡慕。
（7月24日，宁波）
小吃摊
深夜小摊，吃到收摊。
据说老板喊了一声，收摊了，没听到。又喊了一声，还是没听到。老板生气了，气得跺脚、抓脑、干瞪眼。但他不敢把我轰出来，因为还没付钱。
其实我听到了，但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对老板说，老板我在思考问题。
老板说，18块。
我点开手机，扫了码，出了门。门外是另一扇门，另一扇门外是浩瀚的宇宙。
我站在一个小小的点上，这个点一望无际。无论我朝哪个方向挪动双脚，都只是在原地徘徊。
老板追上我，递给我喝了一半的啤酒。
我不安地接过酒瓶，将老板扔进大海。
一颗深红色的水滴落在我的脚边，一如大海般宽广。无论我望向哪里，都看不到尽头。
路旁有一棵树，树上有一个苹果。只有一个。
苹果上站着的人，撑起一张银色的帆。他慢慢得靠近我，渐渐地，我看清了他的脸。
“老师……”
我像个亡命之徒一般朝反方向逃跑。身后，一颗气球缓缓升起，在月光下泛着微光。隐约传来一个小女孩的歌声，回荡在空中：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
我终于明白，我在思考的不是问题，而是记忆——所有人生前的记忆。我们是谁？曾经的我们又是谁？下意识地，我摸了摸自己的躯体，冰冷的金属感像在嘲笑我的意识和生命。我开始加速飞奔起来，身后的世界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坍塌。巨大的光轮迅速回缩，一声巨响后，我坐在小吃店的桌前。
收摊了，老板说。
（7月19日，宁波）
林芝随笔
1
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在于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所认定的人事物；而非盲目地去尝试改变他人或这个世界。后者是危险的，容易不知觉间陷入政治伎俩，无意中给自己看不到也不了解的他人带去不好的影响，甚至灾难。天真的人和邪恶的人固然不同，但有时他们给我们生活的世界造成的影响却相似。
所以——虽然听起来显得极端——我还是要呼吁，不要做一个天真的人，更不要以自己的天真为傲。
2
一个人，如果他想求知，就去读书；如果他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和人文，就去那个地方。一个人不该对他没有亲自到过的地方、没有亲自体验过的文化和生活，和没有亲自打过交道的人贸然发表任何形式的评论。他只会对这些地方、文化，和人文造成伤害——无论他的初心是什么。
一个人当尽可能对每一种观点都保持距离。对所有的立场，无论来自媒体、知识界，或民间组织，都保留意见。东方或西方，皆如是。
无论希望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牺牲品，都只能苟延残喘。任何地方都有左右之分，一旦明确了左或右，就只能要么当一个傻子，要么变成一个疯子。在现实生活中，左右哪派在今天占据主流，就和哪派搞好关系；然后默默在心中谨守理智和中立。
若光明会当真存在，一定要想办法加入。上面说的一切都将变成废话。
（4月1日，林芝）
空港两则
1
爱是不可言明的，言明以后，就不再是爱了，它变成了一种世俗。面对这样一种世俗，你要么口是心非地恭维它，要么秘而不宣地嘲笑它。而无论是对它的维持还是背叛，都将成为全然的道德选择。而道德是所有世俗枷锁中最让人不齿的一把。
但爱也不可以全然是秘而不宣的个人体验。我觉得人的感情是社会性的，因此全然无法感知和分享的、个人的爱，是不存在的。它是绝对的可怜，甚至连悲剧都不是。
真正的爱可能是介于秘密和世俗间的一种介质，只存在于诗人的语言和艺术家的手法中，只能后知后觉地存在于历史中，一如勃拉姆斯的克拉拉，贝多芬的爱丽丝……
2
在独乐寺书店淘到2021日历一本，内有365幅中国古代营造工艺的图例，一日一例。随便翻了翻，突然有种想把里面列出的地方，古刹也好，博物馆也罢，都去一遍的冲动（其实去了几个了）。
也不是非要亲眼见到营造之美才能被打动；也许届时亦或有美被改得——或破坏得——面目全非的遗憾。但无论如何，走很长的路“去看”，去寻美的过程也不偿确是美的一部分。
但美该如何定义呢？是残破的瓦片间辉耀的冽阳？是掉漆的山门旁栖息的家猫？是空旷的庭院里倔强的青竹？是高蹈的窣堵坡上岁月的留痕？亦或是与本就寥寥的游人擦肩而过时，那高高在上的，“文人骚客”的庆幸？
沉默如歌，熄灯闭目。须臾恍惚间，人世的万千愁绪，竟能忍受。
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特别有耐心。
（2021年1月11日，20年12月28日）
年末随笔
要离京数日。
与朋友道别，在传媒大学上轻轨。列车从高架隧道驶来，风吹起队伍最前端的女孩披肩的直发。车门打开，人潮如歌。
时隔一年半又回到国内，一场疫情模糊了我对时间的感知。走在胡同里永远像是新铺的柏油路上，竟有种恍如昨日的亲切感。
与旧友相逢，和新人相识。一方一念处，一颦一笑间，不灭的青春像开得过盛的花海，在隆冬的冽阳下如繁夏般糜烂开去，那无声的壮美近乎悲戚。
北京！我也曾在这里留下少年时的回忆，痛楚多于宽容，困惑多于温情。如今却也渐渐学会了理解和原谅，竟和一位前辈老师聊起了名分和责任。
也许，这就是故土的含义吧。
（2020年12月26日，北京）
作家残雪
我觉得超现实或魔幻现实的艺术和文学大体分两种，一种让人觉得这个作者对他的现实了如指掌，所以超越了现实，如博尔赫斯、达利、夏加尔等；另一种让人觉得这个作者对他的现实一无所知，所以只能写一些和现实无关的东西，如残雪。
开始我觉得是不是自己没读懂残雪，为此专门翻阅了研究残雪作品的文章。结果发现这些文章也和残雪的作品一样，充满做作和刻意，徒有其表。其实不论作者或读者的资历，判断一个作品的第一标准永远是比较原始的：是否走心。技法现代、语言超前、内容高幻的作品依然可以走心，就像拉赫曼的音乐，即使“普通人”再怎么不爱听，专业的乐迷依然会为观摩其现场而感到震撼。这是因为作品构筑了与听众的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能让人产生共鸣。换言之，这些作品拥有“实体”——无论其本质是什么；也因此，技法的超前非炫耀，非掩饰，非装逼，乃必须。我记得很多年前读过一个贝克特的文本，通篇无标点，加之是中文译本，特别佶屈聱牙。其中一段，主角走在街上把一个苹果在左右口袋来回拿进拿出，写了整整两页，读时甚为憋屈，显然没有那种反复听一首流行歌时的宣泄感。但当时即觉得这和人生的某种特质何尝不匹配，于是依然觉得读到了好作品。
与此相反，平庸的作品就像在刻意逃避自己的空洞。残雪的文字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或她以为自己在写某一种东西，但其实对所写的也并不是很了解。有时读了三四十页，觉得读不读都无所谓，这本书有没有这三四十页也无所谓，于是就颇有一种浪费了时间的愧疚感。
一些私见，请看到这篇短文的你不要上纲上线。
（12月2日，郑州）
浅谈爱国
“爱国”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国家是由人构成的，所以事实上没有爱国，只有爱人。如果忽视每个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如果对每个个体的际遇视而不见，只谈论意识形态上的“爱国”，那么无论你基于怎样的意识形态，你所谈论的都只是一种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人本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意识形态主导和控制人的言行；而在后者，不同意识形态是基于不同的人及人群推导出来的。这是个本末之争，孰本孰末，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将在一种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度过。所谓“民主”，即人民自主权的保障，即在不犯法的情形下的言行自由的保障。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情怀提倡个人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那么相比爱国，我觉得那个国家的人应该更学会先爱自己。
说到法西斯主义，我觉得在它诞生以后不长的历史中出现了很多的替代词。事实上它可能比我们每个人想象中都要更普遍。
首先，我觉得希特勒之前是没有法西斯主义的。因为时代随着历史在变，每个时代间的意识形态不存在可比性。所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不是法西斯主义，凯撒、秦始皇、拿破仑等等，也都不是。只有二战以后，因为新的世界秩序诞生，才随之诞生了法西斯主义。我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通过国家或准国家级别的权力机构的力量，影响社会舆论的导向，营造出在意识形态上极端爱憎分明的社会环境，在收拢由此而产生归属感的人的同时，也依靠这些人持续打压那些反对自己的人。
基于此定义，毫无疑问，二战后的几乎所有军国主义都是法西斯主义；绝大多数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名号的政体是法西斯主义；D Trump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是法西斯主义。这些都是不那么有争议的。但我今天想说的是，事实上，与以上三者同时期存在的，且常常与它们直接争锋相对的很多政治学或社会学现象，其本身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概念是抽象的，是超越或凌驾于现象而存在的。现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别，也让人有美好和丑恶之感，但概念是中立的。这个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逻辑前提，却很遗憾地成为了很多甚至是专业研究社会学的人的阿喀琉斯之踵。一个犹太人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实践者；一个热爱民主的人，既可能正在遭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也可能自己正在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这样的现象可能发生在任何身份和个体之上。甚至在历史中就能找到震撼人心的例子：一九四五年，柏林沦陷，二战结束，最先解放德国的却是同为法西斯主义的苏联红军。当一个人喊着口号，为了所坚信的理想而热血沸腾，并将反对自己和看起来反对自己的人一视同仁地视为敌人、混蛋、疯子、精神病，和魔鬼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已在他的心中破茧而出了。这甚至与他所反对的是不是也是法西斯主义本身并无太大关系。
也许今天的我们最该问的不是“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而是“什么不是法西斯主义”。这听起来像危言耸听，但法西斯主义似乎正在变成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史最耀眼的标签。在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的争论愈加白热化的今天，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波涛下，是法西斯主义无孔不入的暗流。直到有一天，当我们所创造的所有价值观都变成了一种法西斯主义，我们也就走到了文明的尽头。
这是一场人类与自己的战争，理性和爱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当一座座雕像被推倒，一个个好人被批斗，我们最应当记起的或许是这样的一句名言：
不，“我没有敌人。”
（11月26日，温哥华）
私见八则
和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身为外国人在当今北美各种各样的政治潮流中该怎么自我定位，如何生存。以下是我的一些私人观点：
1，Always show mercy to the others, but never assume that you will receive the same. You may,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gift.
2，我总是坚信，做一个好人远比做一个骄傲的少数族裔更能让你受到他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发自心底的尊重。
3，不要憎恨任何人，不要歧视任何人，也不必去刻意讨好任何人。保持礼貌，不卑不亢。越是喧闹的场合，越要保持冷静和中立。
4，除非你有特别黑白分明的政治立场，且觉得它对你非常重要，否则不要卷入任何旗帜鲜明的政治活动。要得到“客观”，少则二三十年，多则几个世纪。历史中的每个此时此刻——包括今天在内——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冲动的、难以评判的。
5，学术界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会有意识形态的大多数，是为主流。无论你心里怎么想，都要和这个大多数保持良性的关系。但也别见谁都舔。俗话说，多情却似总无情，道理如是。
6，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要去投没有意义，只会引起反感的反对票。大体上，我们都不是英雄，只是历史洪流中一颗小小的尘埃。你改变人类命运的机率远小于为自己创造一个踏实的未来的机率。当然，如果一个人注定不凡，那么他的一生中也许会出现一两次生死攸关的机遇，他的反对票将让他名垂青史。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假设自己是那样的人，假设错了，你就毁了。
7，所以，做该做的、可以为自己带来正面结果的事。说服自己，这些事就是对的事，和这些相悖的事情统统都是错的，尽可能不要做。
以上就是我的私见。我怀着冷静的、中立的心态写下这些文字。当然，道理谁都会讲，现实中的我也未必就一定恪守表里。活在漩涡中，我也会困惑，会愤怒，会冲动。所以最后我想再加上一条，从圣经里抄来的：
8，不要论断他人。
（11月20日，蒙特利尔）
无题又一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当他们快乐的时候，是真的快乐；当他们悲伤的时候，是真的悲伤。当他们认定什么的时候，他们不再去怀疑。我羡慕这样的人，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我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1月15日，蒙特利尔）
蝶恋花
疫情开始后，出行购物逐渐规律化，渐渐养成在手机里记下购物清单的习惯。一件东西差不多用完了就记下来，下一次购物一并买上。
距上次购物已有些时日，决定明后天出门采购。打开手机整理清单，才发现很多东西都不用买了，家中余下足够用过此月。
一月游览阿姆斯特丹，一切如常。音乐会后齐聚一桌，觥筹交错。酒饱饭足，邻座不知是谁随口一句：法国有了欧洲第一个病例了。众人皆笑，无人察异。我悄悄问身边的单簧管演奏家：听说你四月去中国演出，还去吗？一阵大笑，答：机票都买了，我不怕感冒。
月底，回到加国。半月，欧陆沦陷，蒙城封邑，麦校停课。
四月，中国疫情好转，演出渐行恢复。苦于出行禁令，那个演奏家自然是没走成。家人来电，问及是否考虑回国。思虑良久，几乎订下六月返程的机票，未能成行。
一晃又是半年。月有阴晴圆缺，人亦一言难尽。
二零一四年，带着写了一半的本科毕业作品，我来到西藏山南。在纸上，我工工整整地写下心里的疑问；在山上，我安安静静地想了好几天。
最后我发现，这世上的问题，有些找得到答案，还有一些，本就没有答案。
下了山，写下新的音符，我很开心。在音乐中，我能找到答案。我知道怎么做是好的，怎么写是对的。我要做一个好人，写好每一首作品。
春去冬来，山南的群星在我脑海生生灭灭。带着这小小的星火，我行走了小半个世界，写下很多的音符。在路上，我常常想，也许这就是自己的生活吧，也许这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此时此刻，夜幕笼罩着蒙特利尔，窗外的街区偶有行人走过。这世上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抢着去做故事的主人公、时代的弄潮儿，被羡慕或指点，被美谈或八卦。如果这就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一切，我只愿倾此一生，与世无争。如果一个人可以拥有比这些更美好的事情，我亦将倾此一生，执于此念。
吾生，吾曲，吾心，吾爱。
（11月14日，蒙特利尔）
美国大选前夕的左和右
因为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政治事件，全世界平权主义浪潮再兴高潮。想起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说到封建时期欧洲的旧贵族有多讲究，朋友鄙夷地说这些都是旧文化的渣滓，21世纪早已没有贵族平民之分，只有平等的人。
我对朋友的话当然没有意见，可惜我们谈论的却是不同的两件事。“贵族”这个词，它不仅仅是个阶级，也是一种精神和气节。并非雍容富贵才叫贵族，那个只是有钱而已。一个落魄的、贫穷的人，照样可以活得讲究；不卑不亢，有学问，不粗俗。甚至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贵族而言，金钱、名利、出身，都不是最重要的，人格和名分才是最重要的。所谓“身为一个贵族的骄傲”，当然与那些无知的狂妄有别，乃恪守身为人的尊严和底线。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提倡人人平等，希冀于财富或其它方面的不均衡不再成为一个人被追捧或鄙视的原因，这当然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好人和烂人的分别还是有的，并且永远是会有的。“平等”、“平权”，都是好的理想，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更少的偏见。但这些理想不是让一个人好吃懒做还能饭来张口的借口。一个懒的、坏的、粗俗的、野蛮的人，如果喊一喊“人人平等”就能享受和其他人一样的群体认同和社会福利，那显然这个社会病了，病得不轻。
Trump的言行举止，尤其对华人的敌意（无论他是有心或无心），让我无法支持他，但显然我也不是左派的支持者。左派不但刻意混淆作为理想和作为借口的平等，还制造多数人的暴力——“你必须和我说一样的话，喊一样的口号，不然你就是种族主义者”。其后果就是真正的种族主义不但不能被根除，反而可能愈加发扬光大。坊间有这样的言论：“种族主义又回来了，以反种族主义的名义；法西斯主义也回来了，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不无道理。
语言是一个充满迷惑的媒介。在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空前二元分裂的今天，两极的人都在喊着一样的词语，用相同的标签去指责对方。想要得到一个相对中立和温和的社会环境，统治者必须放弃口号的政治，还原每句话中的每个词本初的含义，然后尽可能切实地将它履行。民主是什么？平等是什么？自由又是什么？在这些词语的含义都已经被模糊、扭曲，饱和得不成样子的今天，这个国家却依然只是自顾自地喊口号，什么民主的旗帜、自由的灯塔……
都他妈扯蛋吧。
何为歧视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知名演员的采访，他说，不该把“歧视”和“看不起”混为一谈。“歧视”的前提是外在的，是一个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改变的。比如一个白人歧视黑人，一个黑人在一件事情上无论做得多好，哪怕比歧视他的白人还要好，也照样会被歧视。所以歧视不对，要抗议和抵制。但“看不起”不一样，它的前提条件是和对象本身有关的。比如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懒而看不起他，哪天那个人不懒了，就不会被看不起了。所以“看不起”不是偏见，更不是所谓的精英主义。换言之，每个人都应该因为另一个人懒而看不起他，只有这样懒人才会越来越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其它情形如是。
个人觉得，很多人将“歧视”和“看不起”混为一谈，是当今社会乱象之所以形成的一大原因。
每个人都应该严于律己，做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你应该这么要求自己，也应该这么要求他人。因为在社会中你不是孤立的，只有你和身边人在价值观和善恶观上大体保持一致，你才会快乐；其他人和你相处也才会觉得快乐。大家都快乐，社会才能正常运行。有些人看似至善，无论另一个人什么样都高喊着“人人平等”，张开手臂欢迎他，欢迎的结果就是他和身边人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的边缘，因为他所欢迎的人和他的价值观并不一样。在农夫与蛇的故事中，农夫的善即蠢，而蠢是恶最好的帮凶。几千年前的伊索早已看透的道理，几千年后的白左却故技重施。
应该提倡平等吗？当然应该。但前提是被平等的人要认同你的平等，认同你的普世价值观。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谈论“平等”才是可能的。如果他不认同你，那就应该拒绝他，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他。这不是孤立主义，是理性主义，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举例而言，一个欧陆孤立主义者可能反对所有形式的伊斯兰移民，但理性主义者不反对任何形式或种族的移民，前提是确保他们能融入移民后的社会，不致成为一个隐患或威胁。相关审查工作必须在移民前完成，而非在移民后再去希冀于改变那些不可能被改变的人。
在伟大的左派看来，今天若在公开场合表达上述观点，毫无疑问会被贴上右之标签。在特朗普已成为“右派”之代名词的今天，很显然，上述言论是不受主流社会待见的。但核心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非左即右的。事实上，左和右都是有问题的，往哪边偏都只能造成人与人的分裂，偏得越多裂缝越大。而左派若掌权，即使中庸也会被说成是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当“左”成为唯一对的立场，所有不左的都变成错的；左派惟我独尊，惟我独真，独裁也就大告形成。而这种独裁由于不是政体上，而是思想上的，也因而显得更加可怕。
（以上两篇，11月2日，蒙特利尔）
北国之秋
忙死还赏秋，其代价即牺牲睡眠。白天都在路上，晚上只好打起精神来工作。
秋叶总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成片的叶子从一片墨绿到姹紫嫣红，在最绚烂的时刻凋零。满山满山的叶子在几个星期里消失殆尽，等待来年春天漫长的转世重生……
秋叶和花朵是最让人敬佩的造物。试想又有多少艺术家愿意在创造出自己最完美的作品后毅然选择激流勇退呢？财富、名誉、认同感……或许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恨不得陷在里面半个世纪不嫌多呢。如此想来，相比于自然的造物，人类是多么龌龊啊。
（10月13日，玛戈）
舞
有人和我说，听落雨声可以助眠。
真的可以助眠。只是每天都听着落雨声睡去又醒来，不知不觉放大了心中的惆怅。
有些很简单的事情，却花了很多年才明白。终于明白了以后，也不禁盼望着晴天。
春雷响过，夏花开过，秋叶眼看就要落了，冬雪也未尝近在眼前。过去的一年比任何时光都更漫长，是疫情，也是一些五味杂陈的情愫。
我想养一盆植物，一盆会开花的植物。有时觉得，陪伴一朵花绽放又凋落，不尝是人生最美的经历。
可我又怎能知道，在看不见的角落，有多少花儿正悄悄地盛开，又默默地凋零；有多少人正独自走在繁华或清冷的街上，小心翼翼地藏起心中小小的花蕾？
在梦中，她又无声地绽放了。那缓缓张开的花瓣，像长野碧空的舞蹈。
于是，他的眼眶也不禁湿润了。
（9月18日，蒙特利尔）
无题又二
1
我有很多空瓶子，各种各样的酒的空瓶子。有一天当我离开这座城市，这些瓶子也会被回收再利用。
我望着这些酒瓶子，想着我们终将道别的那一刻。
或许在异地，我还会喝到一样的酒，会把一样的瓶子留下来，甚至会记起在曾生活过的地方，保留过一个这样的瓶子。
一个个酒瓶，端坐于瓶架，像一段段生活的记录。巨大的晚霞降下，照映城市的人群，也渐渐倾覆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和心里藏起的泪水。
多么幸运，我们分享了这一段时光。多么不幸，我们却无法将时光驻留。
2
渴望独居，却总有应酬。想要找人聚聚，却总也找不到人。
思念乡野，却囹圄市井。久居乡下，也不禁怀念城市的繁华。
被人追爱，百般躲避。心中所念，望穿秋水。
还是林夕说得好，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
所谓人生，最难不过“适宜”。
（9月3日，9月7日，蒙特利尔）
无题又三
1
有时候写曲子，写着写着会有难以忍受的孤独感。这一辈子也快30年，漂泊不定，四海为家，也许真的能理解自己的也只有这些无言的音符了吧。
生如浮萍，看起来那么潇洒。可浮萍又何尝不渴望家园？
2
真正伟大的东西是很少有人会宣传的，因为其实大家都害怕伟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争先恐后地炮制一些肤浅的东西以渴望代替它们吧。
说实话，这个世界是属于大多数人的，而大多数人是庸俗的。反对庸俗，就是成为全世界的敌人。
（7月1日，8月11日，蒙特利尔）
再论歧视
最近邮箱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刷屏，弄得我压力山大，好像我不跟着批斗那些歧视黑人的人，我自己就歧视黑人、要被批斗一样。
可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们去批斗呢？我知道歧视黑人不好，没要和那些不好的人同流合污。可他们歧视的又不是我，凭什么要我去批斗人家？再说，有人歧视我的时候你有帮着我批斗那些人吗？没有吧，你什么都没做吧？
还有一种说法，说亚裔帮着黑人维权也是给自己一个平权的契机。这种说法太逗了。举个例子，一个班有甲乙丙三个学生，其中甲是班霸，老是霸凌乙和丙。乙奋起反抗，最后老师都站出来去支持乙。这时丙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曙光，于是屁颠屁颠地跟着老师去支持乙。这时如果你是甲，你会怎么做？只好拼命欺负丙啊，反正他没人罩着，而且我再怎么欺负他，他也都忍气不吭声，下次考试成绩依然很好……
所以老师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建立一个透明的、统一标准的赏罚系统，让甲乙丙三个人看清自己的位置，然后让这个系统自身去产生公正性、公信力，和说服力，继而决定话语权的主导。换言之，现在任何人想要在班里强势，就要努力工作，考高分。当面对的试卷和阅卷的标准一样，谁好谁不好才能一目了然，所谓公平公正才有商谈的余地；这个班级也才可能产生良性的竞争。
现在的情况是，乙一闹，老师就强行把三人的分数改一样，还为之“公平”。那就永远会有霸凌和争端。当应该体现公正的地方看不到公正，人的自尊心就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就永远须要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即使从甲乙两方的关系说，那些原本憎恨乙的甲们也不会真的因为老师的禁令而不再憎恨乙，他们只是将憎恨的气焰从表面转向内心，再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机会爆发；或直接转向丙。
上述例子中的甲是普通白人，乙是黑人，丙是亚裔。老师是当前北美的白左政府。
总体来说，我不歧视任何人，但我反对两种情况，其一就是上面所说的肤浅的平等，或毫不考虑实质的数学上的相等主义。比如一个音乐节入围八个学生，你强行让它变成四男四女。但万一就有七个女生特别优秀，超过所有男生呢？最后你硬选了另外三个男生达成人数平等，可对于那被你硬刷下去的三个女生而言，这样就公平吗？在我看来，如是简单粗暴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制造新的不安和不解，甚至如果大家都这么做，还会产生社会隐患。所以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公开所有的评选资料，从作品本身出发，我选了哪八个人，为什么是这七女一男，为什么选上的这八个人的材料更有说服力。这样做既是对选上之人的嘉奖，也是对落榜之人的鼓励，让他们知道落榜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好，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自身无法控制的原因。你这么做对那些真正渴求上进的落榜者，尤其是落榜的男生，也是一种激励。他们会回去继续努力，然后没准第二年你就能获得两个男生，第三年三个，如此这般……
坦诚地说，四男四女确实是一个好的理想。我从未反对这种理想应当被实现。但它应当被自然地、健康地实现，而非强行“被”实现。当蛮荒者披上文明的外衣，他依然是一个蛮荒者。真正文明世界的人一看就会笑掉大牙。道理如是。
我不喜欢的第二种情况即强行的霸屏行为。假设我有个作曲朋友，他是男权主义者，他为自己是个男的感到骄傲。对我来说这没什么。他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他信奉什么样的理念是他自己的权利，我尊重便是。可突然有一天，他的社交媒体开始出现满屏如下分享：男性作曲家作品音乐会、男性作曲家比赛、“本音乐节鼓励男性踊跃参加”、“身为一个男性作曲”……那我只好把他拉黑了。没有别的办法，不然整个视线都是男男男男男男男……我不能呼吸了。
客观地说，我觉得男性和女性里都有好的作曲家。我目前最喜欢的作曲家里面男女比例基本相当。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确有自己的偏见，但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性别、肤色，或性取向，而是他们作为个体，或他们的音乐本身让我喜欢或厌恶。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人，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你说历史中男女不公，历史中的男女确实不公，但那是历史。在今天的世界，男女平等是差不多已经实现的，这时你如果再因为一个黑人误死就认为所有黑人都会如是而死；因为个别女性受到偏待而认为所有女性都会被歧视，那不仅是矫枉过正，更是药不能停。另一层面，基于个案的歧视永远都是有的。只要有心智不健全的人存在，就会有歧视，这跟你游不游行，游多少行都没有关系。而那些游行和暴乱也永远都是有的，因为它们都是一个社会必要的组成部分。大多数社会中的个体们都须要适当形式的群体狂欢去获得认同感，或一种brotherhood和sisterhood。最后，很多人非要给自己或自己的作品加上这样那样的标签，这个权，那个权，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直接或间接制造这样那样的对立，黑白、男女、传统当代、东方西方……其实不过只是一种哗众取宠，为了一个话题而已。这些人靠作品本身的质量在圈内无法立足，于是只好靠炒作话题过活。我想说，你们虎虎外行还行，就别在同行面前也这么忽悠了。你们会被歧视的，真的。
（7月16日，蒙特利尔）
无题又四
刚吃饭的时候顺手打开了袁腾飞的频道，看看有没有漏看的“循迹”节目，结果真有，一看还挺有意思。这是一期2018年11月11日“双十一”录的节目。袁sir说，现在中国除了清明等极少数节日外，基本上只要过节就是吃吃吃买买买啪啪啪（原话），因此也没必要专门弄个买买买的节。只是商家不愿浪费商机，所以才有了“双十一”，从光棍的狂欢演变成购物的狂欢。这些其实都是经济泡沫下必然且合理的产物，至于“双十一”之类的噱头，可有可无，是什么都行。
接着袁sir话锋一转，说11月11日其实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这是一战结束的日子，2018年正好是它结束100周年的纪念日。那天有70多国（具体记不清了，节目里有说）的代表齐聚巴黎，纪念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人灾。中国没有派军队参加一战，但我们派了14万劳工去帮助协约国补充后勤，因此最后也是战胜国之一。战后法国政府还专门为中国劳工颁发了勋章，但这件事在国内鲜为人知。国内至今的焦点都还在巴黎和会上晚清政府如何被人欺负，但其实是有另一群中国人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和感恩的。这些人很多都成了当地的第一代移民，对今天的全球文化布局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
袁sir问，“双十一”的群体狂欢里有多少人对这件事有知晓呢？他接着说，我们总是希望别人注意到我们，哪个国家庆祝了我们的春节，印了是年生肖的邮票，我们就很高兴，觉得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可与此同时，“别人”的事情我们真的关心吗？今天在巴黎，有一个当时华人劳工的后代用蹩脚的中文朗读了他的先人当时的日记，是写协约国胜利的那天，巴黎市民怎样走到街上，他本人怎样为他们感到开心。但这样一个朗诵却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导。
看到这里我很有感触，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我身边就一直是这样一个环境：一说起“外国人”，大多数国人不是特别骄傲就是特别委屈。好像很少有人能像对待本国人，或身边的人那样去对待一个外国人。我们好像忘了，绝大多数外国人和我们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会来关心你，也希望你去关心他们。有很多人觉得只要是“外国人”，就要么挺我，要么歧视我，于是给自己造了一个厚厚的外壳，对所有正常的交流全部反映过激，这其实是一种不必要的自卑。你说西方人有偏见吗？当然有，任何人都有，这是人性，消除不了。偏见古代有，今天有，未来也有，只是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名头都不一样。但若一个人总是放大他人的偏见，却对自己的偏见熟视无睹，那他会没朋友的。
联想到最近脸书上突然多了很多“被歧视”的post. 首先我要声明，我对这些人充满同情，绝无恶意。当然我觉得如果自己在街上被喊一声“go back China”，那可能最多回一句，“tickets too expensive”，应该不至于要发到网上来。其实有时候炫耀被辱也只不过是一种炫耀而已……但，这是一个人的自由，完全尊重和理解。我只是想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历。最近Montreal疫情（貌似是）渐缓，所以适量增加了外出。我遇到的所有人：街上的、药店的、超市的，等等，都很友善。前几天在超市外面排队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凑过来要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突然发现我是中国人（因为他对别人没这么做）所以特别小心不想被举报歧视，他几乎惊慌失措地退了两步，身体不断重复略微前倾的动作（不知道是惯性还是鞠躬，没看出来），继续要钱。我没有带现金，但我从包里翻出了一个口罩给他。他很开心。
我并不是说我经历的就是现实，那些被歧视的人经历的都是假的。毕竟新闻都在那里，图片视频都有，歧视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一件事情放大，最后搞得好像西方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以中国人为敌一样。互相为敌的只是各国的政府和少部分愤青（当然愤青在中国是不是少部分我不知道）。就像袁sir说的，关心是相互的，尊敬和理解也是相互的，绝没有单方面的关心和理解。举个例子，你上街看到两个白人男的，都没带口罩还手牵着手，你心里会不会嘀咕？既然你心里嘀咕，那为什么他们俩看到你戴了口罩步履匆匆还特意绕个弯走路就不能嘀咕？所以啊，将心比心，大家都是平凡人和正常人，不要觉得好像只有别人在歧视我，我就从来不会歧视别人一样。
其实同样的心理在音乐圈也有。从小到大我的身边就有一群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好像作曲家分两种，一种是“作曲家”，还有一种是“中国作曲家”。从小到大我听了无数次这样的话：写作品要有中国人的特点，写的东西一定要有“民族性”的明证。甚至有些人出国留学多年，这样的观点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入木三分。
我只想问两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1，我是不是中国人？是。 2，所以我写的作品是不是中国作品？当然是。那不就完了，你还证明个屁，还要怎么证明？就好像我和一个人碰面打招呼，然后我跟着就来一句，我有黄色的皮肤。那你不神经病吗？你脸上又没涂油漆对方又不是瞎子。不是吗？
曾经有个人跑来跟我说，卓晟你写的东西没有“中国味道”，跟“西方那些千篇一律”（原话）的东西一样，你是不是太崇洋媚外了？我说你来举个有中国味道的例子。他说了个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我说，这里面的乐器是不是西方的？乐器法是不是西方的？记谱是不是西式的？曲子的结构是不是西化的？里面的extended techniques是不是西方人发明的？你觉得它“中国”是因为在曲子里有模仿中国乐器的一些演奏法和音效。但这不是一首“中国”的作品，它还是一首“西洋”的作品，只是带了一个中国的面具。我这人比较实在，我不带面具。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中国”的东西，你就去做古乐，去新创古乐。我知道在台湾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我的专业是西洋音乐作曲，和古乐那帮人不是同一个专业。这个界我不能跨，因为我要脸。这种对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尊重，我还是有的。
我又让他说一说为什么西方人的当代音乐就千篇一律了，他说，你别看表面上他们千差万别，其实都只是在一个空虚的死胡同里面徘徊，其内核是一样的，就是难听、虚无、故作清高、远离大众。我问，难听、虚无、清高的定义是什么？大众又指谁？如果这些词汇的定义是可以统一的，那你可以这么说；如果只是相对的，那你只能说你觉得这些音乐难听、虚无、清高，远离了你，你不能代表其他人。所以你不听、不写不就完了，干嘛非要把我也拉上？干嘛非要变成声明，弄得满大街哗哗作响？他说，不对，不是这样的。你觉得今天多少人在听拉赫曼，多少人在听莫札特？我说我觉得今天听拉赫曼的人可能并不比莫札特活着时听莫札特的人少。而且你前面提到了千篇一律，你去听听拉赫曼的东西，再回来听听我的，你觉得是千篇一律吗？
跑题了，无所谓，本来就无题。
（5月20日，蒙特利尔）
浅谈创作
有时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即便是自己写的曲子也一样。你若以此为目标，希冀每一次的创作历程都能得到类似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只会陷入深深的彷徨和痛楚。但彷徨和痛楚却是必须的。
好作品达成的时候，自我是有感知的，这一刻也是一个作曲家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快乐，是多少次的演出，多少同行的客套，和多少听众的回馈都无法替代的。而说到底，只有当创作是一种快乐时，创作才是有意义、创作者也才是有价值的。但快乐是短暂和易逝的，找回快乐的路途却是漫长而艰辛的。大多数时候，其实都只有痛苦和迷惘。有时候痛苦和迷惘着出来的东西别人也会喜欢，也能带来世俗的成就，但这样的成就只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和迷惘。
大概这就是作曲家的炼狱。作曲家以创作为名分。那些为演出和名誉而活，以演出、粉丝，和奖项的数量来衡量自己与同行成败的，都应该叫演出家和名誉家。不过就像查拉图斯特拉一定在心里偷偷地羡慕群氓和上帝的信徒们，我也羡慕那些可以只为夸赞与奖项而活的人们。若我也能如此生活，我现在应该很开心才对。
（5月19日，蒙特利尔）
从法的神圣说起
刚刚和一个朋友聊天，说到法的神圣。我觉得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是神圣的，但具体到法律条例，就不是神圣的了。法律体系神圣，是因为他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文明就会崩溃。但法律条例——法例——只是这个根基上的枝叶。根基不可动摇，枝叶却是可以修剪的。所以法例，如果你觉得它不合理或不公平，就可以去质疑，去反对。它绝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但有一点，就是当你质疑和反对一个法例的同时，只要它还是有效的，你就依然要遵守它。比如我反对我这个州的堕胎法，我可以开展各种运动去推动对这条法例的修改。但在它修改之前，我还是要遵守它。这么做不是为了这条法例本身，而是出于对它所依附的司法系统的尊重。我不能因为一条法例去撼动司法体系；如果我这么做了，那就只能是罪犯。你说我非要堕个胎然后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以示我对这条不公法例的抗议，然后被抓了。别人能说什么呢？你又说，可是我代表了进步。你可能是对的。所以和你保有相同理想的人会支持你，会去声援你，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你是一个罪犯的事实；那些支持和声援你的人也并没有像你一样真的去以身试法。因此，如果你是个进步人士，或自称是进步人士，就应该找一些更好的方法。明知法而犯法，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是勇敢，而是愚蠢。
以上也体现出了法之神圣和宗教之神圣间最大的区别。前者的神圣是基于理性的，因此它的各种条例只有一直被修改，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现实所历练以符合历史潮流，它才能一直维持自己的神圣性。换言之，法的神圣肯定的是人的神圣；是人用以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制定出来的基于互相尊重原则的一种公约。反过来说，如果一部法，或一个司法系统走向了它的反面，不再为它的受益者创造更好的生活，而成了教唆、控制，甚至惩罚他们的工具，那么这部法，或这个司法系统，也就不再是神圣，而是邪恶的了。
另一面，宗教在它的信徒们看来，却永远都不可能是邪恶的。即使在旁人看来最匪夷所思的歪道邪说，在信徒看来也都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因为宗教的神圣是超理性的神圣。在这里，“神圣”不是一种结果，而是所有结果的原因；一个人只有首先承认了一个宗教的神圣性，才能进而去接受和理解它的每一条教义。换言之，质疑任何一条教义也就会变成对该教之神圣性的质疑，也就是对该教本身的质疑。于是任何宗教就都变成不容置疑的。你要么信，要么就可能变成它的敌人。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宗教是战争最大的导火索之一，我想这不是巧合。
正因为宗教的神圣性先于理性，全人类的宗教才是不可能的。一个宗教，甚至一个教派，可以千古不变，几千年前的经书一直适用到今天。可是今天的世界已不一样；当世的人也不再相同。你再想用几千年前的东西去征服今天的所有人，显然不切实际。但另一方面，全人类的法制却是有可能的，而且正在实现的路上——虽然还差得蛮远。因为法会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随人的进步而进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16世纪的时候你去要去别国旅游，可能一不小心就被杀头了。理由千千万，没准只是因为你偷了当地果园里的一颗草莓，而当地所有的果园都是领主的私家果园。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几乎不会发生了。今天的世界，你在自己国家是合理的行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其它国家也是合理的。
回到法律和法例的关系。从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我又想到，其实不光法律和法例是这么一种本与末的关系，很多其它东西其实也是这样。比如有人说，某某人你相声不能这么讲，传统曲艺是神圣的；某某人你曲子不能这么写，古典音乐是神圣的，云云。传统曲艺、古典音乐确实是神圣的，但其神圣指的是它们作为一门行业之根基的部分。相声讲说学逗唱，作曲也有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的四大件，练好才能出道。但真等到出作品的时候，看的是你如何和别人，尤其是和前人不一样，而不是看你如何在跪舔你的前辈们。以音乐创作为例，某种层面上，曲作就像是法例。三百年前你这么写是经典，今天你再这么写就不合时宜了。你说三百年前的东西到今天不还是经典吗？没错，但这是历史赋予它的地位和肯定，你的作品有这样的历史重要性吗？既然没有，凭什么就要和那些古典大作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相提并论呢？今天的时代当有今日时代的声音。如果我们没法创造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再过三百年，那时人还是会继续去听六百年前的东西，而非我们今天所写的东西。
有时候在创作上，一个人去攻击新颖的东西实为掩盖自己的无才。你弄不出好作品来，怎么办？两个办法，一，我去攻击那些好作品。我说它们低俗、反动、虚无，大家都要远离这样的东西，于是我反成了高雅、正面、充实。第二种方法，就是我到处去号称那些我所没有的其实恰恰就是我的特点。比如我自己的曲子庸俗至极，讲座时就偏要说：“我们这一代作曲家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个性”，然后放一通自己的曲子，意思就是“比如像我这样”。听众里但凡有两成被我洗脑，就是胜利。
这两个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通过诈骗来获取利益。我以为诈骗得来的荣誉也好，地位也好，是不能长久的，迟早是要败露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好好做人。人做好了，再去做事情。千万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去诈骗，也一定远离那些惯于诈骗的人。
（4月28日，蒙特利尔）
蓝
在旷日持久的人类文明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刻，诸神静静地躺在尘埃中，回味那在他们眼里短短的一瞬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良久，其中一位缓缓地说。
诸神们纷纷起身，向着背对蓝星的方向离去了。在他们身后，巨大的火焰照亮了宇宙的天际，那颗小小的星球分崩离析了。她刺目的辉煌，在伟大的神灵看来如此微不足道，却也承载了一个文明的始末。
于是诸神中的一位终究没能忍住，悄悄地回眸，又看了一眼那颗在视线里渐渐变得渺小的，正燃烧着的星球。
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眶。
（4月22日，蒙特利尔）
警示书
刚和一个朋友聊起风格和立场，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庸的，并无高下之分。任何学派里都会有好作品和糟糕的作品，也因此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有时你觉得一个曲子写得不好、无聊，有两个可能，一是你不喜欢它，这是你的问题；二是它确实写得很平庸，这是作曲家的问题。在此之外，它所依附的风格和这种风格所代表的学术立场永远只是一种中立的存在，不能被人的主观所论断。
在作曲圈内，一些人被同行所不齿，并非由于他们的观点和立场，而是他们拼命鼓吹和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甚至不惜以污蔑他人为代价，这样的言行让人疲惫。
专业人士和爱好者最大的区别，是爱好者仅凭爱好即可表达，无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但专业人士必须审视自己的言行，因为你说的话、做的事，都会被当做范本用作参考。你的任何一句诳言或妄语，可能都须要很多人不懈的努力才能消除其恶劣影响。出口成章，但句句垃圾，不仅仅是不自爱，也是缺少对同行最基本的尊重。
中国的专业作曲家很多都是不够专业的。他们既没有渊博的学识，也不互相尊重。更有甚者，以无知假充渊博，扮谦逊虚掩狂妄，图害无穷。
我觉得一个作曲家，尤其是青年作曲家，要对自己坦诚。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写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把你不是的和没有的强加在自己头上，并以此谋利。另外，无论你有怎样的性格，持怎样的观点，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世间总有相异者，他们也有和你同等的权利在这个圈子生存。一些人以批评他人为名自我标榜，用贬低关系较远的人跪舔想要巴结的人；以外行为诱饵招摇诈骗，用阿谀奉承为手段获得保护伞……此类言行，多目的明确，手段成熟，并能够取得期望中的效果。这些人的成功非实力所致，也不是运气爆棚；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手腕。他们是一个领域里真正危险的蠹虫。此类人在一个圈子若大量获得支持，以至狼狈为奸，则该领域将面临大灾。当真正有能力的人背井离乡，在自己的故土成为“其人其事”；撒谎者和下贱者关在自己搭建的笼子里日夜狂欢，炮制虚假繁荣，这个圈子终将变成精神鸦片的荒淫场……有识之士当清醒，当有为，不能让这样的惨象在自己的国土上变成现实。
（4月16日，蒙特利尔）
浅谈偏见然后跑题
我觉得偏见有两种。有一种是单向的，比如我或天生，或从小受环境影响，或长期被某些观念洗脑，就是对你有偏见。因此只要你符合被偏见的条件，无论你作为个体是什么样，我都歧视你。第二种是双向的。比如我觉得自己被你歧视了，那是因为我一直也在用某种方式歧视你。关于我是因为歧视你所以被歧视这点，我可能意识得到，可能意识不到。前者更糟糕一点，因为这证明了我不傻，我就是坏。
总之我觉得偏见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不仅仅是食欲、性欲这样的，更多其实是精神上的欲望。比如我们都渴望荣誉，荣誉心会演变成一种要“高人一等”的渴求。这种渴求可以通过智识去实现，也可以通过暴权去实现。而在实现过程中，当我面对敌人，我就要制造和散布偏见，让他们变成众矢之的。也因此，偏见既可以是追求独裁和强权的附属品，也可以是追求进步和智识的附属品，从其产生原理来看，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在当前特殊时期，知识界一直在呼吁，请大家放下偏见，共同抗疫，但效果甚微。一是因为你无法改变人的天性。病毒可以转移注意力，但无法转移人和人的矛盾。因为“荣誉心”永远是自私和排他的，得有“低我一等”者的衬托，我才能体现出我要么更进步，要么更强大。也许你会觉得我政治不正确，但事实上病毒爆发后，几乎全世界都在到处去找“低我一等”的例子，然后证明“我们”和“我们所支持的阵营”（的做法）的成功。这甚至跟你的立场本身都没有关系。也因此，只要这种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好胜心在，别说是病毒，就是外星人来了，人类也是不会团结在一起的。相反，外星人的干预也许和病毒一样，只会让这些矛盾更加突出。
其二，“放下偏见共同御敌”现在也不仅仅只是知识份子的理想。就好比当有些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用种族主义或性别来做挡箭牌；任何进步的理念都可以被反向利用，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但问题是，当一种理念被反向利用以后，它的进步意义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理念本身的公信力已经被消耗殆尽了。当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句废话，甚至是一句谎言，谁还愿意去相信它？谁还愿意去真的按它本来的意思理解它？在我自己的本行就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说作曲家要追求进步，不要墨守陈规，要有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会听到那些最保守、最无聊、最庸俗的人也开始说这个话。你是对着同行和学生说，目的是让他们真的去砺行；他们是对着镜头、美元和文化产业说，目的是要告诉吃瓜群众们他“就是这样的人”。当最不配的人说着最高尚的话来包装自己，结果就变成这些高尚的话全部变成空话，变成政治口号，谁还在喊就说明谁心里有鬼。
我觉得偏见也好，卑鄙伎俩也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它们都穿着不同的衣服用相似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历史。但千百年来，大体上，我们依然是一点点在走向进步的。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真的跳出自己的时代，甚至更狭隘的民族、国界、阵营，去宏观地看待人类文明的存在。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你也许会发现，其实事情也没那么糟糕。 200年前基督徒还可以直接处死异教徒，现在一个人你再讨厌他，你能直接弄死他吗？反过来说，他也不能直接弄死你，不是吗？所以你看，这是不是进步？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病毒是不会永远持续的。病毒结束后，该怎么奋斗的我们依然还是要如此奋斗。好的故事、糟糕的故事、美丽的故事，和悲惨的故事依然要在这个星球继续上演。如果你还活着，请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勇敢的人。偏见总归是有的，有就有呗。要为了理想而活，为了智识而奋斗。哪怕站着死，也别跪着舔；哪怕让高尚成为你的墓志铭，也别让卑鄙成了你的通行证。
哦对，多喝single malt。
（4月11日，蒙特利尔）
循环玩偶的游戏和民粹主义的新定义
最近有人问我，你平时总是抨击国内各种各样的脑残，为什么却看到你在脸书上替他们说话？我觉得应该解释一下。
首先，脑残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东西。这世界上任何的国家，但凡有社会组织的地方就有脑残。但一个良性运作的社会，脑残是能和其它人无害地相处的。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势力，却不会喧宾夺主而成为大多数，更不会形成社会危害。如果在一个国家，脑残成了主流，他们的观点、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成了被鼓励和被官方认同的，甚至他们成了这个国家在别人眼里的名片，那这里面的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和他们本身有关，也和某些刻意的政治导向有关。如果这种导向旨在培养更多的脑残，获得他们的支持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那么这些脑残就是受害者，不应受到过分的指责。这个培养脑残的机制才是最该被指责的。
另外，我对脑残的抨击并不只限于中国的脑残，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批评才会更多一些。其实看看国内的脑残抨击其他人的句子，再看周边地区的脑残抨击中国人的句子，除去立场不一样，内容是大同小异的。这个很好理解，比如你可能因为支持某个政党被我恨，所以你是病毒，我也可能因为支持另一个政党被你恨，所以我也是病毒。这两个可能处于敌对关系的政党在“某某人是病毒”这句话里根本不重要，它们的属性更不重要，重要的是“病毒”。这就是脑残的逻辑。脑残热衷于站在某个立场攻击他人，以达到某种心理快感，很多时候它基于的是一种自卑。比如有一些人，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政党很坏，但他又不愿承认。可能在他的观点里，承认它坏就是承认自己坏，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于是他只能拼命为它摇旗呐喊，让自己永远处在某种狂热的状态中，直到泡沫碎裂的那一刻。这让我想到自己的某些同行，他们自知无才，曲子写得很烂，但又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只能拼命地标榜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甚至不惜巧妙地抄袭，并伪造虚假的荣誉和学历，让自己永远处在某种狂热的、被接受和追捧的状态中，这样就可以永远维持现状，直到泡沫碎裂的那一刻。两者看似不同，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是用一种症状的两种形式。
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各式各样的人选择用激进的言行捍卫自己内心深处的脆弱，用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对外攻略和自我安慰去无视事实的残忍。民粹主义的政治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在近年的国际舞台不断壮大。它们往往目光短浅，缺乏智识，无力根治长期存在的政治或社会问题，于是选择将问题尖锐化，将问题涉及方敌对化，通过带有煽动性的政治宣传将本该对准自己的矛头转向他人。无论选择怎样的title去修饰，特色也好，主体也好，民主也好，保守也好，激进也好，民粹主义政治下的民众——至少是部分民众，即所谓的脑残——往往显示出一种相似的病态：充满对某一些观念、现象，和立场的自豪，也充满对另一些观念、现象，和立场的愤鄙；充满对现实的热情，也充满对真相的无知。
当“部分”变成“大多数”，民粹主义政治的目的就达到了。在某一些地方，这意味着它变成了主流或在野；在另一些地方，这意味着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就回到了本文的主题。我所反对的不是脑残。我不觉得所有人都是聪明的，总会有脑残的人，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脑残就去歧视他。我所反对的是那些接纳脑残，控制脑残，鼓励脑残，继而制造脑残的人。我不认为这些人是愚蠢的。当他们有能力代表一个国家，一片领域，一种行业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能也不被允许是无意识的。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他们要的就是泡沫碎裂的那一刻在自己死后才到来。所以他们须要脑残，因为只有跪舔自己，而不是质疑自己的人，才能保住自己屁股下面的那把椅子。当聪明的人利用愚蠢的人去完成自己的野心，这些“聪明的人”才是真正的危险，是该被指责的。
（3月15日，蒙特利尔）
腌三文鱼综合症
我是很喜欢吃腌三文鱼的人。这东西可不便宜，一小包含税要近10加元，一会儿就没了。到店里更是，一个三明治里面一两片，还没感觉到什么就已经吃完了。
去年六月的时候我在东京演出。邀请方提供的酒店有自助早餐，腌三文鱼随便吃。记得那时东京总是下雨。我的房间在27层，早上爬起来打开窗，雾中的城市像另一个星球的人建起的文明。连着四五天，我都重复着一种机械而舒适的生活。下楼，花一个多小时慢慢吃完早餐，然后问酒店借一把伞，去一个美术馆，或直接去排练。
那趟行程如今已大半年，却依然常常回味。演出、颁奖、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都已在心里渐渐淡去，那依依不舍的是一种生活的高度，一种气质和姿态。这大概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小资”。没有太大的压力，也不会刻意地慌张。慢悠悠却富有诗意地活着，走过一直心爱的人曾生活过的城市，坦然多于伤感。
我想再这么生活一次。不，一次不够，我多想永远过这样的日子。
（3月11日，蒙特利尔）
李文亮之死
每次有这样的人离去，总会有一大波鸡汤，什么英雄千古，悲歌终会成赞歌，人走了爱常在，我们用胜利为烈士祭旗，云云。请记住，这些炮制和传播鸡汤的人不是你的朋友。鸡汤是当权者为防止政治波动最有效的维稳手段。它让你忘记去思索悲剧的原因和源头，忘记追究责任方的罪过；甚至连死亡本身都变成了一种娱乐，就像情感泡沫剧，只能触发泪腺，却无法唤醒理智和良知。
今天，李文亮医师离开了人间。作为武汉病毒疫情初期的八君子之一，他在病毒的扩散尚在可控阶段即呼吁社会去重视，结果被当局传唤，被定为造谣，其新闻上了官媒，大有千夫所指之势。后来病毒成灾，这才为其平反，为时已晚。
这里最可怕的还不是他的义举被定为造谣，而是对其“造谣”的大肆宣传。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也许李医师的一生都将在这种洗不清的屈辱中过活。试想如果所有义士都将只能得到这样的结局，那么义士就会越来越少。这种对人之尊严的反向利用，才是这个事件前期最让人感到恶毒和恐惧的部分。
随后，仿佛突然间，李医师去世了。其消息很快霸占微信朋友圈。就像所有类似的事件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这是我永远不会彻底悲观的原因。我相信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当对你的管控还没有那么严密时，去自由地思考和表达其实是你的本能。
然后，很快，鸡汤出现了。只要寥寥数人带带节奏，就自有千百人蜂拥响应。于是，七嘴八舌的讨论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泪水和蜡烛，缅怀和赞美。
我想告诉你们，李文亮医生不是英雄，不需要像英雄一样去赞美，像烈士一样去缅怀。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他做的事情，发现病毒，广而告之，只是尽了一个普通公民医生应尽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都应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尽到这样的一份责任。所以，请你不要拔高李文亮，再送上一堆冷血而空洞的煽情文字。一个好的、健康的社会，不须要一个个的普通人变成英雄，而是所有的平凡人都能自由而快乐地活着，没有这样那样的死亡，没有政治恐怖，没有人为的苦难和绝望。
北岛有这样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希望所有有良知、爱国的同胞公民，认认真真写好我们的墓志铭。余生长短，莫求虚荣，莫念生死。人世无常，愿你我一同背负荆棘。
（2月6日，蒙特利尔）
科比之死
科比死了。朋友圈看不看篮球的都在转发他的消息。我只想在这里说一个小细节。
今天，NBA没有停运，没有官员第一时间站出来念搞。科比是个伟大的球员，但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并没有为一个“普通”人的离去而隆重地做戏。
但在所有正常运转的比赛中，球员、教练、球迷、其它的普通人，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科比。有人把他的头像纹上球鞋，有人在看台举着和他有关的标牌，有的队进行了自发的默哀，猛龙和马刺甚至各用了一个24秒的放弃进攻来纪念他。这些大大小小的行为有的被知晓，更多的没有，但人们的目的是纪念，而不是被看到和记录。在这些零零总总的纪念中，科比不再只是一个“区区”凡人，他得到了与他的一生成就所对等的尊敬和仰慕。
我是一个大反美者，但我要为今天的美国点一个赞，因为它例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念：法治之上。我不为任何人打破法规；但在法规中，又有人情，以人为上。我没有说美国在各方面都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但在这件事上，它是一个正面的榜样。
最后，请你安息，科比·布莱恩特。
（1月26日，蒙特利尔）
从YouTube中国人吃蝙蝠汤视频被攻击说起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波及周遭。因病毒源来自野生动物，一段YouTube上面中国人吃蝙蝠汤的视频下遂出现不雅言论。其实蝙蝠汤是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国菜（不过因价格昂贵，据说现在多卖给旅客），流传的短视频也可能是一群国人在帕劳拍的。另外，野味或类野味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就我自己而言，即在越南见过鳄鱼，在老挝见过麂子，在柬埔寨见过老鼠和蜘蛛，在墨西哥见过蚂蚱，在秘鲁见过豚鼠，在意大利见过野猪，在法国结果雉鸡，在荷兰刚刚还在餐馆见到野味杂锅配猎人酱……由此可见，全世界都有食野味者，西伯利亚、斯堪的纳维亚、北美等很多北方民族甚至要靠野味为生。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样的百分比下，才相较其它地方更容易引发病毒。当今政治敏感，加之政府出于维稳和面子的谎报漏报被外媒大肆揭露，也更易被针对。在这个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无论是久远的历史中还是不远的过去也都爆发过瘟疫，造成很大的伤害和社会动荡，能相对得到同情，YouTube平台上却只见“中国人险恶，应死七成”等针对内地的言论。除去政治龃龉，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也是存在的。在这篇文章落笔之际，YouTube等平台——这些平台也是有管控系统的——对这些明显有失公允的评论亦呈放任姿态。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还责问我为什么我在社交网络上一直在“攻击自己人”。我没有刻意攻击包括“自己人”在内的任何人。我在努力让自己诚实，面对问题去思考，对待“自己人”一如他人。我会愤怒，会喜乐，会悲伤，但这些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不然就会陷入盲从和愚昧，百害无一利。把我的爱当做憎恨是可怕的。那些平日以民粹为傲，动辄在公共网络平台鸡飞狗跳，对种种问题却视而不见；出事时又带头逃避，诚惶诚恐，甚至为不公平言论造势者，更是可怕和自私的。
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中国大陆有非常多、非常大、非常深的体制问题，就像这个世界上很多其它的国家一样。但政府的问题当归政府，愤怒的人不应将靶子朝向其他民众。一个人首先应当是人类的一部分，其次才是一个国家、一种身份，和一种政治的一部分。当你看到有人正在受苦，你应放下心中的成见，心存怜悯，而不是张口去诅咒。
（1月24日，阿姆斯特丹）
从徐中民的论文谈起
徐中民的论文，有人说恶心，有人说马屁拍到家了，有人觉得匪夷所思，还有人觉得是高级黑。其实说到底，这个文章——包括看文章的人看出来的那些内涵——无不体现了中国社会环境特有的一些群体性心理状态。这些心理——趋奉、跪舔、讥讽或反讽，在很多小地方都有所体现，甚至能在微信朋友圈里找到类似的心理对照。浏览朋友圈那些大人物的帖子，常让我有一种病态的快感。发的什么无所谓，主要看的是下面哪些共同好友点赞了——因为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诶这个人又在拍马屁，那个人又狗智主义了”……饶有兴致地看一番，最后不忘把自己的赞也加上去。
中国的学术为什么不行？我们只能出技术型人才——如世界级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却出不了大的学者——如作曲家。我们口中的“著名作曲家”都是自己吹的，包括那些旅欧的。你去欧洲他所在的那个国家的音乐学院问问，哪个认识他？
我们是有“世界级”的学者，但那些头衔是自己封的。出个国，广告宣传都得自己掏钱买；做个活动，观众席上75%以上都是“自己人”——就这还坐不满。这样的东西跟苏联时期的文化宣传有什么区别？完完全全就是政治雨伞下文化形态的输出。别说学术效应，跟学术压根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学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学术系统。我们只有地下学术界和流亡海外学术界，也不过孤军奋战的区区几人，成不了系统之规模。何况，前者你得清高到什么境界；后者你不但得清高，可能还得够富。你说那得多难？
在我们国家所称之为的“学术圈”，如果一个人不在体制内生存，不去做体制要求你做的事情，不歌颂，不跪，不口，别说你的东西能不能被发表、被注意、被认识，你这个人还有没有都两说。即使一个人主要生活在海外，主要事业也在海外，但凡他想进到国内的“学术圈”，也得首先变得和国内的同行一样。换言之，你得先把自己变恶心，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名利、头衔，和人设，你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分到一杯羹。你不想这么做？行，我们不欢迎你。你说我有学术价值，我是人才。对不起，人才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奴才。
所以这个国家才会有那么多让人惊掉大牙的事情。层次低下者不断口出新的高度；层次高的人想方设法地用狗智主义的方式去嘲弄。最后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在口还是在狗，总之看起来挺病态的。然后，他终于可以“入伙”了，他的文章终于发表了，还是主流杂志！这出最伟大的古希腊作家都写不出的人间喜剧，活脱脱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演，旁观者啊，当笑否，当哭否？
总之，当听话——而非价值——成为学术界的标准；当正当的追求不再得到认可，那些靠谎言和自我标榜获得地位的方式却成为越来越多人——尤其年轻人——的选择；当跪舔者和平庸者（平庸和跪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若资质平庸，往往跪舔，反之则不一定）拿到资源和权力，独立和傲骨之士却被排挤、避讳、忽视，甚至迫害，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不想抛弃家园的人，此生何其孤苦！？
冷眼旁观，千秋万世如白驹过隙；当世乱象似又不过尔尔。啊，也许有识之士们只能在历史中寻求良药了吧！
（1月15日，蒙特利尔）
从一部（还没看过的）素食主义纪录片说起
最近有一部关于素食主义的纪录片上映了。片子我没看，所以这篇文章和电影没有关系。是这个新闻让我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去渥太华办签证，面试完腹空，胡乱走进一家brunch小店。看了半天菜单才醒悟，原来是家全素食店。连忙向店员道歉告辞，说自己还是想吃点肉，太饿了。结果店员露出一个教徒般的微笑，非常和蔼地对我说，好，没问题。可你知道你每年要杀死多少动物吗？
我赶紧跑了出来。与其与她对话，我还是继续去杀死更多的动物吧。
我本人是吃肉的。不说每餐必备，至少每天得吃一点。肉——包括海鲜——对我是必需品，但我不觉得对所有人它都是必须的。沾或不沾荤，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无分高下。你说吃肉不人道，那你杀死植物就人道吗？你把好好的动物圈养起来变成宠物就人道吗？你把动物放生回去然后让它们被其它动物吃掉就人道吗？所以啊，千万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那些和你做了不一样选择的人。如果一种行为、一个观念是不人道的，历史自会给它教训，把它淘汰，不须要你来评判高下。当世许多所谓的道德卫士，不过是一些当局者迷的盲从人士。这和宗教是一个概念。你对某一种观念信得越深，越觉得它一定对，你离这个真实的世界可能就越远。观点非真理，它不是一种权力，不该带来自我优越感。当然你可以捍卫自己的观点，就像捍卫你的理想和信仰。但捍卫不是攻击他人，不是惟我独尊。捍卫观点和利用一个观点去攻击他人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概念。以吃肉为例。你可以终生不食肉，哪怕有生理诱惑也坚决克服，我佩服你。你走上街去游行，举个大牌子，上面写着“食肉者”再打个大叉叉，那这是病，得治。
其它很多事情也异曲同工。之前有个瑞典的小女孩在联合国开炮，用夸张的语调攻击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称其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变坏。你不能说她说得不对，但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只会造成更大的盲从。由此引发的游行演变成巴赫金式的群体狂欢，交通瘫痪，塑料包装被大量消耗。与此同时，人类其实早已开始研究并践行低碳的生活方式，有没有这个小女孩，这种趋势都不会停止，反过来这个过程也不会一下子就完成。这个小女孩惟一的作用，就是利用了环境这个噱头帮她身后的政治集团站了岗，喊了口号。在她带着哭腔、义愤填雍的矫作姿态背后，那些居心叵测的政客才是整件事情的主导。政客们真的关心环境吗？你说那些日以继夜研究环保项目的科学家关心环境；背井离乡拍摄海洋垃圾的摄影师关心环境；一周五日骑自行车上班的白领青年关心环境；每次购物自带布袋的社区大妈关心环境，我信。你说一个政客关心环境，我怀疑。我觉得他更关心的可能是自己的名牌领带和屁股底下那张象征着议员身份的椅子。
所以，每当我们满怀激情要去支持某件事、某个现象的时候，请多花几分钟看一看，想一想，在它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利益关联？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观点突然就火了，突然那么多人都开始谈论它？它究竟真的代表一种进步，亦或只是一种政治伎俩？这个观点真的把人类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吗，又或许它不过只是历史中演过的戏码，换了一副面具又重来？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几小时前，我刚刚在学校的网站上做完一个整整45分钟的，充满了修道院药水味的“防止性骚扰”的在线练习。你要强制听一个半死不活的声音给你一项项地列举——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骚扰和性侵犯，遇到流氓应该怎样防备，法律武器可以怎样被用来惩治流氓，云云不赘。听完你得答题。只有通过这个练习，学生才能注册，老师才能教课。硬着头皮做完以后，我脑海中蹦出一则老新闻。80年代在中国，有一个女生因流氓罪被判过死刑——因为她“无端地和20多个人发生了性关系”。即使在特色共产主义的中国，这则新闻所反映的内容也已被当做笑话（如果不是耻辱）看待，没想到，在2020年的西方世界，它却又变回了美德。
有时历史并没有那么天真。它只是一直在循环。是人类太天真，总以为自己在进步。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无知并不可怕。因为你只有知道自己的无知，你才会去学，学了以后你才有可能变得不无知。最可怕的是当无知成为一股力量，掀起潮流，成为主流。这时一个人想要保持冷静，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是必要的。自我并非一定是高傲，很多时候盲从才是最大的高傲；保持自我反倒可以让你回归理智。
（1月11日，蒙特利尔）
从Gibson’s Bakery事件谈起
最近看到一片关于2016年我本科母校Oberlin College的Gibson’s Bakery事件的推文。前因后果写得很详细，我就把它分享了。
其实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对美式民主也是抱有幻想的。但在欧柏林呆了五年后，我意识到理智比激情和立场更重要。有些东西你必须亲身经历，才有真切的体会。
说实话，欧柏林的教育是靠得住的，音乐学院更是顶级的。但与此同时它确实也是一所政治立场过于鲜明的学校。任何与校方白左立场相反的观点和行为（无论那是什么）只要公开表露，一定会被抨击甚至惩罚——哪怕你是被冤枉的。这就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中文翻译不知为何非要有个“教”字，英文就是fundamentalism，不一定是指宗教——当信仰高于理智，我就可以无视现实，用我觉得一定是正确的那个精神要义去裁判所有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如果它和我的信仰相冲突，就是错的；相反，就是好的。Gibson的事件就是个中典型。白左相信任何对黑人的欺凌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信仰种族间的绝对平等（事实上只是白人和黑人间的绝对平等）。Gibson做了什么呢？他在看到两名黑人学生偷了店里的东西后追出店门，在声明无果的情况下用暴力抢回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在学校明文支持部分学生声讨Gibson的游行并断绝Gibson杂货店的食品供应后，蒙受精神和经济损失的Gibson选择走法律程序，最终胜诉。
在这件事之前，这所学校还出过另一个事情。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被一个黑人学生实名举报。那个学生期末挂了，认为是教授歧视了他，就把他告了。校方而后作出判决，教授被开除，黑人学生重修这门课，之前的成绩不算入GPA.
我不清楚这个学生和教授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不便评价。但我猜若不是Gibson（我上学的时候和他就是朋友，几乎从未见他激动过）倔得像牛一样，以大卫之姿坚持和对面的歌利亚打官司，他的下场估计和那位教授差不多——名誉扫地，卷铺走人，顺便留给学校又一个小小的政绩。全世界有大把怀着类似信仰的年轻人，这些都可以帮助欧柏林捞到更多他们想要的学生。
另一方面，我觉得当今世界的政治正确其实是和人的本性息息相关的。人的本性是好胜的，在历史的某些时候，它甚至代表一种荣誉感，是一种美德。但当它表现在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时候，就不那么高尚了。旧时贵族歧视平民，信徒歧视异教徒，一个民族歧视另一个，云云不例，确实有宗教或政治，甚至是文化上的理由，但归根结底是好胜心引起的优越感在作祟。优越感这种东西，说到底都是不理性、无理的。你把歧视和被歧视的人掉个个，情况依然会一模一样。群体性优越感和这个群体里的个体无关；任何个体都有可能被一种带优越感的精神洗脑——因为人的本能就是想要成为强者，想要掌控他人，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自由。没有人天生想要成为弱者。旧时因为宗教、文化，或政治上的原因，有些人无法选择，一生下来就成了弱势的一方，一辈子都只能被欺凌。现在这些枷锁在慢慢被打破，一个个体有了更大和更多选择的空间和权利，但这不代表人的本性就改变了，不再要强了，真的就可以接受平等了。这就是绝对平等、或理想主义的平等最大的盲点——它假设了一个机械的社会，完全排除掉人性，以为如果没有宗教、种族、政治上的禁锢，大家就真的可以其乐融融了。不。僵尸才其乐融融，人总是要分个高下的。竞技运动是怎么来的？这玩意儿和音乐美术一样，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个人一辈子不搞运动死不了，为什么还要有奥运会？为什么一场足球比赛有上万人去看？
我前几天刚从以色列回来，参观了当地贝都因人的聚集区。这些可怜的阿拉伯游牧民的后裔，被撤销了身份信息，断水断电。境遇糟糕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的家没有住址，只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就是他们在以色列政府里被登记的全部信息。二战时期犹太人被迫害；二战结束，大半个世界帮助他们回到以色列，找回家园，建国发展，如今成为海湾地区惟一的发达国家。他们今天对贝都因人采取的措施却几乎就是二战时纳粹管控他们的方式——除了没送去集中营。你说以色列人都坏吗？黑人都素质低下吗？不。所有这些都只能说明他们也都是凡人，当他们拿到权力，他们也会做出一个凡人可能会做的事。
这个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平反”。你可以为过去不公平的历史道歉，但道歉过后，须要更多的理智，更深的认识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不是任由那些曾受到压迫的兴起，滥用那些赋予他们的新的权力，最终成为新的压迫者。任何一种政治理念或宗教概念，都要符合人性才能引领进步。一种政治方案或政治理想是不是合理，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受害者的数量，而非只是把受害者从一方转移到了另一方。
（1月9日，蒙特利尔）
从中国独立影像展无限期停办谈起
看到了中国独立影像展无限期停办的消息，点进去——希望不是最后一次——浏览历年的获奖名单。这些名字我们也许陌生，但对一些人而言，这却是他们理想的起点。现在这个起点没有了。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又一批独立影人和作曲家们一样，自能靠自己，或者出国了。
孤独感只是小问题，身边越来越大的排场、越来越腐朽的奖项、越来越扭曲的对成功的定义，身前和身后来自同行和他人越来越深的误解和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这些才是更大的压力。
可反过来说，今天却远不是最糟糕的时代。中国史六千余年，焚书坑儒有，摘字成罪有，不歌颂就死的时代也有。然而古来今往，文人不绝，进步的火种经历代统治者大大小小的压迫，依然生生不息。1912年孙先生建中华民国，是整个东亚的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49年后我朝倒行逆施，但中华民国却在台湾岛继续存在下去，远非苟延残喘，而是一直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进步和发展。
1977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高校的英语系、外国文学系、艺术或音乐系均成功招生。做这些东西在十年浩劫时若是被发现是很有可能被弄死的，照样有人偷着学，有人在极端环境下坚持。
理想是一种尊严，而尊严是有重量的。在你身边，你出生的土地上，一些东西也许会变味，一些活动会停摆，但只要你还活着，就有权利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一天你被招安了，变得和你曾鄙视的人一样了，对他来说只是多了一个朋友，对你来说却是人格的覆灭。
艺术家不是狗，别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坏消息很多，但你要挺起胸膛，哪怕只是为了自己，要活得像个人，别怂。
（1月9日，蒙特利尔）
张枣
张枣是牛逼的。读大多数人的诗都会让我有写作的欲望，惟独张枣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在的诗前，我只能是一个卑微的读者，但凡想到自己也是个同行，就会无地自容。
他的诗没有那么震撼的内容，可能他根本不在乎内容。他在乎的是词和词的组合。他玩词组和断句，玩得炉火纯青。他的诗之美感，不是来自作者的表达欲，而是词和词的碰撞带来的感官冲击。
张枣的肩上没有时代的重担。他不陷于抒情的泥滩。作为诗人，他是个几乎完全不受束缚的纯粹个体。他远离家园。他是自私的。
所以，当他想要押韵的时候他押韵，想要乱写的时候他乱写。当他乱写的时候，你会在这些文字的背后看到查拉图斯特拉的影子。你突然意识到，张枣在渐渐地离你远去了。你并不须要他，那些挥舞旗帜的实事英雄们不须要一个冷眼旁观的怪物。你把张枣放回书柜。他和他的生命一道，成了历史之海的滩涂边一张薄薄的纸片。
而你将和你的同行一道，试图将他忘却，继续自己的野心和使命。
（1月6日，蒙特利尔）
第二次以色列之行
这次以色列之行，来去正好都赶上周末的Sabbath假期，往复机场的公共交通停运，极为不便。来时因为旅伴有行李问题，对方直接不接电话，急得人快要哭了。刚刚好不容易准备返程了，又遭遇羞辱式的开包（针对所有被认为可能有问题的外国人）、伤人的提问、繁琐的程序，从机场到登机口，花了近三个小时。我滴食未进，滴水未沾，没忍住就像安检员轻轻地抱怨了一句，结果人斜着看了我一眼，憋着笑快活地撇下一句，“I’m sorry.”我猜他真正想说的是，“不好意思啊，罪人。”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一周七天最基本的人权。当我饿的时候，能找到吃饭的地方；想去哪里时，能找到车坐；须要帮助的时候，能找到人——至于你是不是能帮到我，另说。至少请你听我说话，让我明白在你的眼里我这种凡人也是存在的，不光只有神和他的子民。在这个基础上，我尊重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一种信仰、宗教，和由此带来的骄傲。
刚刚终于走完最后一道程序，在登机口的过道上我经不住想，就应该让共产党去统治这个国家，用不了20年这些神棍们就会脱下帽子高喊：“你无须专门为我设置节日，为我专门找犹太人的餐厅！”——别奇怪，这些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真事。这时突然清醒过来，连忙扶墙自责，仿佛时光倒流七十一年。
所有人都知道在二战中这些人经历了什么。于是迄今我们花了半个多世纪保护他们，为他们建国，让他们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即使有些传统已经不合时宜，有些源于这些传统的观念在今天的时代已经足以给他人带来困扰，依然给予其充分的自由和空间。这种人道来之不易，就像今天很多其它被认为是进步和正确的政治及观点一道，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历史重重的创伤中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那些正在享受这种进步带来的果实的人当懂得珍惜，当好自为之，而不是无止境地消耗政治争取和人道主义的红利，最终变得让人生厌中让人类的历史再一次走向进步的反面。
对政治正确无止境地利用将催生下一个恶魔横行的时代。世人啊，你当清醒，当警醒！
（1月4日，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