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并整理于2016年。
巾城/文
夜火车
慢速长途火车的“新空调硬座”，一如旧时的三等车厢。走道上，只买到站票的人三三两两打着地铺；务工人员穿着陈年的制服，围坐在小便利桌旁吆喝着打牌；一个大叔套着脏兮兮的衬衫，光脚冒出裤管，逍遥地翘在椅子上；他身边的孩子，一个趴在座上昏昏欲睡，另一个瞪着眼睛，茫然地盯着眼前被一把塑料叉子封住了口的速食面……同样在这节车厢里的，还有悄悄依偎在座里，如犯了错的小孩一般蜷着身子、抱着手机的中年男子；以及带着耳机，紧紧盯着窗外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抖着二郎腿，套着灰兮兮的球鞋，大概是怕碰到对面的乘客，脚面朝内凹着……
慢速长途火车的“新空调硬座”车厢，如一个小小的集市，熙熙攘攘地入夜了……
列车员光头、魁梧，从两节车厢的衔接处晃荡着来了。一路上，伸向过道的腿脚纷纷躲避。“喂，那个红包谁的？”他突然停下，手指行李架，呼哧呼哧地嚷道。无人作答。列车员摆出一副装腔作式的生气状，“喂，红包是谁的！”他重复了一遍。效果依然不佳：牌局继续，年轻人没有摘下耳机，甚至被惊醒的孩童也没有开始啼哭。几个人扭过头来，发现了气呼呼的列车长，于是赶紧又扭过头去。总之，一切照常。列车员望了望行李架中央不合时宜地占据了大片位置的、因鲜明的色彩而更显孤独的小小挎包，悻悻离去。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大哥叫住我，希望我和他能一起将座位让给他的孩子睡觉。我想了想，婉拒了他的请求。他们要在七八个小时后才下车，父亲为年幼的女儿着想自然应当理解，可作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也实在不愿为此放弃专门选定的，相对舒适的靠窗座位——何况马上就要午夜了！可转念一想，小女孩不比成人，为何就不能让她在相对不那么恶劣的条件下至少睡几个小时呢？难道我就是这样的人，连这样善意的请求都要拒绝吗？于是赶紧回头对她的父亲摆手，告诉他，请让女儿过来。父亲断然拒绝，满脸堆笑，一副无比客气，因而也就显得无比鄙视的神态。是啊，你先前拒绝我，这时又过来讨好我，是把我当作玩偶了吗？一刹那，我的心中充满了耻辱感。毫无疑问，在第一时间我做了极为糟糕的决定，不但没有为他人谋利，也伤害了自己。因为我的自私和悠柔寡断，导致了一个本可被避免的不愉快瞬间的发生……
不多久，小女孩在自己狭窄的座位上沉沉睡去，我也因此得到些许安慰。车厢的灯灭了一半，喧哗声也仿佛消去七成。夜深了，又是一个平凡的、艰苦的、在路上的夜晚。车窗映出车厢内的众生像，与黑黢黢的夜景交错，一如在朦胧背景上跃然而出的偶人。而我作为真实的人，凝望着这夜魔术般的幻象，竟在心中生出一种近乎乡愁的奇异的疏离感。列车员再次前来巡查。这一次，他只是悄无声息地望了一眼行李架上的红包，仿佛向一位说不清是熟悉还是陌生的朋友道别。彼此静默无声后，列车员转身离去。
人群的喧嚣渐弱，直到邻排大妈耳机里漏出的乡歌也能清晰可闻，灯光终于全然灭去了。
（8月22日，火车上）
悬空寺随想
悬空寺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我参观完毕，站在广场中央，颇有些思绪。
我想，这个悬空寺，它兴许是北魏当时流行的石窟开凿的一种极端形式也不定——北魏晚期的匠人厌倦了凿壁开佛，于是改为挂壁造佛，这一凹一凸，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后人称其“壮丽、巨观”，古时匠人也许不过将建造它们当作是一种生活，其推动力则是一种毕其一生想要完成某种“普通事物”之极致形态的游戏般的理想。说到底，呈现一座佛像是不难的；难就难在将佛像用极端的方式呈现。这种思维和当代日本那些毕其一生煮饭、做料理、种苹果的人似乎是一脉相通的。说它是“游戏般的”，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指标，所以没必要非得“实现”。（当然，实际上也可能是有指标的，比如苹果有收成的指标，寿司店有营业额的指标；悬空寺也到底不是哪个匠人心血来潮的设想，恐怕也是有什么“官方建造指标”的……不过如果作为理想，指标这种东西是完全可以抛弃的，只需要一点点脱俗的决心就可以……）悬空寺的建造可能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可能几代人都没能完成最初的计划……（但是……总会完成的，人么，是生生不息的……）
于是这“游戏般的”的理想就在几代人血液中流淌，渐渐发展、异化，其本身便形成一部独立的历史（想想我们的艺术史、音乐史，甚至历史，难道也不是一脉相通的吗）……而悬空寺（以及饭、料理、苹果、艺术、音乐、历史本身）作为历史的载体，它见证的不是一种神话性质的伟大，不是奇迹，而是人的渺小和渺小的人源源不断的坚持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是的，所谓历史就是我们坚持到今天的结果；而“伟大”则被用来形容那些极致的坚持，是人在某一方面之潜力到目前为止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当然，如今的悬空寺已经变成一个景点，被固定了形态，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悬空寺是——……“——”后面写在课本上的答案也许才是它官方的“正确答案”吧……而我只不过是用歪理在诡辩罢了……），我也就只能站在广场上，怀着对逝去时光的追忆般的心情凝望那座峭壁上被人头铺满的楼宇了……
（8月20日，大同）
“文艺”的死亡
在宁波市某地铁站候车，公共电视上循环播放着宣传本市市民文化节广告：“在一个城市，所有的人都需要文艺，参与文艺……”
我想，“文艺”在中国的死亡，部分有赐于那些一夜间遍布市井的“文艺青年”们，是他们将文艺从一种思辨的力量和独立的精神简化为毫无意义的呻吟和没有重量的霓虹；但也有一部分，源于政治宣传对这股“文艺之风”敏锐的察觉和利用——正是它宣判了“文艺”在这片土地最终的死刑。通过舆论的渗入使文艺“主流”化、合理化，并最终使其完全成为政治需要的一部分。文艺之死反衬了我们的民众之思考能力的缺失（或简言之，普义上的哲学的缺失）。思考作为一种独立行为，是惟一可以与权力系统（如政治，或统治）谈判并逃脱的个人力量。如今，这条逃脱线上不再有行军的士兵，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人沦为权力（政治权力、商品权力、文化权力等等）之奴隶，而人的自我消亡的世界。我们每天面对的每一条信息和象征都将是被严格筛选并过滤的，如果我们停止反思，我们就将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将不再是一首独立的乐曲，而成为一个被设定的主题永无休止之变奏的其中一个段落。
（9月2日，宁波）
真理和真实
几年前，我还是很自信的。觉得很多看似深奥的东西，其实自己早已明白了。现在可能情况正好相反，觉得很多看似平凡的东西，其实自己并未明白。不但不明白，而且似乎永远也很难明白。所以其实挺艰难的——人无法不明不白地活着，却又无法超越于自身的存在去审视人生。
有时或多或少也会嫉妒曾经的自己。那时是自以为睿智的，用很多的陈述句来表达生活：什么是怎么样的，如此云云，句号。其后往往还有一种期待喝彩的心理。现在已经几乎讲不出这样的话了。因为无论怎样的陈述，都无法做到不可辩驳；而如果仅仅将“大多数情况”视为真实，其实是走向了真实的反面，即盲从。我觉得真实是不可被阐述的，它只能被经历，就像一种生活影像。只有影像本身才是真实的，你若将其抽离为一个个抽象名词——比如“我（身份）和你（身份）上街（行为），同坐一车（社会关系）”——再试图进行解释，事实上已经接近于一种断章取义，而其结论无非是基于一种“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猜测。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一个人永远无法明白另一个人，因为你永远无法代替他人生活；也永远无法明白任何一件非由自己全权掌控（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是社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全然“你自己”的）的事情，因为你永远无法通晓和它有关的每一个点、每一个面。因此我放弃了，或者说在逐渐学会放弃，对任何对象妄下结论的冲动（现在我的态度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和你上街……）。如果说之前，那个“睿智”的我在无时不刻地评判生活，现在的我仅仅去尝试经历它（……但我享受和你上街）。人类是渺小的，由渺小的人类得出的真理和对真理的热情，只会让不属于你的真理的人或感到可笑，亦或恐惧。我想，我正在放弃真理，放弃说：“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而去经历生活的真实，去试图感知未知的一切。
（8月16日，宁波）
途中见闻
在国内旅行和在国外相比，还是有心态上的区别的。因为“本国人”的身份，总是会以更加批判的眼光看待所面对的一切。以下是三个小小的瞬间：
【瞬间一】大同古城正在大肆修建（或重建），一片狼藉。它让我想到了一种对政治性破坏的政治性矫正，其惟一让人看到的是一种政治方向上的变化。（我想起在我家乡，每换一任区长，就要重修许多路，重铺许多地下管道。）而“古城”所应当承担的文化价值、“古城人”（如果还有古城人的话）所应当肩负的文化责任，则依然如镜花水月，似乎连意识到要去提及的人都寥寥。想必大肆用纳税人的钱“修复”这样的古城，除了可能让已在紧绷之弦上的人民币继续贬值，也无非只是一张光鲜的用作政治宣传的表皮吧。
（我们可是千年古国啊……难道我们的沉淀已不足以彰显其自身，需要通过不断地大动干戈才能证明吾之文化的存在吗？……又或许，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大肆修建古城和文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只是为了借修建本身宣誓主权：“此地文化是我修建的，是我的，属于我”……也就是说，修建本身是一个纯工具性的行为，是修建者权力的象征，和文化本身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瞬间二】偶遇大同一栋和首都人民大会堂特别像的建筑（不知道具体作何用），墙外标语醒目，大意为伟大的执政党和某一位领导人万岁。我条件反射似的联想到前几日在太原和专车司机聊天，他说太原已经把大同的市长调来啦，这个市长好，把大同建设得焕然一新，他调走了大同人民可不舍了……现在他来建设太原了……
我一直在咀嚼这四个字：“他来建设”……我却觉得，当一个人有权对自己的故土发表看法并能够被听见时，他的故乡才能算是他自己的。如果只是“他来建设”，那好像是在说一切不过只是“他”的……据说在奴隶制还没有被废除的时候，分好奴隶和坏奴隶，不过只有前者随主人的得失而悲喜，为主人的决策而附庸……
【瞬间三】昨天参观了佛教圣地云冈石窟。窟前遇一西洋人，半裸，背包，腹肌隐现。不知道回到他的土地，他还敢不敢就这么半裸走进他的教堂。我又想，他对不同的人的心理还是吃得挺准的。在这个地方，默默被他的身材吸引（继而产生意淫）的媚外者或许远多于意识到他在这样的场合衣不遮体，既是对佛教之不敬，也是对中华文明之不敬的人。
当然，甚至提出这个问题都是危险的。在“我们这个地方”，谈论一个人帅不帅，性不性感是大众话题，非要将大众话提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就是“有毛病”了……而我却恰恰觉得，我们的问题，在于大众太多，他们的口水淹没了“有毛病”的人。
从明天起，我也开始在旅途中发自拍，写文艺的句子，和小伙伴们互动，努力去当个没毛病的人。
（8月20日，大同）
读书心得
这个世界上有好作家和非凡的作家。他们的区别在于，好作家总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别的点——它可能是视角，也可能是风格，或其它任何表达内容或表达方式上的新意——以此化出特别的东西来；而非凡的作家在这个基础上，则总是可以让人感觉到某种温暖。不管他用什么方式——也不管这种温暖的形态，它让人感到欣喜或绝望——它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纯粹的非理性的东西。（我一直不认为艺术是完全理性的。创作作为一种行为是理性的，而作品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创造，只能被感性地表达并被感性地理解。怎样由理性的媒介和手段升华而成感性的成品而被普义上的读者——不仅仅是文学专家——感知，也是我个人觉得创作最困难的地方。）正是温暖程度的差别，让一些文字有了——而让另一些缺失了——某种人性的厚度。
前几天我读完了两本短篇小说集，我想，以上就是好作家卡佛之于非凡作家福克纳的距离。
（8月11日，宁波）
艺术和政治
艺术是一定要表达什么的，但未必一定要表达清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清楚与不清楚之间这道不明晰的界限，恰恰正是艺术与政治的区别。
（8月7日，宁波）
思考的氛围
思考不是耍帅，刻意把思考弄成一种气质，还要烘托氛围，也就无法思考了。当最应该思考的一些人仅仅为了情调而生活，我想他们正在丢失生活最珍贵的部分。
是的，我谈论的是苦难。苦难——而不是优雅的气质和氛围——才是一个人的人生最珍贵的部分。
（8月1日，深圳）
麦当劳
在火车站吃了到意大利后的第一顿麦当劳（当时只有它有空座），食品还是和在美国本土略有不同。想起了一个和很多人都有过的争论。有些人觉得中国或某个其它国家的麦当劳比美国本土的好吃，我觉得这有可能。作为食物，他们确实可能更好或更差——毕竟每个人口味都不同——但作为“麦当劳”，我坚持美国的麦当劳永远是最好的。
这是个很好理解的理论：一个有良心的小偷可能是个更好的人，但绝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小偷。相反，我觉得作为一个小偷，他最好还是不要有良心，因为再怎么着他也只是个小偷而已……
（7月4日，佛罗伦萨）
快乐者的答案
我这人其实挺失败。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不相信正确答案的存在。我其实妒忌那些手握“正确答案”的人。我嫉妒他们，是因为有时我意识到他们的答案是错的、肤浅的，是不完整的、虚妄的、盲目的、愚蠢的，但他们却从整个心智地、由衷地对他们的答案感到满意和信任，继而展现出一种近乎无忧无虑的快乐。
嗯，我嫉妒快乐的人。
（8月9日，宁波）
名流的哀伤
我这个人是非常厌恶名流的，我也看不起那些附庸名流的人。
这里首先要对“名流”这个词做一些解释。首先，我指的不是那些真正的精英。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有幸成为了许多精英的朋友、同事、弟子，或对手。我对他们充满敬重并——在我人生的任何时刻——都绝无诋毁之心。这里指的“名流”，即绝大多数自称或被媒体和大众称为“精英”，或被认为属于一个叫“精英阶层”的团体，却轻浮于世，除了一些极其肤浅的言行和纯属噱头的作品外几乎无所作为；或在自己的圈子具有一定影响力，却基本或完全受奴于第三方利益或目的——如舆论、商业，政治等，且沉迷于社交地位和自我形象的塑造高于一切的人。
我没有意愿去成为一个附庸者，更不会把自己偶然而不得以附庸名流的事迹用一种刻意随便的语调放到社交平台，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炫耀。不过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确实有若干次不幸地被指定为了某些高高在上的、陌生的名流短暂的陪伴者。我们或是同行一路，运气实在糟糕的时候，更是几天都得呆在一起。非常奇妙地，当我面对着他（她），满以为自己会将厌恶全然写在脸上的时候，反而比其他人笑得更为恶心和巴结，并简直对我们的大人物采取了一种近乎百依百顺的态度。更为可怕的是，在那种情形下，我常常发觉自己的手在不自觉得颤抖，整个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仿佛生怕会出现什么意外，比如我突然说错了话被他逮着机会安慰了一顿啦，或者我们的大名流突然喝水咽着了啊，等等……
我深为自己的丑陋、低俗，和全无骨气而懊恼，并意识到也许我这样的一根废柴是终究不成大气的。不过要是哪天命运和我开个玩笑，把我变成了一个名流，和一个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脱颖而出的前来巴结我的人同坐一车，我想我会用故作平易的语调说一些毫无中心点却天花乱坠的东西，然后想象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怎样按耐着心中的狂喜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装作自然地记叙着和我的相遇，顺便再把我夸赞一番，作为对自己的抬高。坦诚地说，我其实一直做着这样的梦，作为对自己在大名流面前表现得那么没骨气的一种自我报复。而如果那时我这个大名流还良心未泯，也许我会思考一下自己究竟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除了让围着我的人和我自己更富有，以及一大堆粉丝之外。
如果陪伴我的恰好是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妙龄少女，也许在几日短暂的相聚之后我还会为我们的分别惋惜。我把这种伤感称作：名流的哀伤。
（7月26日，北京）
西绪福斯
从2012年6月底到今天，我已经断断续续地独自旅行了四年。我不同意旅行是“勇敢地将自己置于陌生”这样“文艺”而胆小的说法。对我而言，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反而会增加我对该地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而旅行则让我对这个世界、对每一种人文和自然气息的交错更加适应和熟悉。旅行还有一个好处——而这是一句大实话——当很多人你只见他们一面而不是天天都要见到他们时，他们在你眼中，或你在他们眼中，会显得不傻逼很多；当一个地方，你只呆几天，而不是长期呆在那里时，那个地方也会让你觉得不压抑很多。
在我的一生中，我不想变成任何人，不想变成西贡人、拉萨人，或佛罗伦萨人。但我希望每经过一个地方，都可以在心中画下他们的脸庞、他们的城市或村庄的脸庞——那将是一张理想化的，却饱含真实（在我心中）最美部分的脸。我想我永远画不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所有地方的脸，也因此我可以一直就这么画下去，从一个终点到另一个终点，周而复始。这个西绪福斯式的象征，我称为旅行的意义。
所以，我不逍遥，我很辛苦。不要羡慕我的漂泊，就像没有人会羡慕西绪福斯。快乐是肤浅者的游戏，而生活的本质是苦难的。它不是浪尖上的舞蹈，而是孜孜不倦地向精神之洋深处的探索。在无数的欢愉和流光溢彩的碎片之后，感到耳鸣、瘫痪、直至无法前进。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在这片浩瀚之水中坚持越久，在他死后也就越能迸发出升华的光辉。而这种光辉将变成下一个像他一样甘于探索的人宝贵的财富，成为那个人一生流光溢彩的碎片的一部分，帮助他继续向更深更远的地方前进……
“终点，就是我从这里出发”……一次次地，我跨过辉煌灿烂的山顶，回到原点……
（7月3日，威尼斯）
无题
艺术当然是有对错的。那些号称艺术没有对错的艺术家们，要么自己就在创作错的艺术，要么只是迫于潮流客气客气而已。
（至于那些号称艺术没有对错的“艺术评论家”们么……）
（6月27日，比萨）
再谈“文艺”
“文艺”是一种被精心修饰的庸俗。一旦被看透，它甚至比坦然的庸俗更糟糕。如果坦然的庸俗是一个农民，那么“文艺”的庸俗就是一个农民不小心知道了梵高。他（她）谈论起他的梵高，尽量寻找并使用着他认为适配他的梵高的优美而高雅的词汇，心中充满喜悦。你可别批评他，也别指出他的梵高根本不是梵高。前者他不爱听，后者他听不懂。更重要的是，批评会让你自己变得不文艺，变成和他不一样的人。这样一来，他就不爱和你说话，并要和身边那些和他一样“文艺”的人一道，开始排挤你，鄙视你了。
时光流逝，我渐渐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很少，也很片面；而曾经自己知道的东西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也正变得越来越少——而十几岁当我最“文艺”的时候，我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至少是无所不能感知的。我记得当时在北京，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被艺术包围着，随便一个路边的小破美术馆都能让我欣赏大半天，还有模有样地得出很多结论。当时是颇觉得自己很艺术，很小众的，并深感骄傲。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学会逐渐抛开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头衔；学会去分辨那些无知的附庸和轻佻的赞美；学会慢慢去质疑自己所面对的事物；学会先思考而后认知；学会对一件自诩或被栩为“艺术”的对象不仅仅是瞪大了眼不顾一切地“欣赏”和“学习”；学会过滤；学会说不……事实上，绝大多数现在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不过是一堆从精神和物质上刺激并养活了很多“文艺的人”的垃圾而已。我相信，如果不是遍布城野的那些“文艺者”所制造的多数人的暴力，我们的艺术（无论是视觉、影像还是声响艺术）将会呈现出一种更健康的形态……
（5月30日，北京）
生活杂记
1
此次回京，住胶囊旅馆。前几日正在大厅工作，走来一位衣着彬彬的中年男子，也不打招呼，在我桌前一通乱翻，大概是之前遗落了什么东西。忽然，“哗”的一声，他失手把我叠在桌上的谱纸打落在地。男子一愣，看了看我，然后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我以为这些东西不是你的”，继续在我桌上翻腾。我相信他是无意间做坏了事，我也相信他知道自己做坏了事，此本乃小事一桩，我甚至都不准备怪他。只是，你说一句道歉很难吗——哪怕只是出于礼貌？退一步讲，你不愿意说，能不能不要再加一句莫名其妙的托词？难道这些纸不是我的就可以打翻吗？此外，该男子闷声不响上来翻桌子，即便桌子不是我的，但是我使用在先，你上来找东西，理应至少告知一声吧。这让我想起此前在国内的小餐馆吃饭，经常有旁桌食客突然蹿出，抢走我桌上的纸巾、醋瓶、筷筒等，眼皮都不抬一下。很难说这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毕竟都是公家的东西。但人活着，不应当以追求“并非不礼貌”的下限为目标。如果你要使用正被他人暂时使用的公共物品，与其打声招呼我想是最起码的公德。
2
再叙一事。今日出门办事，地铁站人流拥挤，我蹒跚走过站台。人群中有一位做疏导工作的中年妇女，手执一旗，不停挥舞。随后，在我经过她身旁时，她的旗杆哗一下划过我的脸。我捂着脸转头看她，不想她怒目圆睁，大喝一声，“看着点儿！”我无意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将这个小事件定义为她的错误。她当时可能觉得我自顾走路，没有看她的旗正飞过来；我也有苦衷，人潮汹涌，我并非不想躲避。我想这是个意外，本不存在高下对错之争；可我也真的很想告诉这个大妈，我正经历了京腔最丑陋的时刻，没有之一。
2
和一个朋友聊起一件“小事”：中国大陆人为什么总是不能意识到，当有不吸烟者在同一个密闭空间时，当着他（她）的面抽烟是件多么无礼的事情？朋友说，这是中国，你走就行了，你争个毛。我却想说，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室内禁烟令永远无法真正全面实施的原因。所谓“惹不起，躲得起”，不愿正面面对于自己不利的局面，不愿通过正当的交涉为自己争取合理的权利，甚至不愿通过和平的方式对抗和忍受，而是躲、跑、陪笑，然后在背地里不停地抱怨，最后在一些可以欺凌的人身上拼命找回自尊。我想我说的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政治层面的问题，这是生活中一件件小事所体现的民族性格。我们拥有辉煌的历史，但我们的历史也让我们民族逐渐养成很多病态的心理和处事观，我想这也是必须被看到的事实。
（5月27日，北京）
无题（又一）
家园最美的时刻，是当你远离家园，在心中将她画出时的一刻，而不是当你站在她上面的时刻。
（6月4日，广场）
一些傻话
多年的旅行经验有时让我感到，网上或微信上的攻略或游记是可以一概不看的——坦率地讲，对我来说，它们都不够“高级”。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我把我写的游记或攻略发到网上，那些我看得起的旅行者可能也是不会看，或至少不会去认真看的。根据这个逻辑，那些去看的就都是我不怎么看得起的人了，那么就算有什么人看，考虑到那个人可能的低俗程度，我也是不在乎的。
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豆瓣或别的什么地方，我的游记每被分享或喜欢或评论一次，我都很开心——哪怕评论的完全是废话。由此我发现一个道理。很多时候，当你觉得傻逼的人支持你的时候，你是可以立刻把他们当朋友的；相反，当一个你觉得不傻逼的人冷落你的时候，你是立刻会觉得“哼，他（她）又算是什么东西”的……
我只是想说，人都不是公正的（所以请不要和我争，“那你觉得高级的攻略是什么”……）；我也希望以上这些这小小的心理扭曲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小秘密……
（6月14日，宁波）
雨中车行
傍晚时分，落雨。坐uber poor去健身，同车的女孩儿要去Sears商场。车上，司机 (一个温文尔雅的白人男士) 随口聊天，说你们知道吗，Sears在大概十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停了两秒钟，他又补充——至少是波士顿最大的。
我对这个商场是不是世界之最丝毫没有兴趣，却震撼于这位司机竟能从“波士顿最大的商场”直接得出“也就等于世界最大的商场”之结论。事实上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美国民众间比比皆是。伴随美国本身的影响力，它潜移默化地缔造了很多已甚至不会引起人们（至少是大众）去特别注意的“现实”：好莱坞就是世界电影，科普兰就是世界现代音乐，MoMa就是世界现代艺术，白宫就是当代全球政治……
这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霸权，其最主要的灾难性后果就是让不属于、或从美学及其它层面反对这个“世界”的人不得不被庸俗的、愚蠢的、商业利益至上的美国中心论者置于“那你是谁”的无端追问。这种武断的、将结论预制于任何评判标准之前的追问让这个世界——这个真正的世界——丢失了其文化层面的公正性，也让很多本该公正地生活的人——那些没有选择去迎合美国TM（即作为一种商标的美国）的人——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我们的文化世界本并不狭窄，但文化宣传上的霸权主义让它变得狭窄，也变得肤浅了。
（2016年9月25日，波士顿）
最好的小店
晚上与室友去了一家名叫“最好的小店”（The Best Little Restaurant）的中餐馆吃饭。这是一家融合了各式菜系的餐厅，味道独特，在千篇一律的华埠显得鹤立鸡群。我发现在波士顿有很多用心做食、很有特点的日式小馆，而数量庞大的中餐店却几无特点，似乎除了店名外就彼此无别。曾听过一位同胞的抱怨，说为什么同为亚洲食文化大国，很多日餐厅能在西方攀上中高等的地位，绝大多中餐厅却始终只能在底层徘徊。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人家在做食，而我们只是在做生意。试想：谁会将一家菜品毫无创造性、除了吃饱之外就毫无特点的餐馆视为高级？从另一方面讲，就算人家再尊重你的饮食文化，如果你不能用实在的食例将其表现出来，那也不能怪他人对其的夸奖不过只能停留在附和你的敞帚自珍这样可怜的层面了。这家“最好的小店”只有一页菜单（一季度换一次菜品），一盘菜的量可能只有它众多华埠邻居的一半左右，但我依然觉得他是至今我吃过的波士顿最好的中餐厅之一。它在做自己的食物，在做带着自家烙印的中国文化。它可以寄托我的乡愁——一种久别重逢的美好感情，一种在异乡闻得故土气息的自豪感；而大多数中餐厅却恰恰相反，那里的饭桌上供应的被称作中餐的似真物，只能增加我与故乡的隔阂，加深我对乡味的思念，最后让我徒然地叹息。这种消极的乡愁，我是无可寄托的，只想尽快排遣掉它。
（9月24日，波士顿）
由一根杆子引发的思考
去超市简购，回来的路上边走边低头思考问题，一不小心把什么人撞了一下，于是连忙条件反射地说了句“sorry”，继续向前走去。走了几步突然觉得这一撞好疼，什么人把我撞得那么疼？就转头看了一眼，发现哪有什么人，只有一根路标杆立在那里。我恼羞成怒，折回步去朝它奋力踢了几脚。路标杆纹丝不动，我却更疼了。
心怀巨大的委屈，我只好转身离开。少顷，却觉茅塞顿开。大概从这种小事能够看出我这个人的一些性格弱点。很多时候我总是在明白误会之后依然不依不挠，非要为自己卑微的尊严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交代。其实误会本身大概并非任何人之错，可最后被指责最多、最受伤害的，大概永远是刨根问底索要交代的一方。再想想要是我踢杆子的那会儿，要突然有人站出来，以道德卫士的姿态维护杆子的无辜，指责我的蛮横，再顺便温柔地帮杆子擦去身上的刮痕，那么在旁观者看来，似乎更显然我就是十恶不赦的人了。到那时我所要承受的也许就不仅仅是自己不管不顾乱踢一通后舔舔痛处那么简单了……
所以下次要再不小心撞着杆子，赶紧撒腿就跑。一部分出于没必要折回去再伤害自己，一部分也出于不想让什么机会主义者因为我的莽撞而反而变成英雄……
（9月12日，波士顿）
丙申年秋吃烧腊有感
时隔数月，又回到波士顿华埠的烧腊店，电视屏幕里循环播放的依旧还是那几首老歌。我对这家店太过熟悉，不仅仅是每一种烧腊和卤水的味道，还有那由一张张脸庞交汇而成的狭小空间里匆忙而焦躁的气息。在我的身边，曾坐着鬓角斑白的流浪汉，布满污垢双手颤抖地握住筷子，夹起一小块牛肉；也曾有涂着艳丽口红的亚裔女子，暴露的便服将将搭在黝黑的皮肤上，骨骼分明的脚趿着平底鞋，隐隐透着不安。有对坐默默饮食的中国留学生，彼此无话；也有进入稳定期的情侣，变得不再在意饭馆的环境，互相将饭盒里的肉夹到对方的盒子里……时而，提着两大挂塞得满满的烤鸭架的厨师穿梭铺着肮脏红毯的走道，灵巧地避开人群，将待切的禽类送进柜台。那里面的人手起刀落，“咔擦”，一直排到门外的点单队伍中抬起几张好奇的脸庞……
因为店面实在寒酸，我总是独自来到这里吃饭。从一年的夏末到又一年的初夏，它陪我度过一整个学年的雨雪和阳光。在我最彷徨和最开心的时候，我曾点下同一盘拼饭，那味道千篇一律，入口却如隔三秋。从早到晚，这小小的店铺永远爆满着，员工们低着头干活，食客们狼吞虎咽。也许正是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它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让我感到不那么孤独的地方。一次次地，我看着形形色色张大了嘴咀嚼或谈天的人们，等待着我的拼饭，也等待着我的明天……
（9月12日）
似有似无
1
我确实真诚地以为任何一个客体（比如艺术）——至少在某个层面上——是可以，或者说应该，以对错而论的。但你若过于执迷于对错层面的“真相”——尤其如果你不但需要答案，还渴望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那么我觉得你倒不如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我这不是怂恿自大，完全只是为了陷入避免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
也就是说，同时渴望真相和对于真相的论证的人（这甚至和这个人本身深刻或肤浅没什么关系），只有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才能免于陷入某种虚无主义。谦逊是虚伪的，它是一个面具，是对自己不自信的掩饰，或是为了伪装自己不得已的武断……
2
我其实并不觉得自己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相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所坚持的，那么他无论生在什么时代都是错误的。
当然，对很多而言可能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坚持的，他们只能转而选择了成为大多数人眼中“正确”的人……所以有时我确实觉得，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成就，而是执念。
真的。
（9月17日，波士顿）
巾城/文
夜火车
慢速长途火车的“新空调硬座”，一如旧时的三等车厢。走道上，只买到站票的人三三两两打着地铺；务工人员穿着陈年的制服，围坐在小便利桌旁吆喝着打牌；一个大叔套着脏兮兮的衬衫，光脚冒出裤管，逍遥地翘在椅子上；他身边的孩子，一个趴在座上昏昏欲睡，另一个瞪着眼睛，茫然地盯着眼前被一把塑料叉子封住了口的速食面……同样在这节车厢里的，还有悄悄依偎在座里，如犯了错的小孩一般蜷着身子、抱着手机的中年男子；以及带着耳机，紧紧盯着窗外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抖着二郎腿，套着灰兮兮的球鞋，大概是怕碰到对面的乘客，脚面朝内凹着……
慢速长途火车的“新空调硬座”车厢，如一个小小的集市，熙熙攘攘地入夜了……
列车员光头、魁梧，从两节车厢的衔接处晃荡着来了。一路上，伸向过道的腿脚纷纷躲避。“喂，那个红包谁的？”他突然停下，手指行李架，呼哧呼哧地嚷道。无人作答。列车员摆出一副装腔作式的生气状，“喂，红包是谁的！”他重复了一遍。效果依然不佳：牌局继续，年轻人没有摘下耳机，甚至被惊醒的孩童也没有开始啼哭。几个人扭过头来，发现了气呼呼的列车长，于是赶紧又扭过头去。总之，一切照常。列车员望了望行李架中央不合时宜地占据了大片位置的、因鲜明的色彩而更显孤独的小小挎包，悻悻离去。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大哥叫住我，希望我和他能一起将座位让给他的孩子睡觉。我想了想，婉拒了他的请求。他们要在七八个小时后才下车，父亲为年幼的女儿着想自然应当理解，可作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也实在不愿为此放弃专门选定的，相对舒适的靠窗座位——何况马上就要午夜了！可转念一想，小女孩不比成人，为何就不能让她在相对不那么恶劣的条件下至少睡几个小时呢？难道我就是这样的人，连这样善意的请求都要拒绝吗？于是赶紧回头对她的父亲摆手，告诉他，请让女儿过来。父亲断然拒绝，满脸堆笑，一副无比客气，因而也就显得无比鄙视的神态。是啊，你先前拒绝我，这时又过来讨好我，是把我当作玩偶了吗？一刹那，我的心中充满了耻辱感。毫无疑问，在第一时间我做了极为糟糕的决定，不但没有为他人谋利，也伤害了自己。因为我的自私和悠柔寡断，导致了一个本可被避免的不愉快瞬间的发生……
不多久，小女孩在自己狭窄的座位上沉沉睡去，我也因此得到些许安慰。车厢的灯灭了一半，喧哗声也仿佛消去七成。夜深了，又是一个平凡的、艰苦的、在路上的夜晚。车窗映出车厢内的众生像，与黑黢黢的夜景交错，一如在朦胧背景上跃然而出的偶人。而我作为真实的人，凝望着这夜魔术般的幻象，竟在心中生出一种近乎乡愁的奇异的疏离感。列车员再次前来巡查。这一次，他只是悄无声息地望了一眼行李架上的红包，仿佛向一位说不清是熟悉还是陌生的朋友道别。彼此静默无声后，列车员转身离去。
人群的喧嚣渐弱，直到邻排大妈耳机里漏出的乡歌也能清晰可闻，灯光终于全然灭去了。
（8月22日，火车上）
悬空寺随想
悬空寺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我参观完毕，站在广场中央，颇有些思绪。
我想，这个悬空寺，它兴许是北魏当时流行的石窟开凿的一种极端形式也不定——北魏晚期的匠人厌倦了凿壁开佛，于是改为挂壁造佛，这一凹一凸，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后人称其“壮丽、巨观”，古时匠人也许不过将建造它们当作是一种生活，其推动力则是一种毕其一生想要完成某种“普通事物”之极致形态的游戏般的理想。说到底，呈现一座佛像是不难的；难就难在将佛像用极端的方式呈现。这种思维和当代日本那些毕其一生煮饭、做料理、种苹果的人似乎是一脉相通的。说它是“游戏般的”，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指标，所以没必要非得“实现”。（当然，实际上也可能是有指标的，比如苹果有收成的指标，寿司店有营业额的指标；悬空寺也到底不是哪个匠人心血来潮的设想，恐怕也是有什么“官方建造指标”的……不过如果作为理想，指标这种东西是完全可以抛弃的，只需要一点点脱俗的决心就可以……）悬空寺的建造可能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可能几代人都没能完成最初的计划……（但是……总会完成的，人么，是生生不息的……）
于是这“游戏般的”的理想就在几代人血液中流淌，渐渐发展、异化，其本身便形成一部独立的历史（想想我们的艺术史、音乐史，甚至历史，难道也不是一脉相通的吗）……而悬空寺（以及饭、料理、苹果、艺术、音乐、历史本身）作为历史的载体，它见证的不是一种神话性质的伟大，不是奇迹，而是人的渺小和渺小的人源源不断的坚持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是的，所谓历史就是我们坚持到今天的结果；而“伟大”则被用来形容那些极致的坚持，是人在某一方面之潜力到目前为止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当然，如今的悬空寺已经变成一个景点，被固定了形态，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悬空寺是——……“——”后面写在课本上的答案也许才是它官方的“正确答案”吧……而我只不过是用歪理在诡辩罢了……），我也就只能站在广场上，怀着对逝去时光的追忆般的心情凝望那座峭壁上被人头铺满的楼宇了……
（8月20日，大同）
“文艺”的死亡
在宁波市某地铁站候车，公共电视上循环播放着宣传本市市民文化节广告：“在一个城市，所有的人都需要文艺，参与文艺……”
我想，“文艺”在中国的死亡，部分有赐于那些一夜间遍布市井的“文艺青年”们，是他们将文艺从一种思辨的力量和独立的精神简化为毫无意义的呻吟和没有重量的霓虹；但也有一部分，源于政治宣传对这股“文艺之风”敏锐的察觉和利用——正是它宣判了“文艺”在这片土地最终的死刑。通过舆论的渗入使文艺“主流”化、合理化，并最终使其完全成为政治需要的一部分。文艺之死反衬了我们的民众之思考能力的缺失（或简言之，普义上的哲学的缺失）。思考作为一种独立行为，是惟一可以与权力系统（如政治，或统治）谈判并逃脱的个人力量。如今，这条逃脱线上不再有行军的士兵，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人沦为权力（政治权力、商品权力、文化权力等等）之奴隶，而人的自我消亡的世界。我们每天面对的每一条信息和象征都将是被严格筛选并过滤的，如果我们停止反思，我们就将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将不再是一首独立的乐曲，而成为一个被设定的主题永无休止之变奏的其中一个段落。
（9月2日，宁波）
真理和真实
几年前，我还是很自信的。觉得很多看似深奥的东西，其实自己早已明白了。现在可能情况正好相反，觉得很多看似平凡的东西，其实自己并未明白。不但不明白，而且似乎永远也很难明白。所以其实挺艰难的——人无法不明不白地活着，却又无法超越于自身的存在去审视人生。
有时或多或少也会嫉妒曾经的自己。那时是自以为睿智的，用很多的陈述句来表达生活：什么是怎么样的，如此云云，句号。其后往往还有一种期待喝彩的心理。现在已经几乎讲不出这样的话了。因为无论怎样的陈述，都无法做到不可辩驳；而如果仅仅将“大多数情况”视为真实，其实是走向了真实的反面，即盲从。我觉得真实是不可被阐述的，它只能被经历，就像一种生活影像。只有影像本身才是真实的，你若将其抽离为一个个抽象名词——比如“我（身份）和你（身份）上街（行为），同坐一车（社会关系）”——再试图进行解释，事实上已经接近于一种断章取义，而其结论无非是基于一种“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猜测。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一个人永远无法明白另一个人，因为你永远无法代替他人生活；也永远无法明白任何一件非由自己全权掌控（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是社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全然“你自己”的）的事情，因为你永远无法通晓和它有关的每一个点、每一个面。因此我放弃了，或者说在逐渐学会放弃，对任何对象妄下结论的冲动（现在我的态度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和你上街……）。如果说之前，那个“睿智”的我在无时不刻地评判生活，现在的我仅仅去尝试经历它（……但我享受和你上街）。人类是渺小的，由渺小的人类得出的真理和对真理的热情，只会让不属于你的真理的人或感到可笑，亦或恐惧。我想，我正在放弃真理，放弃说：“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而去经历生活的真实，去试图感知未知的一切。
（8月16日，宁波）
途中见闻
在国内旅行和在国外相比，还是有心态上的区别的。因为“本国人”的身份，总是会以更加批判的眼光看待所面对的一切。以下是三个小小的瞬间：
【瞬间一】大同古城正在大肆修建（或重建），一片狼藉。它让我想到了一种对政治性破坏的政治性矫正，其惟一让人看到的是一种政治方向上的变化。（我想起在我家乡，每换一任区长，就要重修许多路，重铺许多地下管道。）而“古城”所应当承担的文化价值、“古城人”（如果还有古城人的话）所应当肩负的文化责任，则依然如镜花水月，似乎连意识到要去提及的人都寥寥。想必大肆用纳税人的钱“修复”这样的古城，除了可能让已在紧绷之弦上的人民币继续贬值，也无非只是一张光鲜的用作政治宣传的表皮吧。
（我们可是千年古国啊……难道我们的沉淀已不足以彰显其自身，需要通过不断地大动干戈才能证明吾之文化的存在吗？……又或许，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大肆修建古城和文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只是为了借修建本身宣誓主权：“此地文化是我修建的，是我的，属于我”……也就是说，修建本身是一个纯工具性的行为，是修建者权力的象征，和文化本身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瞬间二】偶遇大同一栋和首都人民大会堂特别像的建筑（不知道具体作何用），墙外标语醒目，大意为伟大的执政党和某一位领导人万岁。我条件反射似的联想到前几日在太原和专车司机聊天，他说太原已经把大同的市长调来啦，这个市长好，把大同建设得焕然一新，他调走了大同人民可不舍了……现在他来建设太原了……
我一直在咀嚼这四个字：“他来建设”……我却觉得，当一个人有权对自己的故土发表看法并能够被听见时，他的故乡才能算是他自己的。如果只是“他来建设”，那好像是在说一切不过只是“他”的……据说在奴隶制还没有被废除的时候，分好奴隶和坏奴隶，不过只有前者随主人的得失而悲喜，为主人的决策而附庸……
【瞬间三】昨天参观了佛教圣地云冈石窟。窟前遇一西洋人，半裸，背包，腹肌隐现。不知道回到他的土地，他还敢不敢就这么半裸走进他的教堂。我又想，他对不同的人的心理还是吃得挺准的。在这个地方，默默被他的身材吸引（继而产生意淫）的媚外者或许远多于意识到他在这样的场合衣不遮体，既是对佛教之不敬，也是对中华文明之不敬的人。
当然，甚至提出这个问题都是危险的。在“我们这个地方”，谈论一个人帅不帅，性不性感是大众话题，非要将大众话提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就是“有毛病”了……而我却恰恰觉得，我们的问题，在于大众太多，他们的口水淹没了“有毛病”的人。
从明天起，我也开始在旅途中发自拍，写文艺的句子，和小伙伴们互动，努力去当个没毛病的人。
（8月20日，大同）
读书心得
这个世界上有好作家和非凡的作家。他们的区别在于，好作家总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别的点——它可能是视角，也可能是风格，或其它任何表达内容或表达方式上的新意——以此化出特别的东西来；而非凡的作家在这个基础上，则总是可以让人感觉到某种温暖。不管他用什么方式——也不管这种温暖的形态，它让人感到欣喜或绝望——它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纯粹的非理性的东西。（我一直不认为艺术是完全理性的。创作作为一种行为是理性的，而作品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创造，只能被感性地表达并被感性地理解。怎样由理性的媒介和手段升华而成感性的成品而被普义上的读者——不仅仅是文学专家——感知，也是我个人觉得创作最困难的地方。）正是温暖程度的差别，让一些文字有了——而让另一些缺失了——某种人性的厚度。
前几天我读完了两本短篇小说集，我想，以上就是好作家卡佛之于非凡作家福克纳的距离。
（8月11日，宁波）
艺术和政治
艺术是一定要表达什么的，但未必一定要表达清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清楚与不清楚之间这道不明晰的界限，恰恰正是艺术与政治的区别。
（8月7日，宁波）
思考的氛围
思考不是耍帅，刻意把思考弄成一种气质，还要烘托氛围，也就无法思考了。当最应该思考的一些人仅仅为了情调而生活，我想他们正在丢失生活最珍贵的部分。
是的，我谈论的是苦难。苦难——而不是优雅的气质和氛围——才是一个人的人生最珍贵的部分。
（8月1日，深圳）
麦当劳
在火车站吃了到意大利后的第一顿麦当劳（当时只有它有空座），食品还是和在美国本土略有不同。想起了一个和很多人都有过的争论。有些人觉得中国或某个其它国家的麦当劳比美国本土的好吃，我觉得这有可能。作为食物，他们确实可能更好或更差——毕竟每个人口味都不同——但作为“麦当劳”，我坚持美国的麦当劳永远是最好的。
这是个很好理解的理论：一个有良心的小偷可能是个更好的人，但绝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小偷。相反，我觉得作为一个小偷，他最好还是不要有良心，因为再怎么着他也只是个小偷而已……
（7月4日，佛罗伦萨）
快乐者的答案
我这人其实挺失败。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不相信正确答案的存在。我其实妒忌那些手握“正确答案”的人。我嫉妒他们，是因为有时我意识到他们的答案是错的、肤浅的，是不完整的、虚妄的、盲目的、愚蠢的，但他们却从整个心智地、由衷地对他们的答案感到满意和信任，继而展现出一种近乎无忧无虑的快乐。
嗯，我嫉妒快乐的人。
（8月9日，宁波）
名流的哀伤
我这个人是非常厌恶名流的，我也看不起那些附庸名流的人。
这里首先要对“名流”这个词做一些解释。首先，我指的不是那些真正的精英。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有幸成为了许多精英的朋友、同事、弟子，或对手。我对他们充满敬重并——在我人生的任何时刻——都绝无诋毁之心。这里指的“名流”，即绝大多数自称或被媒体和大众称为“精英”，或被认为属于一个叫“精英阶层”的团体，却轻浮于世，除了一些极其肤浅的言行和纯属噱头的作品外几乎无所作为；或在自己的圈子具有一定影响力，却基本或完全受奴于第三方利益或目的——如舆论、商业，政治等，且沉迷于社交地位和自我形象的塑造高于一切的人。
我没有意愿去成为一个附庸者，更不会把自己偶然而不得以附庸名流的事迹用一种刻意随便的语调放到社交平台，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炫耀。不过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确实有若干次不幸地被指定为了某些高高在上的、陌生的名流短暂的陪伴者。我们或是同行一路，运气实在糟糕的时候，更是几天都得呆在一起。非常奇妙地，当我面对着他（她），满以为自己会将厌恶全然写在脸上的时候，反而比其他人笑得更为恶心和巴结，并简直对我们的大人物采取了一种近乎百依百顺的态度。更为可怕的是，在那种情形下，我常常发觉自己的手在不自觉得颤抖，整个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仿佛生怕会出现什么意外，比如我突然说错了话被他逮着机会安慰了一顿啦，或者我们的大名流突然喝水咽着了啊，等等……
我深为自己的丑陋、低俗，和全无骨气而懊恼，并意识到也许我这样的一根废柴是终究不成大气的。不过要是哪天命运和我开个玩笑，把我变成了一个名流，和一个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脱颖而出的前来巴结我的人同坐一车，我想我会用故作平易的语调说一些毫无中心点却天花乱坠的东西，然后想象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怎样按耐着心中的狂喜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装作自然地记叙着和我的相遇，顺便再把我夸赞一番，作为对自己的抬高。坦诚地说，我其实一直做着这样的梦，作为对自己在大名流面前表现得那么没骨气的一种自我报复。而如果那时我这个大名流还良心未泯，也许我会思考一下自己究竟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除了让围着我的人和我自己更富有，以及一大堆粉丝之外。
如果陪伴我的恰好是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妙龄少女，也许在几日短暂的相聚之后我还会为我们的分别惋惜。我把这种伤感称作：名流的哀伤。
（7月26日，北京）
西绪福斯
从2012年6月底到今天，我已经断断续续地独自旅行了四年。我不同意旅行是“勇敢地将自己置于陌生”这样“文艺”而胆小的说法。对我而言，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反而会增加我对该地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而旅行则让我对这个世界、对每一种人文和自然气息的交错更加适应和熟悉。旅行还有一个好处——而这是一句大实话——当很多人你只见他们一面而不是天天都要见到他们时，他们在你眼中，或你在他们眼中，会显得不傻逼很多；当一个地方，你只呆几天，而不是长期呆在那里时，那个地方也会让你觉得不压抑很多。
在我的一生中，我不想变成任何人，不想变成西贡人、拉萨人，或佛罗伦萨人。但我希望每经过一个地方，都可以在心中画下他们的脸庞、他们的城市或村庄的脸庞——那将是一张理想化的，却饱含真实（在我心中）最美部分的脸。我想我永远画不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所有地方的脸，也因此我可以一直就这么画下去，从一个终点到另一个终点，周而复始。这个西绪福斯式的象征，我称为旅行的意义。
所以，我不逍遥，我很辛苦。不要羡慕我的漂泊，就像没有人会羡慕西绪福斯。快乐是肤浅者的游戏，而生活的本质是苦难的。它不是浪尖上的舞蹈，而是孜孜不倦地向精神之洋深处的探索。在无数的欢愉和流光溢彩的碎片之后，感到耳鸣、瘫痪、直至无法前进。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在这片浩瀚之水中坚持越久，在他死后也就越能迸发出升华的光辉。而这种光辉将变成下一个像他一样甘于探索的人宝贵的财富，成为那个人一生流光溢彩的碎片的一部分，帮助他继续向更深更远的地方前进……
“终点，就是我从这里出发”……一次次地，我跨过辉煌灿烂的山顶，回到原点……
（7月3日，威尼斯）
无题
艺术当然是有对错的。那些号称艺术没有对错的艺术家们，要么自己就在创作错的艺术，要么只是迫于潮流客气客气而已。
（至于那些号称艺术没有对错的“艺术评论家”们么……）
（6月27日，比萨）
再谈“文艺”
“文艺”是一种被精心修饰的庸俗。一旦被看透，它甚至比坦然的庸俗更糟糕。如果坦然的庸俗是一个农民，那么“文艺”的庸俗就是一个农民不小心知道了梵高。他（她）谈论起他的梵高，尽量寻找并使用着他认为适配他的梵高的优美而高雅的词汇，心中充满喜悦。你可别批评他，也别指出他的梵高根本不是梵高。前者他不爱听，后者他听不懂。更重要的是，批评会让你自己变得不文艺，变成和他不一样的人。这样一来，他就不爱和你说话，并要和身边那些和他一样“文艺”的人一道，开始排挤你，鄙视你了。
时光流逝，我渐渐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很少，也很片面；而曾经自己知道的东西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也正变得越来越少——而十几岁当我最“文艺”的时候，我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至少是无所不能感知的。我记得当时在北京，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被艺术包围着，随便一个路边的小破美术馆都能让我欣赏大半天，还有模有样地得出很多结论。当时是颇觉得自己很艺术，很小众的，并深感骄傲。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学会逐渐抛开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头衔；学会去分辨那些无知的附庸和轻佻的赞美；学会慢慢去质疑自己所面对的事物；学会先思考而后认知；学会对一件自诩或被栩为“艺术”的对象不仅仅是瞪大了眼不顾一切地“欣赏”和“学习”；学会过滤；学会说不……事实上，绝大多数现在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不过是一堆从精神和物质上刺激并养活了很多“文艺的人”的垃圾而已。我相信，如果不是遍布城野的那些“文艺者”所制造的多数人的暴力，我们的艺术（无论是视觉、影像还是声响艺术）将会呈现出一种更健康的形态……
（5月30日，北京）
生活杂记
1
此次回京，住胶囊旅馆。前几日正在大厅工作，走来一位衣着彬彬的中年男子，也不打招呼，在我桌前一通乱翻，大概是之前遗落了什么东西。忽然，“哗”的一声，他失手把我叠在桌上的谱纸打落在地。男子一愣，看了看我，然后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我以为这些东西不是你的”，继续在我桌上翻腾。我相信他是无意间做坏了事，我也相信他知道自己做坏了事，此本乃小事一桩，我甚至都不准备怪他。只是，你说一句道歉很难吗——哪怕只是出于礼貌？退一步讲，你不愿意说，能不能不要再加一句莫名其妙的托词？难道这些纸不是我的就可以打翻吗？此外，该男子闷声不响上来翻桌子，即便桌子不是我的，但是我使用在先，你上来找东西，理应至少告知一声吧。这让我想起此前在国内的小餐馆吃饭，经常有旁桌食客突然蹿出，抢走我桌上的纸巾、醋瓶、筷筒等，眼皮都不抬一下。很难说这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毕竟都是公家的东西。但人活着，不应当以追求“并非不礼貌”的下限为目标。如果你要使用正被他人暂时使用的公共物品，与其打声招呼我想是最起码的公德。
2
再叙一事。今日出门办事，地铁站人流拥挤，我蹒跚走过站台。人群中有一位做疏导工作的中年妇女，手执一旗，不停挥舞。随后，在我经过她身旁时，她的旗杆哗一下划过我的脸。我捂着脸转头看她，不想她怒目圆睁，大喝一声，“看着点儿！”我无意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将这个小事件定义为她的错误。她当时可能觉得我自顾走路，没有看她的旗正飞过来；我也有苦衷，人潮汹涌，我并非不想躲避。我想这是个意外，本不存在高下对错之争；可我也真的很想告诉这个大妈，我正经历了京腔最丑陋的时刻，没有之一。
2
和一个朋友聊起一件“小事”：中国大陆人为什么总是不能意识到，当有不吸烟者在同一个密闭空间时，当着他（她）的面抽烟是件多么无礼的事情？朋友说，这是中国，你走就行了，你争个毛。我却想说，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室内禁烟令永远无法真正全面实施的原因。所谓“惹不起，躲得起”，不愿正面面对于自己不利的局面，不愿通过正当的交涉为自己争取合理的权利，甚至不愿通过和平的方式对抗和忍受，而是躲、跑、陪笑，然后在背地里不停地抱怨，最后在一些可以欺凌的人身上拼命找回自尊。我想我说的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政治层面的问题，这是生活中一件件小事所体现的民族性格。我们拥有辉煌的历史，但我们的历史也让我们民族逐渐养成很多病态的心理和处事观，我想这也是必须被看到的事实。
（5月27日，北京）
无题（又一）
家园最美的时刻，是当你远离家园，在心中将她画出时的一刻，而不是当你站在她上面的时刻。
（6月4日，广场）
一些傻话
多年的旅行经验有时让我感到，网上或微信上的攻略或游记是可以一概不看的——坦率地讲，对我来说，它们都不够“高级”。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我把我写的游记或攻略发到网上，那些我看得起的旅行者可能也是不会看，或至少不会去认真看的。根据这个逻辑，那些去看的就都是我不怎么看得起的人了，那么就算有什么人看，考虑到那个人可能的低俗程度，我也是不在乎的。
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豆瓣或别的什么地方，我的游记每被分享或喜欢或评论一次，我都很开心——哪怕评论的完全是废话。由此我发现一个道理。很多时候，当你觉得傻逼的人支持你的时候，你是可以立刻把他们当朋友的；相反，当一个你觉得不傻逼的人冷落你的时候，你是立刻会觉得“哼，他（她）又算是什么东西”的……
我只是想说，人都不是公正的（所以请不要和我争，“那你觉得高级的攻略是什么”……）；我也希望以上这些这小小的心理扭曲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小秘密……
（6月14日，宁波）
雨中车行
傍晚时分，落雨。坐uber poor去健身，同车的女孩儿要去Sears商场。车上，司机 (一个温文尔雅的白人男士) 随口聊天，说你们知道吗，Sears在大概十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停了两秒钟，他又补充——至少是波士顿最大的。
我对这个商场是不是世界之最丝毫没有兴趣，却震撼于这位司机竟能从“波士顿最大的商场”直接得出“也就等于世界最大的商场”之结论。事实上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美国民众间比比皆是。伴随美国本身的影响力，它潜移默化地缔造了很多已甚至不会引起人们（至少是大众）去特别注意的“现实”：好莱坞就是世界电影，科普兰就是世界现代音乐，MoMa就是世界现代艺术，白宫就是当代全球政治……
这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霸权，其最主要的灾难性后果就是让不属于、或从美学及其它层面反对这个“世界”的人不得不被庸俗的、愚蠢的、商业利益至上的美国中心论者置于“那你是谁”的无端追问。这种武断的、将结论预制于任何评判标准之前的追问让这个世界——这个真正的世界——丢失了其文化层面的公正性，也让很多本该公正地生活的人——那些没有选择去迎合美国TM（即作为一种商标的美国）的人——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我们的文化世界本并不狭窄，但文化宣传上的霸权主义让它变得狭窄，也变得肤浅了。
（2016年9月25日，波士顿）
最好的小店
晚上与室友去了一家名叫“最好的小店”（The Best Little Restaurant）的中餐馆吃饭。这是一家融合了各式菜系的餐厅，味道独特，在千篇一律的华埠显得鹤立鸡群。我发现在波士顿有很多用心做食、很有特点的日式小馆，而数量庞大的中餐店却几无特点，似乎除了店名外就彼此无别。曾听过一位同胞的抱怨，说为什么同为亚洲食文化大国，很多日餐厅能在西方攀上中高等的地位，绝大多中餐厅却始终只能在底层徘徊。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人家在做食，而我们只是在做生意。试想：谁会将一家菜品毫无创造性、除了吃饱之外就毫无特点的餐馆视为高级？从另一方面讲，就算人家再尊重你的饮食文化，如果你不能用实在的食例将其表现出来，那也不能怪他人对其的夸奖不过只能停留在附和你的敞帚自珍这样可怜的层面了。这家“最好的小店”只有一页菜单（一季度换一次菜品），一盘菜的量可能只有它众多华埠邻居的一半左右，但我依然觉得他是至今我吃过的波士顿最好的中餐厅之一。它在做自己的食物，在做带着自家烙印的中国文化。它可以寄托我的乡愁——一种久别重逢的美好感情，一种在异乡闻得故土气息的自豪感；而大多数中餐厅却恰恰相反，那里的饭桌上供应的被称作中餐的似真物，只能增加我与故乡的隔阂，加深我对乡味的思念，最后让我徒然地叹息。这种消极的乡愁，我是无可寄托的，只想尽快排遣掉它。
（9月24日，波士顿）
由一根杆子引发的思考
去超市简购，回来的路上边走边低头思考问题，一不小心把什么人撞了一下，于是连忙条件反射地说了句“sorry”，继续向前走去。走了几步突然觉得这一撞好疼，什么人把我撞得那么疼？就转头看了一眼，发现哪有什么人，只有一根路标杆立在那里。我恼羞成怒，折回步去朝它奋力踢了几脚。路标杆纹丝不动，我却更疼了。
心怀巨大的委屈，我只好转身离开。少顷，却觉茅塞顿开。大概从这种小事能够看出我这个人的一些性格弱点。很多时候我总是在明白误会之后依然不依不挠，非要为自己卑微的尊严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交代。其实误会本身大概并非任何人之错，可最后被指责最多、最受伤害的，大概永远是刨根问底索要交代的一方。再想想要是我踢杆子的那会儿，要突然有人站出来，以道德卫士的姿态维护杆子的无辜，指责我的蛮横，再顺便温柔地帮杆子擦去身上的刮痕，那么在旁观者看来，似乎更显然我就是十恶不赦的人了。到那时我所要承受的也许就不仅仅是自己不管不顾乱踢一通后舔舔痛处那么简单了……
所以下次要再不小心撞着杆子，赶紧撒腿就跑。一部分出于没必要折回去再伤害自己，一部分也出于不想让什么机会主义者因为我的莽撞而反而变成英雄……
（9月12日，波士顿）
丙申年秋吃烧腊有感
时隔数月，又回到波士顿华埠的烧腊店，电视屏幕里循环播放的依旧还是那几首老歌。我对这家店太过熟悉，不仅仅是每一种烧腊和卤水的味道，还有那由一张张脸庞交汇而成的狭小空间里匆忙而焦躁的气息。在我的身边，曾坐着鬓角斑白的流浪汉，布满污垢双手颤抖地握住筷子，夹起一小块牛肉；也曾有涂着艳丽口红的亚裔女子，暴露的便服将将搭在黝黑的皮肤上，骨骼分明的脚趿着平底鞋，隐隐透着不安。有对坐默默饮食的中国留学生，彼此无话；也有进入稳定期的情侣，变得不再在意饭馆的环境，互相将饭盒里的肉夹到对方的盒子里……时而，提着两大挂塞得满满的烤鸭架的厨师穿梭铺着肮脏红毯的走道，灵巧地避开人群，将待切的禽类送进柜台。那里面的人手起刀落，“咔擦”，一直排到门外的点单队伍中抬起几张好奇的脸庞……
因为店面实在寒酸，我总是独自来到这里吃饭。从一年的夏末到又一年的初夏，它陪我度过一整个学年的雨雪和阳光。在我最彷徨和最开心的时候，我曾点下同一盘拼饭，那味道千篇一律，入口却如隔三秋。从早到晚，这小小的店铺永远爆满着，员工们低着头干活，食客们狼吞虎咽。也许正是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它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让我感到不那么孤独的地方。一次次地，我看着形形色色张大了嘴咀嚼或谈天的人们，等待着我的拼饭，也等待着我的明天……
（9月12日）
似有似无
1
我确实真诚地以为任何一个客体（比如艺术）——至少在某个层面上——是可以，或者说应该，以对错而论的。但你若过于执迷于对错层面的“真相”——尤其如果你不但需要答案，还渴望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那么我觉得你倒不如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我这不是怂恿自大，完全只是为了陷入避免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
也就是说，同时渴望真相和对于真相的论证的人（这甚至和这个人本身深刻或肤浅没什么关系），只有相信自己永远是对的才能免于陷入某种虚无主义。谦逊是虚伪的，它是一个面具，是对自己不自信的掩饰，或是为了伪装自己不得已的武断……
2
我其实并不觉得自己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相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所坚持的，那么他无论生在什么时代都是错误的。
当然，对很多而言可能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坚持的，他们只能转而选择了成为大多数人眼中“正确”的人……所以有时我确实觉得，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成就，而是执念。
真的。
（9月17日，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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