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城/文
磐石集
整理于2018年2月，多为2018年初的杂文，也有旧作拾零。
一，初次进藏之往事若干
有人说没去过西藏的人是不会真的懂得西藏的。其实大多数去了西藏的人也不见得懂得藏区和藏人。我记得13年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在刚过芒康的地方搭到一辆车（当时选择了徒步搭车走北川藏线），上面已经坐着一个汉人，也是和我一样的旅客。坐在后座和他聊天。说是聊天，其实就是听他一个人不停地说。具体说了什么我已想不起来，但其中有一段他说到藏人有时候也很坏，会欺负汉人，等等等等。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姿态和语调：藏人云云，藏人云云，通篇毋庸置疑的陈述句和自负的口气。我看着他就在想，如果那些藏人不“欺负”你，估计你就会去理直气壮地当面歧视他们吧。当然我没有当面讲出来。
还是同一趟旅程，在昆明的时候遇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住在同一个青旅。第二天我出发了，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我要先打工，虽说徒步搭车不要钱，也得先赚一点防身。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走到拉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朝圣。我又问，这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他说，说不好。我最后问他，那朝完圣呢？他有点烦了，说你怎么不去问那些去大昭寺朝圣的圣徒？
无巧不成书，在丁青我又遇到了他。我住在宾馆里，他为了省钱，蹭住到一个那种藏区每条街都有的警亭里。第二天我们出发的时候，有一辆顺路车愿意200块把我们直接送到拉萨（丁青到拉萨当时大概要开20多个小时）。我说好啊走吧。他却死活不肯，缠着司机非要免费拉自己，说“我们搭车的”就是不给钱的，您非要收这200块是什么意思？最后我催促司机放下他快走，他还很生气。司机倒挺理解他，说徒步搭车的看到要收钱的车一般都不愿意坐的。我说，那他应该一句话不说，转头继续朝着他的圣地走，而不是停下来和你吵。他想坐你的车，他就是不愿意掏钱。
很抱歉我要拆穿很多人理想主义的面纱。对大部分“兜里装着300块钱去拉萨”的人来说，搭车就是坐霸王车的意思。他们最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成都或昆明来一辆车，免费把自己拉到拉萨，满足他们逃避现实生活的愿望。拉萨对他们而言，是一个虚幻的，远离学校、公司，和所有现实羁绊的幻想中的场所。但这个定义对拉萨本身却是不公平的。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文化内涵。在这种文化内涵下的人有自己的习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应当同时承担接纳另一文化之问题人群的责任。一群肤浅的汉人为了寻找可笑的所谓自由入侵藏人的土地，最后影响了藏人的身心自由，这怎么看都是不对的。
所以在昆明的时候我问这位仁兄，什么是朝圣？我不会去问那些真的去大昭寺朝圣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一样。
还是那次旅行，在大理的时候约了一帮青旅认识的人骑车环游洱海。一大半人夜宿在了双廊，我和其他两个人坚持骑完149公里的路，凌晨两点多回到上关古城。长时间运动后我们很激动，回到房间还在窃窃私语，吵醒了几个已经睡下的人。其中一个撩起被子大吼：老子从……（抱歉我不记得具体的地名了）骑到……，你们骑这么一点路有什么了不起？我朋友立刻回应：你骑了就骑了，那么大声干什么？那位接着骂，大意是嘲笑我们骑了这么一点路就屁颠屁颠。朋友赶紧说，不好意思吵醒你们，我们是有些兴奋，但没有屁颠屁颠。
无独有偶，到了拉萨后，有一天我去布达拉宫排票，从凌晨两点不到开始排第二天（其实相当于第三天）的票，要排五六个小时。期间有人插队，后面的人就开始吵，吵着吵着竟又变成了关于距离的对骂。这个说我从……骑到……又徒步到……，那个说我走了两次墨脱.……正好那时我在和身边的人聊天，讲了一点我自己的徒步旅行体验，于是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要不要你也加入他们？我的脑海里又想起那天在大理青旅的插曲，就对她说，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确实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都可以意识到这点，尤其是对和我们不同的人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多出很多宽容，少去很多愚昧和冲动。
（2018年1月10日）
二，从李宁的T台秀说起
这两天铺天盖地的李宁登陆纽约时装周的报道，无不好评如潮，争相追捧。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每篇文章的措辞和观点都差不多，甚至有互相看着对方的文稿仿制之嫌。或者可能我把这些编辑想得太坏了，他们并没有刻意仿照他人。但他们脑袋里的一些固有思维模式让他们一出口，一落笔，就只能发出相似的声音。
在我看来，李宁的设计不过是一些俗气的，缺少艺术美感，甚至和当代时装潮流颇为脱节的东西。但它们到底是好是坏不重要，毕竟李宁只是中国时装的一部分，不能代表，甚至等同于中国时装。我关心的是在所有那些相关文章里，观者所能读到的无一不是一种深深的民族自豪感，似乎整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只是一句感慨：中国登陆纽约时装周，我骄傲！除此之外的一切内容都成了这种自豪感的附属品。肤浅的民族自尊阻碍了真正艺术性和学术层面的探讨，挡住了任何质疑的可能性。整齐划一的正面论调让这些由专业艺术传媒发出的评论性文章变得空洞无味，让蒙在鼓里的读者，和一群“专业人士”一道，在享受到一种虚假繁荣的快感后，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便当前国际政治风潮短期内不改变，二三十年后李宁，或张宁、王宁依然有机会在提倡政治正确的民主国家获得亮相，恐怕也只会有越来越多成熟的观者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看现在正在平昌“给各国冬奥健儿助威”的朝鲜啦啦队（请自行搜索相关新闻或视频）一样看待那些“中国的时装”。而在国内，却依然是一片“又一次走向世界”的欢腾之音。
也许在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的口号之时，我们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和北朝鲜一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上……
三，关于民族主义式的骄傲是否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自卑之对话
自卑也不一定全是我们的错。西方世界一边政治正确地给“边缘文化”展示的平台，一边拼命强调它们“边缘文化”的定位和属性（比如西方人介绍李宁是“中国品牌”，某某人是“中国画家”、“中国摄影师”、“中国作曲家”，等等，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二字），你很难摘掉这个意识形态的帽子。只有你自己的作品或产品好到可以不需要意识形态的帽子也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立足和生存，别人才可能会去掉你头上的帽子，给你真正的，而不是奉承式的尊重。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西方（主要是北美；相比之下在欧洲的中国艺术家们要纯粹许多）人的政治正确和我们在艺术宣传方面的需要在不停地互相利用，甚至已创造出一个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见不到的“中国艺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小世界。我们有自己特殊的运行模式和价值观，因此似乎就可以不在乎这个世界上的其它艺术家到底在做什么，而专心做“我们自己”须要做的东西；同时，别的人很难进到“我们这个圈子里面”里面，更别说去真的去理解它。
但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很大的泡沫，我们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我们自己的造诣，而是当前的世界政治语境下的市场需求。哪天市场不要你了，绝大多数中国艺术和艺术家都会消失，因为在一个纯粹的比较技艺的领域里，你是比不过人家的。你“闭关锁国”，将自己完全排斥在自己“不需要”的世界之外；你的艺术注定是肤浅而幼稚的。
中国的主流艺术界如果一直活在一个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的，固步自封的世界里，那就永远不会进步。如果它不进步，那总有一天它会被埋没，被淘汰。因为历史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只留下最好的，它不会留下那些纯粹是为了特殊的时代才被创造出来的产物。
（以上两篇，18年2月11日）
四，伯恩斯坦之政治“不”正确二章
受朋友之邀去蒙特利尔交响音乐厅听大乐队的音乐会，朋友出任打击乐声部，演奏伯恩斯坦的一首作品（具体是什么忘了）。乐团的演奏精湛，朋友的声部出彩，但整首作品着实让我坐如针毡，真是又长又无聊。
我不否认伯恩斯坦是伟大的指挥家。但作为作曲家，他实在是一个和他的时代毫无关系的人。也许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严肃音乐作曲家，但我参加的是一场严肃音乐的音乐会，所以我完全可以认为人们，至少在北美的主流严肃音乐观众群里，他是被当做严肃音乐作曲家，甚至作曲英雄看待的。
说实话我觉得，低俗就是低俗，不是说我不隐藏自己的低俗，不从一开始就伪装得很高尚。我承认它，强调它，放大它，把它变成我的商标，然后我总结说，我要的就是这种低俗，就是结合了美国流行音乐元素的一个世纪前的东西。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不要进步。我的低俗是大势所趋，是美学创新，是政治宣言，是哲学理论，最后我推翻了自己的低俗论，声称我已然已经不是低俗，是高尚了。哦，不是这样的。你还是很低俗。只不过必须承认，你比一般低俗的人更勇敢，更不要脸，更不择手段。你用繁花似锦的颜料装饰一坨大便，它还是一坨大便。世人也许会被你蒙住眼睛，因为转顺即逝的人生须要五光十色的刺激。他们从你身上得到的不过只是一种一时的、无须思考的新鲜感。这是从安迪-沃霍尔到凯奇再到伯恩斯坦最大的悲剧。我们以为自己相信了他们，我们相信的其实只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表皮，我们只是对千百年来的一本正经感到累了。就像一群学生上了三小时的古希腊哲学课，会为一个突然站出来捣乱的同学喝彩。但这不代表古希腊哲学就失去光泽和重量，而捣乱的人就可以升华而取代它了。
高峰永远属于那些去攀登它，而非玩弄它、诋毁它的人。
第二段经历也许并不完全和伯恩斯坦有关。我有一次在法国参加一个音乐节，在一次音乐会后和一群演奏家们聊起梅西安。有一个美国演奏家接过话头说了一大堆（具体说的什么忘了），最后总结说，梅西安在世界当代音乐史（我要注解一下，梅西安并不是“当代作曲家”，他92年就死了；当代作曲家指的是和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同时代的作曲家）上的地位简直和伯恩斯坦一模一样。我有些吃惊，直接回复他说，我是不会把梅西安和伯恩斯坦放在一起比较的。他又说，Well，至少就他们对本国音乐作出的贡献而言。
说实话，在今天事后看来，我觉得他说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当时我有些激动，想着要和他辩论。可是突然我发现这个辩论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它是一个黑人，是我们这一组围起来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中间惟一的黑人，有一种莫大的心理阻力在阻止我继续这个话题，于是我只能打着哈哈算是全盘接受了他的观点。
其实我对这位演奏家完全没有个人的偏见。我觉得他技术过硬，也很有舞台魅力。我相信如果我与他当面进行艺术上的对峙，他也是能理解并作出漂亮回应的。简而言之，我觉得我和他的对话是会有意思的。但我却毅然决定停止这个对话，并且至今我认为当时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我不能反对一个黑人。即使当事人理解并支持我，谁又能保证围着的这一大群人里面就没有人就此误解我是个种族歧视者呢？而我是宁愿被扣上某些“一般罪名”，也不愿意被说成是弱势群体歧视者的。
也许这就是极端政治正确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另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它愈加刺激了“政治不正确的人”的爆发，导致了类似特朗普上台的事件；我在其他文章中有论到，此处不赘）。我对政治正确没有意见。我也支持弱势群体适当的维权。但如果一种维权用极其肤浅的形式制造群体的力量，最后变成群体的暴政，那么它也许就会导向某些不可控制的结果。相比之下，某些正当的学术争论受到影响简直可以算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了。
（18年2月15日）
五，瞬间
虽然作品排得并不顺畅，但Beat Furrer 依然来到了教室。也许是奔波令他感到闷热，他把毛衣脱下来，顺手披在肩上，用两个袖子在胸前打了个结。他穿着浅色的衬衫，与深色的毛衣相配，后者俨然完美的薄巾。随后他坐下来，望了望屋里的人。大家正和他的妻子（或女友）——今天的主讲人——讨论一个和声乐技法有关的课题。作曲家微笑着，不紧不慢地将衬衫的两个袖口卷起来，一直卷到接近手肘的位置。这期间他一直沉默着，观望着，直到终于逮到一个机会，用沙哑的声音近乎羞怯地帮他的妻子翻译了一个德文词汇。于是大家笑了起来，主持的教授这才用手势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欢迎。随后她说，那么接下来，有请Beat。掌声响起，像是对大师再一次的致敬。
（2016年4月21日）
六，申请音乐节
今年计划的音乐节和夏季项目已申请半数，结局喜忧参半。Manifeste 和Darmstadt 还是没考上，但另两个已得到消息的夏季活动却把我录取了。前几天接受了希腊Delian 学院的邀请，今天却正式拒绝了意大利SoundSCAPE 音乐节的录取通知。从对那些欧洲的音乐节驻足仰望，到终于有信心作出取舍，我想这也是一种进步。
拒绝SoundSCAPE 是因为同时段还有更好的音乐节。我还在等消息，也许能进去，也许进不去。但SoundSCAPE 却要我现在必须作出答复，无奈只好拒绝。这意味着我失去了一次作品演出的机会，而能不能在另一个更好的平台演出还是未知数。所以就要不要冒险我其实纠结了很久。
我找到一个老教授想听听他的建议。老教授说，如果你去了SoundSCAPE，至少不会失望；但如果你放弃了，其它的又没考上，那你就一无所有了，就会很失望。他送我一句古话，“One bird in your hand is better than two on the bush”.
有时候这样的谈话往往会产生奇妙的，甚至是反面的效果。我觉得老教授说得是有道理的。正因为他说得太有道理了，我反而觉得奇怪，因为他并没有说服我。如果一个人说的话让我觉得理通，那我就应该坦然接受他的建议；可我却不觉得坦然，这就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也许问题就在于取和舍的另一层辩证关系。在老教授的逻辑中，手中的鸟和树丛中的鸟是平等的（它们是平等的，是因为在北美任何东西都是平等的），但现实中却未必如此。现实的情况是我必须放弃手中次等的拥有，以有资格去追逐更好的。如果更好的音乐节把我拒了，我当然会很失望；尤其考虑到我为了它所放弃的，就会更失望。但如果我自己因满足拥有而放弃去追逐更好的平台，这种失望——尤其当日后回望自己的人生时——却是最大的。我想我并非一定要成功，但也不想留下遗憾。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老教授那么一大堆政治正确的开导，我还真不一定能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要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我愿自己好运。
（2018年1月26日）
七，不平等
事实上我们的世界，至少在它表面的部分，正变得愈加只有最低等的人才有最大限度的资格地去质疑生活和境遇。一个乞丐或衣衫不整的人可以沿街破口大骂，并作出夸张的表演而不被指责；一个西装革履的“体面人”却要时时展现微笑，即使怒火中烧或百般委屈，也要与人以礼相待。另一方面，一个对某专业几乎一窍不通的幼稚者也许随时可以发表激进的观点而被包容；一个该领域的博士却必须在生活中对所有他所鄙视的风格或同行致以尊重（于此同时，他所鄙视的同行们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我提出这点并非想要说明它好或不好，但我觉得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受到更多和更高的教育，那么他或她理应比那些“低级”的人明白更多的事情。而在明白了更多事情以后，他却反而选择了对他所终于明白了的一切保持沉默，我很难不觉得其实这是一种诡诈：一种人性的诡诈。也许在那一张张认同你、讨好你、支持你的嘴脸里正深藏着无数构建完整、有理有据的蔑视和嘲笑，这些蔑视和嘲笑也必将点燃你自己心中的蔑视和嘲笑，并选定自己的目标。它们整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表面世界之下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被完美掩饰却真实存在的、人的世界……
所以我从来不信什么人人平等。也许人能在表面上装作平等，但永远无法在心里实现平等。就好比你永远无法阻止一个艺术家去鄙视另一个艺术家；你也无法阻止一个艺术家一边在心里鄙视另一个艺术家，一边出席他的音乐会，参加他的酒会，在舆论上为他发声，甚至让身旁的人以为他们互为知己。因为只有这个艺术家这么做了，他才能在自己的领域生存。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量算：哪些是他真正敬佩的同行，哪些又是那个他需要“平等对待，保持友善”的同行，然后努力对两者展现出同样的虔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领域所有聪明的人身上。所以如果当一个人死了，而你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应去回望他的人生，因为那只是一张张的面具；你应当去注意他所留下的那些属于他的东西——一个作品、一个成果、一段真实的履历。直到这时，这个人才算真的被这个世界理解，他也才真的可以卸下自己脸上和心头的负重。而历史将重新定夺他的人生，继而选择是将其铭记还是遗忘。
（18年1月12日）
【集外集】
杂文三篇
1 有心机的艺术家
任何聪明的、有心机（比如作曲家花3天写出一个曲子，告诉别人我花了3个月，别人还看不出来，因为曲子写得“不错”）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有缺陷的。一个真正的好作品应该让听者或观者感受到纯粹的才华，而不仅仅是聪明和心机。才华和聪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才华是在专项领域超越于他人的才能，有才华者在其它领域依然有可能平凡，乃至愚笨。反之，聪明指的是一个人的智商。聪明者一般在大多生活层面都能显示其才智。但光有聪明是做不了艺术的，它只会让一个人陷入一种“我找到了捷径”的幻想，而永远徘徊于离艺术的本质遥远的区域。这样的作品是无法存世的。所以艺术界自古对聪明者有这样的教导：
切勿总以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创作，以免落入当局者迷的歧途。
一个较为知名的例子是作曲大师Salvatore Sciarrino. 他的聪明是几乎任何一个懂行者在几乎任何一个他的作品里都能一眼看出的。为避免陷入舒适的、自我重复的快速创作境域，大师自立一规：每一首新作品，都必须用一样之前没用过的东西——无论它是技法、概念或云云。但即便如此，当今大多数同行在评价大师的生涯时，依然会认为其鼎盛期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虽然他们并无贬低大师之后作品之意），可见自我突破之难。
千百反例更是让人唏嘘，如曾以弱冠年纪创作出的乐队作品《避难所》惊鸿于世的Thomas Ades，已彻底沦为艺界名流。他近十几年的作品已经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学术价值。
2 女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
（1）这是一篇关于机会主义而非女性主义的文章。
女性主义作为一个词汇，很难认为它有固定的含义。笼统地说，我觉得任何和女性相关的维权，无论是思潮还是行动，都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这其中就包括由女性自己解释何为女性主义的权利。同时，我也不觉得我一个男性站在男性的角度（我想我应该只能站在男性的角度）去试图狭隘地解释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这篇文章下述的所有言论，并非对女性主义本身做任何探讨，更非为男权辩护而作。甚至读者将发现，“女性主义”在其中并不那么重要，它可以被换成任何能代表弱势群体姿态的其它词汇。以下文字将会讨论到的是以女性主义为例的弱势群体艺术家中，利用其弱势群体标签，以相对平凡的作品博得眼球的机会主义现象。但如果将我的论点误解为我看不惯投机者只是因为她们是女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了。
（2）女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
对于女性主义，我大体上是支持的。社交网站上和女性主义有关的活动，我即使不参加，也会在心理上表示赞同。不过另一角度说，我所认识和知道的女性里所最为敬仰的那一些，似乎都不是公开的女性主义者。当然不代表她们不是——只是她们并不将“女性主义”作为标签，无时不刻地贴在自己身上，作为自己通向成功的道具。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著名网球女运动员（忘了是小威还是辛吉斯）的采访，当记者问她是不是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她回答说（大意），我只是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有人因为我是女性而无视我的成就，我当然会很不高兴。但我也不希望人们尊重我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女人，我还是希望人们因为我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而尊重我。
而就在刚刚，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位女性同行引用了一个女作曲家的话，大意是说，我要告戒年轻的女作曲家们，不要被男性同行和学术界的恐吓吓倒，不要因此而隐藏自己感性和女性的一面（而去创作理性的男性主义音乐），等等。说实话我觉得这段话说得是好的（对不对先不提；对错有时候是较为主观的事情，有些句子本身能产生某种力量，足以称妙），于是我颇有兴致地上YouTube去搜了一下这位被引用的女作曲家的作品……
我还是希望能很客观地描述一下我听到的东西。抛开理性或感性不谈，我所听到的只是一些完全没有才气的美国主流大乐队的旋律和和声而已。我发誓自己并没有因为她是女人而刻意看低她。事实上，就她上面被引用的那些话，我在脑海里几乎就立刻能想到能与之对上的女作曲家，如Kaja Saariaho——我并无否认她作品的技术性之意，但Saariaho作品中的某些细腻的，“感性”的东西，我觉得是只有女性才做得出来的，男性作曲家写不出她这种感觉。但 Saariaho 自己从来没说过类似那位“主流美国女性作曲家”说的那些话，反之，其他人却能通过她的作品感知到这些。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在于，Saariaho 并不需要通过标榜自己是女性，在创作“女性化的感性”的音乐而使人去刻意从一个之前不存在的角度看待、或理解她的作品，而得出一些从一般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的价值。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关于“主义”被标签化的问题。文化的平等和多样性作为一种政治正确，却也给了很多才华碌碌的投机者们标榜自己的可能。我是“女性艺术家”，是“有色人种艺术家”，是“活跃于西方的中国艺术家”，云云不赘。他 (她) 们的作品平庸无奇，但加上一个标签以后，你就不能不关注，不能不夸奖，虽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所创作的和所标榜的不一定能等同起来。
就我个人而言，特朗普的上台让我自己对政治正确有了新的认识。现在我觉得政治正确一定程度上是必须的，甚至必要时是须被强调的，不然类似特朗普登基的事件就会一而再地发生。但任何一个问题都应一分为二。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也确实会导致机会主义的泛滥——因为它提供了一条捷径：我不再需要去花时间去做好一个作品，或者说，我就是才华或技艺不到，做不出好作品，是个烂大街的艺术家也没有关系，只要我找一顶适合我的帽子，我就可以活得一如一个大艺术家一样。但这样对那些非投机者却是不公平的，对听众（或观众）也是不公平的。艺术爱好者虽然大多可能是盲目的，但他们——作为消费者——有只接受最好的作品的权利。
一家瑞士的媒体曾释放过类似的信息，大意是说，我们今天的世界，在强调平等的同时，却也在利用这个平等制造不同意识形态间的互相孤立和对立——当黑人须要平等，就必须反抗白人；女人需要平等，就必须反抗男人……其可能的结果是被反抗者的妥协造就了其与反抗者产生新的不平衡——特朗普的上台也许就是这种新的不平衡的某种社会性发泄，当“传统”的白人在地铁站的墙上写下“现在，停止歧视白人了吧！“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从未找到一种不同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平衡。
我觉得艺术上的机会主义其实也是这种对抗的畸形附属品。当一个评论者诚惶诚恐地去评判一个机会主义的平庸作品，他（她）其实是在努力于这种对抗中找到自己正确的姿态和位置，以免被当作异类而被这个政治正确的社会遗弃。这时，在政治面前，艺术牺牲了，关于艺术的一切只剩下最肤浅的立场。当艺术沦落到这番境界，当政治立场可以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莫不说已濒临死亡。
（3）一个矛盾：“糟糕”的女性艺术（家）却该被保留地位。
如果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去申请一个职位（任何职位），你常常会看到类似“我们鼓励女性申请”的公开信息，对那些在历史中被认为不适合女性因而较少有女性从事的行业尤为如此。甚至一些职位会固定女性从业者的百分比，以“强制”女性的加入。这样的做法是公平的吗？难道以技服人的年代已经逝去，性别和肤色成了一个人在今天的社会能不能走向成功的标准？难道这不终将行程另一种等级封化？
不然。
人们看到的“鼓励女性申请”某些职位是基于女性在历史中由于不平等而造成的男女双重标准，或很多女性心理上对某些被认为是男性霸权领域的恐惧而言的，因此，至少“鼓励女性去从事之前她们比较少从事”的工作之提议，其本身是没有错的。如果将暂时设立名额百分比作为其实践，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没有不公平；相反，它体现了一种公平——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可能犯下的错误而寻求弥补，是可视之为对社会之公平所做的努力的。男性有时候会觉得事情变得不公平了，是因为他们从一个原本不公平，而自己总是得利的世界走来，公平以后反而觉得失利了。
那么，人们应当怎样看待那些“糟糕”的女性艺术家（或有色人种艺术家，等等）？
女性艺术家作为艺术群体，她们的时代才刚刚获得开启的资格——甚至还没获得完全平等的开启资格——当然不能把她们一票否决。一如大公司保留女性职员的百分比，如今的西方艺术界事实上也在潜移默化地保留女性艺术家的数量。男性艺术家与女性艺术家间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旧贵族和他的仆人。现在仆人突然间不再是仆人，并和自己曾经的主人有了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成绩却不如他曾经的主人好。他不该被嘲笑，因为他的家庭历史是和也许几辈人饱读书经的前主无法比拟的。由此而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教养上的差距，更是心理上的差距。作为历史中的强势者，不应以其先天的强势而去取笑弱势者在新世界跟前的蹒跚。强势者应该帮助弱势者，而不是欺侮他（她）们。
一个矛盾出现了。虽然鼓励弱势群体在一个社会的参与度与弱势群体中的部分人由此产生投机心理，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前文明明也证明了即使是“糟糕”的机会主义女性艺术家，也不该被“踢出”艺术的大门，甚至，应当保留她们如今的地位。本文的第二段却以“艺术濒临死亡”作为这么做的结果。难道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终局吗？不。历史寄希望于更多真正优秀的后辈女艺术家能以那些哪怕是机会主义者的前辈的成功为力量，取代她们的位置，共筑艺术界的未来。本文的第二段如此陈述，是指站在欣赏者角度的最极端结果。欣赏者应当明智，虽然处于某种政治保护而不得不暂时牺牲艺术评判的公正性，但不能就视其而不存在。如果艺术的公正性只是在部分艺术家和作品面前由于政治需要而“暂时牺牲”，那么好的艺术终究还会回来；反之，则真的有可能出现前述的最极端情况。目前所出现的情况大体并未走出公平与公正之永恒的矛盾。一面是优胜劣汰的公正性，另一面是“每个人都该有平等的平台”的公平性。在如今的政治潮流下，人们有时不得不牺牲公正去维护一如婴儿般初生的公平，和那些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终究开始走上舞台的弱势群体们。但我相信人之所以为人，其本质带有对名誉与看不见的价值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创造了“对肉体生活没有任何帮助的”艺术）。我相信，如果追求公平是道德和教育的成果，那么追求公正则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将会影响艺术史的发展，在公平的大环境下，找到一条最好的道路。最后，我也相信女艺术家，尤其是在新的、更好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辈。她们生长在一个相对而言更好的社会，在更好的年纪能以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社会所存在的机遇和危机。她们会比她们的前辈们更出色。机会主义原本就不是女艺术家的专利，这里的整篇文章因写作需要而以她们为例，选择性地忽视了可能数量上更多的男性投机者，本已有失偏颇。惟愿在通篇收尾之际，为她们送上最好的祝福。
3 她辱华了吗？
想写一个和马里兰大学毕业生“辱华”演讲事件有关的评论。
这个事件最让我震惊的部分并不是女孩演讲本身，而是整整一国知道此事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对此的反应。它侧面为我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大选期间，有那么多华人和留学生支持，甚至公开支持特朗普——我们有太多的民族主义者，这股力量简直大到不可想象。如果你看到YouTube下面的（大多数）评论及那些自媒体之间的主流论调，你会发现，这些人是何等疯狂，简直就是要置这个女孩以死地，甚至株连九族，而她事实上——“仅仅”——只是天真地、明显受宠若惊地，取悦了她认为给了她机会的人和国家。这是一个小女孩式的不难被理解的谄媚心理，却在一国人对民主脆弱的神经面前成了他们自己维护自尊、发泄自卑的导火索。
我确实觉得这个演讲是幼稚的，原因有二：1）演讲者将自己成长的国家拿来作为工具去取悦自己暂时所生活的国家，还是在这么隆重的公共场合，不明智；2）通过口号式的排比句简化和美化了美国民主，显得过于天真——今天的美国民主依然还有很多问题。
但我并不觉得她演讲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其本身有太多毛病（我确实有部分女性朋友，她们真的在中国必须要天天戴口罩才能出门），也不觉得她是在刻意针对、诋毁自己的母国。我想，绝大多数人慌忙给她扣上“辱华”之帽，亟不可待地站定自己的立场，是处于一种潜意识的逃避心理—--通过夸大她演讲中天真、谬误的部分，以掩盖其中可能存在的、对自己不利但未必完全不真实的部分，来满足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气魄（自尊）。而这种自尊却是极其愚昧的。中国当然不完全是女孩说的这个样子，她毫无疑问，是以偏概全了，但她有权利把它说成是个这样子。她确实是带着谄媚的腔调说了很多关于母国负面的东西，但并没有刻意侮辱它，也没有蓄意攻击它——所以她，就算我们觉得她不对，她也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权利是民主给予她的。你当然也有权利去不同地看待这一问题，但你却没有侮辱这个女孩，给她扣上过于沉重的、挑衅式的、不人道的帽子的权利。有人说如今所大规模发生的网络暴力恰恰证明了她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大错特错。言论自由和人身攻击完全是两回事，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民主给过一个人肆意攻击他人、人肉他人、侵犯他人私生活的权利。说这些话的人本身就体现了自己离民主是多么遥远，对民主的概念是多么无知。从这个程度上，他们比那个女孩还要糟糕——后者至少能背诵一些正确的概念，即使她还并不明白正确的概念不一定代表现实，美国也并不一如概念所说的那么完美。
最后，如前所述，过于强大的自尊往往源自潜意识的自卑。特朗普在80年代对日本的经济腾飞无比在意，如今又开始关注中国所发生的类似现象。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部分源于对本国基建和经济被中、日等国赶超的恐惧。另一面，这个世界上自尊最高的国家——北韩，普通人连饭都吃不饱，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相信“伟大领袖”和主体政治的惟一正确性来保全自己在世上的气魄（自尊）。他们越是生活艰难，就越疯狂地崇拜领袖，即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也一样，贫苦农村的人民往往比城市里小康家庭受过教育的人心理上离“中央”更近，也显得更“虔诚”）。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民主了，当中国人不再一提到“民主”就下意识地感到自卑，那么媚笑的奉承者、易怒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就都有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和一群有修养的、理智的社会人。在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不仅仅是这件事，还有很多很多其它事情）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期待着这一天到来……
（2017年5月24日）
写于美国大选之后
对于美国大选，也许那些没有处在事件中心的人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冷静地看待问题，继而得出可能是更客观的结论。我羡慕他们，也想变成他们，这更贴近我的个性。可事实上我却做不到。我正身处在一个让我无法脱离的漩涡中。这两天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是一些比任何话语更糟糕的东西：大规模针对华人、非裔、墨西哥人和其它少数人种的暴力以侮辱借特朗普的名义滋生，从红州蔓延到蓝州。直到今天下午，还有人在波士顿地铁的一节车厢里写下了这样的标语：“不要悲伤了，她（希拉里）已经死了，停止你们对白种人的歧视吧！”
我突然切身体会到一种责难，而我也是它所要责难的对象。而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即使存在，也远在某个和自己无关的地方。
很多美籍华人了投给了特朗普，是因为反对民主党一个叫AB-1726的人种细分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平等。也就是说，一所学校的人种分布须按人口分布的比例来调算。如果一个地方的黑人比华裔多，那么即使华裔的分更高，也要把一部分录取名额让给黑人。我曾和一位华人朋友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法案就是扯淡！黑人哪有我们分高？以后我们90分进一个学校，白人80分进，黑人65分进，这哪里还有公平？
我想很多看到这里的人都会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们的分就是比黑人高啊！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你从哪里得出的“亚裔90，白人80，黑人65”的结论的？一个旁观者是不是完全可以就因为这样而说你歧视？你可能认为这不过是“政治正确”与所谓事实的博弈，而恰恰是这种获得所谓事实的方式让很多华裔做出了投特朗普的决定。特朗普，区别于所有之前的美国总统，他说话是只基于概念，而不基于实证的。比如他说，我要严查移民，即使是合法的移民，因为他们中间混进了恐怖分子。请问你是从哪里得出的“合法移民中有恐怖分子”的结论的？在没有实证的前提下宣布结果，确实会引起和你抱有同样想法的人的欢呼（因为之前没有人敢这么说），可对于那些不是恐怖分子的移民呢？这些无辜的人将长时间活在被称为“恐怖分子”的阴影下，被侮辱，被歧视；而给那些可以肆意欺凌他们、称他们为“恐怖分子”的权利的，正是自己也正在这么做的现任美国总统。这已经不是捍卫所谓的事实，这是通过无根据地编造、夸大事实，造成对无辜的伤害。而那些随口说出“亚裔90，黑人65”的华人，和特朗普制造这些混乱时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只有非理性的人才会去支持同样是非理性的人，这叫人以群分。我也曾经试图用上述的解释去说服一些人，并且告诉他们，退一万步讲，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眼中，华人和墨西哥人根本没有区别。即使特朗普推翻了AB-1726，你在这件事情上赢了。他用同样的手法去做其它的事，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让更多的华人学子生活在更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可我得到的反应却是：
“你以后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
我每次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总会有种巨大的悲伤——我不管你在说什么，我根本不听你，我也不和你谈，并且，我原谅你，因为你在我的眼中还是个孩子。有时我甚至只能觉得，在某些华人的眼中，某种形式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是天然的，是无可救药的。
其实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前，我对美式民主（即他们的政治正确）一直是抱有偏见的。这里面有纯粹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我自己对美国文化的解读（这个说来话长，此处不赘）。直到最近当我看到了很多特朗普支持者的文章，我突然明白，即使有很多的问题，但美国长期以来的民主征途是对的。你去和一个在这种征途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聊天，再和一个反对这种政治正确的特朗普支持者聊天（无论他是白人还是华裔），你就会明白我这里所说的。而这些投了特朗普的爸爸、妈妈们，也许我作为年轻的一代，在你们看来并无资格对你们指手画脚，但我还是要说，你们欠你们的孩子一个沉重的道歉——因为他们很可能就将在今天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而这是由你们一手造成的。甚至四年后，甚至更久以后，当他们回首昨天，却会发现今天的你们却正在庆祝。
另一个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在华人圈子里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如果希拉里上台，黑人还是会骑到我们头上的。”我觉得这和上述我今天在波士顿地铁里看到的标语很像。说实话，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在类似这样的想法中徘徊，尤其某脱口秀及黑人说唱团体对华人的侮辱（而当时Youtube拒绝将这个带有侮辱性的MV下架，因为他们认为“暴力是说唱音乐的一部分”，因此这只是“文化多元”的一种体现）。但这几天我看到的事实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白人和黑人，或者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当白人不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他们也会做出同样侮辱人的事情，甚至更甚。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白人换做华人，当他们处在一个不平等社会更高级的一端时，他们会做什么？不平等的社会最大的弊病是它会滋生不同等级之间的人的轻视和憎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平等的意义所在和必须性。我一直觉得平等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理想；如果人生而就能平等，那为什么原始社会不平等？今天你打破了这个政治正确的理想，当然就会有一些人跳出来欺负另一些人。他们生而如此，不过凡人。凡人失去约束，当然就要为所欲为了。不管怎样，我觉得平等是高于自尊的存在，是通过理性的思考而主动选择的自我牺牲。我想华人不该因为个别的事件而上升到对该人种的憎恨。今天你和你的同族以这样的方式责难别人，反过来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责难你们，而这条路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他只会带来用无止尽的互相伤害，而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平等、正确的政治理想——即使它并不完美，它需要时间，它在实现的过程中也会造成伤害，而我们不巧时常成为被伤害的那一个。
有一句名言，叫“我的心中没有敌人”。很遗憾，说这句话的人的被他的同族关进监狱，在他母国的民间知者寥寥。
最后，我个人觉得特朗普得到很多华裔的亲睐，带有一定的地域政治原因——特朗普看起来与其像一个美国总统，更像一个中国主席。比起希拉里油腔滑调的女人气，特朗普看起来更有魄力、更敢说。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他至少像一个主儿。很多第一代华人移民和国内的一些人支持特朗普，其实都有“渴望一个主儿”这样一种潜意识的心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美国总统并不是一个“主儿”，他干的工作和主席不太一样。你以要一个主儿的心态要求他，他可能并不能满足你。
最近朋友圈有太多和大选相关的文章，我自己看了很多带有很强学术性的评论。我看这些，比读一些口号性的或鸡汤性的文章强一点。可轮到亲自执笔，只能写下这样一篇肤浅的短文。老话说，当局者迷。威胁的标语已经写到我生活的城市了，叫我如何还能清醒地引据论典？我并不憎恨任何人，那些极右的白人、……的华人（我没有要省略骂人话；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或那些曾将攻击华人的视频放上油管的黑人，我觉得他们都只是普通的人，都只能代表人性。今天历史将美国带到了这一步，我只能希望在这场人性的博弈中，有更多因教育的普及而闪光的东西出现，让更多的人一起度过这道难关。
我们永远同在。
（2016年11月13日，波士顿）
开小差
我把书目记在至少几千个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自己究竟曾决定过要买哪些书，要看哪些书。我又想起初二的时候，把余华的《活着》藏在课桌底下被数学老师发现。老头的口才和眼力一样好，当即走过来，抢过书来还发表了一通即兴演说，全班哄笑。我记得老头把书夹在腋下，迅速瞄了一眼最后几排课桌，有人在睡觉，有人在悄悄说话，还有人在打牌。老头悄悄皱了皱眉头，回到讲台。
那本书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我记得当时我去班主任的办公室准备把它要回来。她把很多书摞在一块儿，当我看到和我的《活着》叠在一起的其它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不会回来了。但我还是一脸天真地对班主任说，这本书你就算不还我，你也不能和它们放在一起，就算是出于对作家的尊重。然后我看了看她的脸，觉得自己是个神经病。
再后来我又买了一本《活着》，把它看完了。当时我吃一顿饭家里才给15块。
那是2005年的事情。2005年的时候，我经常跑到书店。我有一个笔记本，不是笔记本电脑。每当看到想买的书又没有钱，我就把书名记下来。后来笔记本弄丢了，就又买了一个，后来新的笔记本也丢了。
一晃眼，十一年过去了，我把书目记在至少几千个地方。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自己到底曾决定过要买哪些书，要看哪些书。有时，看书看得累了，我就揉揉眼睛，边揉边想，时间过得真快啊。
（2016年8月13日，于寓）
我的“论断”
这篇文章算是一个读后感。
我在一个微信账号上读到一个推送，是给基督徒的，大致是说，我们应该花时间用心过教会生活，而不是沉迷在世事的羁绊中，在无休止的工作、填鸭式的教育和拜金主义中荒废自己的人生及主对我们的期望。我读后觉得，以这篇文章为典型，类似的教导性或宣传性文字常常犯有一个逻辑错误：它把一些公认的不好的东西拿出来，将其放在线的一头，然后把自己的理论也拿出来，变成站在它对面的惟一的好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举一个例子，如果认为物质充斥着生活，而我想摆脱它，那么看书、观影、旅行、冥想、做艺术、修禅，等等方法都可以让精神代替物质，而不仅仅是过教会生活一项。换句话说，拜金主义与不过教会生活之间不存在互相的因果关系，不是我只有过教会生活，才能不拜金，反之亦然。所以很多文字虽具有煽动性，让人看着感动，但坦白地讲，却都不经读。如果一个人事先看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文字只会对他（她）起到它所希望起到的相反的作用；而如果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给那些看不到这点和选择不去看到这点的人，我觉得事实上这更像是一种政治手腕。信仰这么崇高的东西，应该经得起反思和进步，不该止步于这种略显得愚蠢的宣传和对所有回馈的自我封闭式的排斥。这个看起来一点也不民主。
我一直在寻找——甚至在变成一个基督徒之前——一个更合理的方式面对自己的信仰。我一直不同意将理智、将“人的逻辑”与“神的旨意”剥离的做法。神赐予我们思想的能力和权利，这是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而现在却有人告诉我说只有丢掉它，只有不去想、不去读、不去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才能更好地信主，我觉得这是愚民，是不可接受的。我坦诚地希望很多宣教文字和宣教者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深度，让自己的理论在理性面前更让人信服，这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请求，而非论断。若只是高高在上地、以自我为中心（虽然大家都声称“以神为中心”，但鉴于每个教派对神的理解、对信神的实践、对教会生活的要求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别，我实在觉得还是应该坦诚地称作“以自我为中心”）地讲一些固有的道理，而把自己所不能解释的全部无视、掩盖或归于撒旦，那么是永远无法使所有人信服的。（须注意的是，以“我的目的本就不是让所有的人信服”来掩盖“我的理论是有逻辑错误的”是不合适的，这是一种欲盖弥彰。）你们将很多“异教徒”或“堕落的人”的问题完全推给他们自己，并且用贬义、排斥的眼光看待一些本应与你们拥有平等人格的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显得不那么合理。诚然，我也有自己讨厌的人，觉得愚蠢、肤浅、丑陋、卑鄙、狡诈的人，但所有这些很可能只是我自己的偏见。在不伤害我的基础上，所有我不喜欢的人都理应拥有与我一样生存的权利，我若用我的偏见去指责他（她），就等于伤害了他（她），而这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在努力避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对自我、对他人的一种起码的尊重。一个“异教徒”在我眼中是同等亲切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对神的亵渎，反之，我认为这是我活着的这个时代教给我的宝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信徒们常常——在我看来——以“不要论断他人”为名将自己裹在自我温暖的怀抱中，却不由自主地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排外。难道这本身不是一种变相的论断吗？现实地讲，我觉得完全不论断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都是带感情的，也许用理性的思考去寻求一种自己希望的生活，然后对其它的、别人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宽容，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总觉得“世界”怎么怎么不好，“肉体”怎么怎么不好，而我怎么怎么高贵（虽然说得直白了点，但其实就是这种感觉），走到极端就会变成原教旨主义。金子都是从石头的渣滓里提炼出来的，“世界”的、“肉体“的文明虽烂，却也有好的方面；巴别塔虽是烂尾楼，却也看起来相当宏伟。所以而当你抛弃这个文明、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全心全意归入你心中的“神的国度”的时候，你身上作为一个人最闪光的东西也就不复存在了，别说任何一个与你不同教派、或与你相同教派但可能想得和你不太一样的人都有可能深深地伤害你，你等不到神的拯救就会变成一个严重的精神洁癖患者——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人生？
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及最合理的信仰方式，每个人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得到回应而不是歧视。我谨代表我个人写了上面这篇文章，希望不会因此而伤害任何人。
（2015年2月5日）
磐石集
整理于2018年2月，多为2018年初的杂文，也有旧作拾零。
一，初次进藏之往事若干
有人说没去过西藏的人是不会真的懂得西藏的。其实大多数去了西藏的人也不见得懂得藏区和藏人。我记得13年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在刚过芒康的地方搭到一辆车（当时选择了徒步搭车走北川藏线），上面已经坐着一个汉人，也是和我一样的旅客。坐在后座和他聊天。说是聊天，其实就是听他一个人不停地说。具体说了什么我已想不起来，但其中有一段他说到藏人有时候也很坏，会欺负汉人，等等等等。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姿态和语调：藏人云云，藏人云云，通篇毋庸置疑的陈述句和自负的口气。我看着他就在想，如果那些藏人不“欺负”你，估计你就会去理直气壮地当面歧视他们吧。当然我没有当面讲出来。
还是同一趟旅程，在昆明的时候遇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住在同一个青旅。第二天我出发了，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我要先打工，虽说徒步搭车不要钱，也得先赚一点防身。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走到拉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朝圣。我又问，这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他说，说不好。我最后问他，那朝完圣呢？他有点烦了，说你怎么不去问那些去大昭寺朝圣的圣徒？
无巧不成书，在丁青我又遇到了他。我住在宾馆里，他为了省钱，蹭住到一个那种藏区每条街都有的警亭里。第二天我们出发的时候，有一辆顺路车愿意200块把我们直接送到拉萨（丁青到拉萨当时大概要开20多个小时）。我说好啊走吧。他却死活不肯，缠着司机非要免费拉自己，说“我们搭车的”就是不给钱的，您非要收这200块是什么意思？最后我催促司机放下他快走，他还很生气。司机倒挺理解他，说徒步搭车的看到要收钱的车一般都不愿意坐的。我说，那他应该一句话不说，转头继续朝着他的圣地走，而不是停下来和你吵。他想坐你的车，他就是不愿意掏钱。
很抱歉我要拆穿很多人理想主义的面纱。对大部分“兜里装着300块钱去拉萨”的人来说，搭车就是坐霸王车的意思。他们最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成都或昆明来一辆车，免费把自己拉到拉萨，满足他们逃避现实生活的愿望。拉萨对他们而言，是一个虚幻的，远离学校、公司，和所有现实羁绊的幻想中的场所。但这个定义对拉萨本身却是不公平的。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文化内涵。在这种文化内涵下的人有自己的习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应当同时承担接纳另一文化之问题人群的责任。一群肤浅的汉人为了寻找可笑的所谓自由入侵藏人的土地，最后影响了藏人的身心自由，这怎么看都是不对的。
所以在昆明的时候我问这位仁兄，什么是朝圣？我不会去问那些真的去大昭寺朝圣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一样。
还是那次旅行，在大理的时候约了一帮青旅认识的人骑车环游洱海。一大半人夜宿在了双廊，我和其他两个人坚持骑完149公里的路，凌晨两点多回到上关古城。长时间运动后我们很激动，回到房间还在窃窃私语，吵醒了几个已经睡下的人。其中一个撩起被子大吼：老子从……（抱歉我不记得具体的地名了）骑到……，你们骑这么一点路有什么了不起？我朋友立刻回应：你骑了就骑了，那么大声干什么？那位接着骂，大意是嘲笑我们骑了这么一点路就屁颠屁颠。朋友赶紧说，不好意思吵醒你们，我们是有些兴奋，但没有屁颠屁颠。
无独有偶，到了拉萨后，有一天我去布达拉宫排票，从凌晨两点不到开始排第二天（其实相当于第三天）的票，要排五六个小时。期间有人插队，后面的人就开始吵，吵着吵着竟又变成了关于距离的对骂。这个说我从……骑到……又徒步到……，那个说我走了两次墨脱.……正好那时我在和身边的人聊天，讲了一点我自己的徒步旅行体验，于是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要不要你也加入他们？我的脑海里又想起那天在大理青旅的插曲，就对她说，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确实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都可以意识到这点，尤其是对和我们不同的人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多出很多宽容，少去很多愚昧和冲动。
（2018年1月10日）
二，从李宁的T台秀说起
这两天铺天盖地的李宁登陆纽约时装周的报道，无不好评如潮，争相追捧。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每篇文章的措辞和观点都差不多，甚至有互相看着对方的文稿仿制之嫌。或者可能我把这些编辑想得太坏了，他们并没有刻意仿照他人。但他们脑袋里的一些固有思维模式让他们一出口，一落笔，就只能发出相似的声音。
在我看来，李宁的设计不过是一些俗气的，缺少艺术美感，甚至和当代时装潮流颇为脱节的东西。但它们到底是好是坏不重要，毕竟李宁只是中国时装的一部分，不能代表，甚至等同于中国时装。我关心的是在所有那些相关文章里，观者所能读到的无一不是一种深深的民族自豪感，似乎整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只是一句感慨：中国登陆纽约时装周，我骄傲！除此之外的一切内容都成了这种自豪感的附属品。肤浅的民族自尊阻碍了真正艺术性和学术层面的探讨，挡住了任何质疑的可能性。整齐划一的正面论调让这些由专业艺术传媒发出的评论性文章变得空洞无味，让蒙在鼓里的读者，和一群“专业人士”一道，在享受到一种虚假繁荣的快感后，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便当前国际政治风潮短期内不改变，二三十年后李宁，或张宁、王宁依然有机会在提倡政治正确的民主国家获得亮相，恐怕也只会有越来越多成熟的观者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看现在正在平昌“给各国冬奥健儿助威”的朝鲜啦啦队（请自行搜索相关新闻或视频）一样看待那些“中国的时装”。而在国内，却依然是一片“又一次走向世界”的欢腾之音。
也许在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的口号之时，我们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和北朝鲜一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上……
三，关于民族主义式的骄傲是否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自卑之对话
自卑也不一定全是我们的错。西方世界一边政治正确地给“边缘文化”展示的平台，一边拼命强调它们“边缘文化”的定位和属性（比如西方人介绍李宁是“中国品牌”，某某人是“中国画家”、“中国摄影师”、“中国作曲家”，等等，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二字），你很难摘掉这个意识形态的帽子。只有你自己的作品或产品好到可以不需要意识形态的帽子也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立足和生存，别人才可能会去掉你头上的帽子，给你真正的，而不是奉承式的尊重。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西方（主要是北美；相比之下在欧洲的中国艺术家们要纯粹许多）人的政治正确和我们在艺术宣传方面的需要在不停地互相利用，甚至已创造出一个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见不到的“中国艺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小世界。我们有自己特殊的运行模式和价值观，因此似乎就可以不在乎这个世界上的其它艺术家到底在做什么，而专心做“我们自己”须要做的东西；同时，别的人很难进到“我们这个圈子里面”里面，更别说去真的去理解它。
但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很大的泡沫，我们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我们自己的造诣，而是当前的世界政治语境下的市场需求。哪天市场不要你了，绝大多数中国艺术和艺术家都会消失，因为在一个纯粹的比较技艺的领域里，你是比不过人家的。你“闭关锁国”，将自己完全排斥在自己“不需要”的世界之外；你的艺术注定是肤浅而幼稚的。
中国的主流艺术界如果一直活在一个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的，固步自封的世界里，那就永远不会进步。如果它不进步，那总有一天它会被埋没，被淘汰。因为历史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只留下最好的，它不会留下那些纯粹是为了特殊的时代才被创造出来的产物。
（以上两篇，18年2月11日）
四，伯恩斯坦之政治“不”正确二章
受朋友之邀去蒙特利尔交响音乐厅听大乐队的音乐会，朋友出任打击乐声部，演奏伯恩斯坦的一首作品（具体是什么忘了）。乐团的演奏精湛，朋友的声部出彩，但整首作品着实让我坐如针毡，真是又长又无聊。
我不否认伯恩斯坦是伟大的指挥家。但作为作曲家，他实在是一个和他的时代毫无关系的人。也许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严肃音乐作曲家，但我参加的是一场严肃音乐的音乐会，所以我完全可以认为人们，至少在北美的主流严肃音乐观众群里，他是被当做严肃音乐作曲家，甚至作曲英雄看待的。
说实话我觉得，低俗就是低俗，不是说我不隐藏自己的低俗，不从一开始就伪装得很高尚。我承认它，强调它，放大它，把它变成我的商标，然后我总结说，我要的就是这种低俗，就是结合了美国流行音乐元素的一个世纪前的东西。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不要进步。我的低俗是大势所趋，是美学创新，是政治宣言，是哲学理论，最后我推翻了自己的低俗论，声称我已然已经不是低俗，是高尚了。哦，不是这样的。你还是很低俗。只不过必须承认，你比一般低俗的人更勇敢，更不要脸，更不择手段。你用繁花似锦的颜料装饰一坨大便，它还是一坨大便。世人也许会被你蒙住眼睛，因为转顺即逝的人生须要五光十色的刺激。他们从你身上得到的不过只是一种一时的、无须思考的新鲜感。这是从安迪-沃霍尔到凯奇再到伯恩斯坦最大的悲剧。我们以为自己相信了他们，我们相信的其实只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表皮，我们只是对千百年来的一本正经感到累了。就像一群学生上了三小时的古希腊哲学课，会为一个突然站出来捣乱的同学喝彩。但这不代表古希腊哲学就失去光泽和重量，而捣乱的人就可以升华而取代它了。
高峰永远属于那些去攀登它，而非玩弄它、诋毁它的人。
第二段经历也许并不完全和伯恩斯坦有关。我有一次在法国参加一个音乐节，在一次音乐会后和一群演奏家们聊起梅西安。有一个美国演奏家接过话头说了一大堆（具体说的什么忘了），最后总结说，梅西安在世界当代音乐史（我要注解一下，梅西安并不是“当代作曲家”，他92年就死了；当代作曲家指的是和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同时代的作曲家）上的地位简直和伯恩斯坦一模一样。我有些吃惊，直接回复他说，我是不会把梅西安和伯恩斯坦放在一起比较的。他又说，Well，至少就他们对本国音乐作出的贡献而言。
说实话，在今天事后看来，我觉得他说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当时我有些激动，想着要和他辩论。可是突然我发现这个辩论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它是一个黑人，是我们这一组围起来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中间惟一的黑人，有一种莫大的心理阻力在阻止我继续这个话题，于是我只能打着哈哈算是全盘接受了他的观点。
其实我对这位演奏家完全没有个人的偏见。我觉得他技术过硬，也很有舞台魅力。我相信如果我与他当面进行艺术上的对峙，他也是能理解并作出漂亮回应的。简而言之，我觉得我和他的对话是会有意思的。但我却毅然决定停止这个对话，并且至今我认为当时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我不能反对一个黑人。即使当事人理解并支持我，谁又能保证围着的这一大群人里面就没有人就此误解我是个种族歧视者呢？而我是宁愿被扣上某些“一般罪名”，也不愿意被说成是弱势群体歧视者的。
也许这就是极端政治正确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另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它愈加刺激了“政治不正确的人”的爆发，导致了类似特朗普上台的事件；我在其他文章中有论到，此处不赘）。我对政治正确没有意见。我也支持弱势群体适当的维权。但如果一种维权用极其肤浅的形式制造群体的力量，最后变成群体的暴政，那么它也许就会导向某些不可控制的结果。相比之下，某些正当的学术争论受到影响简直可以算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了。
（18年2月15日）
五，瞬间
虽然作品排得并不顺畅，但Beat Furrer 依然来到了教室。也许是奔波令他感到闷热，他把毛衣脱下来，顺手披在肩上，用两个袖子在胸前打了个结。他穿着浅色的衬衫，与深色的毛衣相配，后者俨然完美的薄巾。随后他坐下来，望了望屋里的人。大家正和他的妻子（或女友）——今天的主讲人——讨论一个和声乐技法有关的课题。作曲家微笑着，不紧不慢地将衬衫的两个袖口卷起来，一直卷到接近手肘的位置。这期间他一直沉默着，观望着，直到终于逮到一个机会，用沙哑的声音近乎羞怯地帮他的妻子翻译了一个德文词汇。于是大家笑了起来，主持的教授这才用手势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欢迎。随后她说，那么接下来，有请Beat。掌声响起，像是对大师再一次的致敬。
（2016年4月21日）
六，申请音乐节
今年计划的音乐节和夏季项目已申请半数，结局喜忧参半。Manifeste 和Darmstadt 还是没考上，但另两个已得到消息的夏季活动却把我录取了。前几天接受了希腊Delian 学院的邀请，今天却正式拒绝了意大利SoundSCAPE 音乐节的录取通知。从对那些欧洲的音乐节驻足仰望，到终于有信心作出取舍，我想这也是一种进步。
拒绝SoundSCAPE 是因为同时段还有更好的音乐节。我还在等消息，也许能进去，也许进不去。但SoundSCAPE 却要我现在必须作出答复，无奈只好拒绝。这意味着我失去了一次作品演出的机会，而能不能在另一个更好的平台演出还是未知数。所以就要不要冒险我其实纠结了很久。
我找到一个老教授想听听他的建议。老教授说，如果你去了SoundSCAPE，至少不会失望；但如果你放弃了，其它的又没考上，那你就一无所有了，就会很失望。他送我一句古话，“One bird in your hand is better than two on the bush”.
有时候这样的谈话往往会产生奇妙的，甚至是反面的效果。我觉得老教授说得是有道理的。正因为他说得太有道理了，我反而觉得奇怪，因为他并没有说服我。如果一个人说的话让我觉得理通，那我就应该坦然接受他的建议；可我却不觉得坦然，这就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也许问题就在于取和舍的另一层辩证关系。在老教授的逻辑中，手中的鸟和树丛中的鸟是平等的（它们是平等的，是因为在北美任何东西都是平等的），但现实中却未必如此。现实的情况是我必须放弃手中次等的拥有，以有资格去追逐更好的。如果更好的音乐节把我拒了，我当然会很失望；尤其考虑到我为了它所放弃的，就会更失望。但如果我自己因满足拥有而放弃去追逐更好的平台，这种失望——尤其当日后回望自己的人生时——却是最大的。我想我并非一定要成功，但也不想留下遗憾。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老教授那么一大堆政治正确的开导，我还真不一定能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要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我愿自己好运。
（2018年1月26日）
七，不平等
事实上我们的世界，至少在它表面的部分，正变得愈加只有最低等的人才有最大限度的资格地去质疑生活和境遇。一个乞丐或衣衫不整的人可以沿街破口大骂，并作出夸张的表演而不被指责；一个西装革履的“体面人”却要时时展现微笑，即使怒火中烧或百般委屈，也要与人以礼相待。另一方面，一个对某专业几乎一窍不通的幼稚者也许随时可以发表激进的观点而被包容；一个该领域的博士却必须在生活中对所有他所鄙视的风格或同行致以尊重（于此同时，他所鄙视的同行们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我提出这点并非想要说明它好或不好，但我觉得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受到更多和更高的教育，那么他或她理应比那些“低级”的人明白更多的事情。而在明白了更多事情以后，他却反而选择了对他所终于明白了的一切保持沉默，我很难不觉得其实这是一种诡诈：一种人性的诡诈。也许在那一张张认同你、讨好你、支持你的嘴脸里正深藏着无数构建完整、有理有据的蔑视和嘲笑，这些蔑视和嘲笑也必将点燃你自己心中的蔑视和嘲笑，并选定自己的目标。它们整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表面世界之下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被完美掩饰却真实存在的、人的世界……
所以我从来不信什么人人平等。也许人能在表面上装作平等，但永远无法在心里实现平等。就好比你永远无法阻止一个艺术家去鄙视另一个艺术家；你也无法阻止一个艺术家一边在心里鄙视另一个艺术家，一边出席他的音乐会，参加他的酒会，在舆论上为他发声，甚至让身旁的人以为他们互为知己。因为只有这个艺术家这么做了，他才能在自己的领域生存。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量算：哪些是他真正敬佩的同行，哪些又是那个他需要“平等对待，保持友善”的同行，然后努力对两者展现出同样的虔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领域所有聪明的人身上。所以如果当一个人死了，而你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应去回望他的人生，因为那只是一张张的面具；你应当去注意他所留下的那些属于他的东西——一个作品、一个成果、一段真实的履历。直到这时，这个人才算真的被这个世界理解，他也才真的可以卸下自己脸上和心头的负重。而历史将重新定夺他的人生，继而选择是将其铭记还是遗忘。
（18年1月12日）
【集外集】
杂文三篇
1 有心机的艺术家
任何聪明的、有心机（比如作曲家花3天写出一个曲子，告诉别人我花了3个月，别人还看不出来，因为曲子写得“不错”）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有缺陷的。一个真正的好作品应该让听者或观者感受到纯粹的才华，而不仅仅是聪明和心机。才华和聪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才华是在专项领域超越于他人的才能，有才华者在其它领域依然有可能平凡，乃至愚笨。反之，聪明指的是一个人的智商。聪明者一般在大多生活层面都能显示其才智。但光有聪明是做不了艺术的，它只会让一个人陷入一种“我找到了捷径”的幻想，而永远徘徊于离艺术的本质遥远的区域。这样的作品是无法存世的。所以艺术界自古对聪明者有这样的教导：
切勿总以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创作，以免落入当局者迷的歧途。
一个较为知名的例子是作曲大师Salvatore Sciarrino. 他的聪明是几乎任何一个懂行者在几乎任何一个他的作品里都能一眼看出的。为避免陷入舒适的、自我重复的快速创作境域，大师自立一规：每一首新作品，都必须用一样之前没用过的东西——无论它是技法、概念或云云。但即便如此，当今大多数同行在评价大师的生涯时，依然会认为其鼎盛期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虽然他们并无贬低大师之后作品之意），可见自我突破之难。
千百反例更是让人唏嘘，如曾以弱冠年纪创作出的乐队作品《避难所》惊鸿于世的Thomas Ades，已彻底沦为艺界名流。他近十几年的作品已经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学术价值。
2 女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
（1）这是一篇关于机会主义而非女性主义的文章。
女性主义作为一个词汇，很难认为它有固定的含义。笼统地说，我觉得任何和女性相关的维权，无论是思潮还是行动，都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这其中就包括由女性自己解释何为女性主义的权利。同时，我也不觉得我一个男性站在男性的角度（我想我应该只能站在男性的角度）去试图狭隘地解释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这篇文章下述的所有言论，并非对女性主义本身做任何探讨，更非为男权辩护而作。甚至读者将发现，“女性主义”在其中并不那么重要，它可以被换成任何能代表弱势群体姿态的其它词汇。以下文字将会讨论到的是以女性主义为例的弱势群体艺术家中，利用其弱势群体标签，以相对平凡的作品博得眼球的机会主义现象。但如果将我的论点误解为我看不惯投机者只是因为她们是女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了。
（2）女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
对于女性主义，我大体上是支持的。社交网站上和女性主义有关的活动，我即使不参加，也会在心理上表示赞同。不过另一角度说，我所认识和知道的女性里所最为敬仰的那一些，似乎都不是公开的女性主义者。当然不代表她们不是——只是她们并不将“女性主义”作为标签，无时不刻地贴在自己身上，作为自己通向成功的道具。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著名网球女运动员（忘了是小威还是辛吉斯）的采访，当记者问她是不是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她回答说（大意），我只是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有人因为我是女性而无视我的成就，我当然会很不高兴。但我也不希望人们尊重我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女人，我还是希望人们因为我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而尊重我。
而就在刚刚，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位女性同行引用了一个女作曲家的话，大意是说，我要告戒年轻的女作曲家们，不要被男性同行和学术界的恐吓吓倒，不要因此而隐藏自己感性和女性的一面（而去创作理性的男性主义音乐），等等。说实话我觉得这段话说得是好的（对不对先不提；对错有时候是较为主观的事情，有些句子本身能产生某种力量，足以称妙），于是我颇有兴致地上YouTube去搜了一下这位被引用的女作曲家的作品……
我还是希望能很客观地描述一下我听到的东西。抛开理性或感性不谈，我所听到的只是一些完全没有才气的美国主流大乐队的旋律和和声而已。我发誓自己并没有因为她是女人而刻意看低她。事实上，就她上面被引用的那些话，我在脑海里几乎就立刻能想到能与之对上的女作曲家，如Kaja Saariaho——我并无否认她作品的技术性之意，但Saariaho作品中的某些细腻的，“感性”的东西，我觉得是只有女性才做得出来的，男性作曲家写不出她这种感觉。但 Saariaho 自己从来没说过类似那位“主流美国女性作曲家”说的那些话，反之，其他人却能通过她的作品感知到这些。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在于，Saariaho 并不需要通过标榜自己是女性，在创作“女性化的感性”的音乐而使人去刻意从一个之前不存在的角度看待、或理解她的作品，而得出一些从一般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的价值。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关于“主义”被标签化的问题。文化的平等和多样性作为一种政治正确，却也给了很多才华碌碌的投机者们标榜自己的可能。我是“女性艺术家”，是“有色人种艺术家”，是“活跃于西方的中国艺术家”，云云不赘。他 (她) 们的作品平庸无奇，但加上一个标签以后，你就不能不关注，不能不夸奖，虽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所创作的和所标榜的不一定能等同起来。
就我个人而言，特朗普的上台让我自己对政治正确有了新的认识。现在我觉得政治正确一定程度上是必须的，甚至必要时是须被强调的，不然类似特朗普登基的事件就会一而再地发生。但任何一个问题都应一分为二。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也确实会导致机会主义的泛滥——因为它提供了一条捷径：我不再需要去花时间去做好一个作品，或者说，我就是才华或技艺不到，做不出好作品，是个烂大街的艺术家也没有关系，只要我找一顶适合我的帽子，我就可以活得一如一个大艺术家一样。但这样对那些非投机者却是不公平的，对听众（或观众）也是不公平的。艺术爱好者虽然大多可能是盲目的，但他们——作为消费者——有只接受最好的作品的权利。
一家瑞士的媒体曾释放过类似的信息，大意是说，我们今天的世界，在强调平等的同时，却也在利用这个平等制造不同意识形态间的互相孤立和对立——当黑人须要平等，就必须反抗白人；女人需要平等，就必须反抗男人……其可能的结果是被反抗者的妥协造就了其与反抗者产生新的不平衡——特朗普的上台也许就是这种新的不平衡的某种社会性发泄，当“传统”的白人在地铁站的墙上写下“现在，停止歧视白人了吧！“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从未找到一种不同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平衡。
我觉得艺术上的机会主义其实也是这种对抗的畸形附属品。当一个评论者诚惶诚恐地去评判一个机会主义的平庸作品，他（她）其实是在努力于这种对抗中找到自己正确的姿态和位置，以免被当作异类而被这个政治正确的社会遗弃。这时，在政治面前，艺术牺牲了，关于艺术的一切只剩下最肤浅的立场。当艺术沦落到这番境界，当政治立场可以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莫不说已濒临死亡。
（3）一个矛盾：“糟糕”的女性艺术（家）却该被保留地位。
如果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去申请一个职位（任何职位），你常常会看到类似“我们鼓励女性申请”的公开信息，对那些在历史中被认为不适合女性因而较少有女性从事的行业尤为如此。甚至一些职位会固定女性从业者的百分比，以“强制”女性的加入。这样的做法是公平的吗？难道以技服人的年代已经逝去，性别和肤色成了一个人在今天的社会能不能走向成功的标准？难道这不终将行程另一种等级封化？
不然。
人们看到的“鼓励女性申请”某些职位是基于女性在历史中由于不平等而造成的男女双重标准，或很多女性心理上对某些被认为是男性霸权领域的恐惧而言的，因此，至少“鼓励女性去从事之前她们比较少从事”的工作之提议，其本身是没有错的。如果将暂时设立名额百分比作为其实践，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没有不公平；相反，它体现了一种公平——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可能犯下的错误而寻求弥补，是可视之为对社会之公平所做的努力的。男性有时候会觉得事情变得不公平了，是因为他们从一个原本不公平，而自己总是得利的世界走来，公平以后反而觉得失利了。
那么，人们应当怎样看待那些“糟糕”的女性艺术家（或有色人种艺术家，等等）？
女性艺术家作为艺术群体，她们的时代才刚刚获得开启的资格——甚至还没获得完全平等的开启资格——当然不能把她们一票否决。一如大公司保留女性职员的百分比，如今的西方艺术界事实上也在潜移默化地保留女性艺术家的数量。男性艺术家与女性艺术家间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旧贵族和他的仆人。现在仆人突然间不再是仆人，并和自己曾经的主人有了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成绩却不如他曾经的主人好。他不该被嘲笑，因为他的家庭历史是和也许几辈人饱读书经的前主无法比拟的。由此而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教养上的差距，更是心理上的差距。作为历史中的强势者，不应以其先天的强势而去取笑弱势者在新世界跟前的蹒跚。强势者应该帮助弱势者，而不是欺侮他（她）们。
一个矛盾出现了。虽然鼓励弱势群体在一个社会的参与度与弱势群体中的部分人由此产生投机心理，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前文明明也证明了即使是“糟糕”的机会主义女性艺术家，也不该被“踢出”艺术的大门，甚至，应当保留她们如今的地位。本文的第二段却以“艺术濒临死亡”作为这么做的结果。难道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终局吗？不。历史寄希望于更多真正优秀的后辈女艺术家能以那些哪怕是机会主义者的前辈的成功为力量，取代她们的位置，共筑艺术界的未来。本文的第二段如此陈述，是指站在欣赏者角度的最极端结果。欣赏者应当明智，虽然处于某种政治保护而不得不暂时牺牲艺术评判的公正性，但不能就视其而不存在。如果艺术的公正性只是在部分艺术家和作品面前由于政治需要而“暂时牺牲”，那么好的艺术终究还会回来；反之，则真的有可能出现前述的最极端情况。目前所出现的情况大体并未走出公平与公正之永恒的矛盾。一面是优胜劣汰的公正性，另一面是“每个人都该有平等的平台”的公平性。在如今的政治潮流下，人们有时不得不牺牲公正去维护一如婴儿般初生的公平，和那些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终究开始走上舞台的弱势群体们。但我相信人之所以为人，其本质带有对名誉与看不见的价值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创造了“对肉体生活没有任何帮助的”艺术）。我相信，如果追求公平是道德和教育的成果，那么追求公正则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将会影响艺术史的发展，在公平的大环境下，找到一条最好的道路。最后，我也相信女艺术家，尤其是在新的、更好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辈。她们生长在一个相对而言更好的社会，在更好的年纪能以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社会所存在的机遇和危机。她们会比她们的前辈们更出色。机会主义原本就不是女艺术家的专利，这里的整篇文章因写作需要而以她们为例，选择性地忽视了可能数量上更多的男性投机者，本已有失偏颇。惟愿在通篇收尾之际，为她们送上最好的祝福。
3 她辱华了吗？
想写一个和马里兰大学毕业生“辱华”演讲事件有关的评论。
这个事件最让我震惊的部分并不是女孩演讲本身，而是整整一国知道此事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对此的反应。它侧面为我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大选期间，有那么多华人和留学生支持，甚至公开支持特朗普——我们有太多的民族主义者，这股力量简直大到不可想象。如果你看到YouTube下面的（大多数）评论及那些自媒体之间的主流论调，你会发现，这些人是何等疯狂，简直就是要置这个女孩以死地，甚至株连九族，而她事实上——“仅仅”——只是天真地、明显受宠若惊地，取悦了她认为给了她机会的人和国家。这是一个小女孩式的不难被理解的谄媚心理，却在一国人对民主脆弱的神经面前成了他们自己维护自尊、发泄自卑的导火索。
我确实觉得这个演讲是幼稚的，原因有二：1）演讲者将自己成长的国家拿来作为工具去取悦自己暂时所生活的国家，还是在这么隆重的公共场合，不明智；2）通过口号式的排比句简化和美化了美国民主，显得过于天真——今天的美国民主依然还有很多问题。
但我并不觉得她演讲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其本身有太多毛病（我确实有部分女性朋友，她们真的在中国必须要天天戴口罩才能出门），也不觉得她是在刻意针对、诋毁自己的母国。我想，绝大多数人慌忙给她扣上“辱华”之帽，亟不可待地站定自己的立场，是处于一种潜意识的逃避心理—--通过夸大她演讲中天真、谬误的部分，以掩盖其中可能存在的、对自己不利但未必完全不真实的部分，来满足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气魄（自尊）。而这种自尊却是极其愚昧的。中国当然不完全是女孩说的这个样子，她毫无疑问，是以偏概全了，但她有权利把它说成是个这样子。她确实是带着谄媚的腔调说了很多关于母国负面的东西，但并没有刻意侮辱它，也没有蓄意攻击它——所以她，就算我们觉得她不对，她也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权利是民主给予她的。你当然也有权利去不同地看待这一问题，但你却没有侮辱这个女孩，给她扣上过于沉重的、挑衅式的、不人道的帽子的权利。有人说如今所大规模发生的网络暴力恰恰证明了她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大错特错。言论自由和人身攻击完全是两回事，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民主给过一个人肆意攻击他人、人肉他人、侵犯他人私生活的权利。说这些话的人本身就体现了自己离民主是多么遥远，对民主的概念是多么无知。从这个程度上，他们比那个女孩还要糟糕——后者至少能背诵一些正确的概念，即使她还并不明白正确的概念不一定代表现实，美国也并不一如概念所说的那么完美。
最后，如前所述，过于强大的自尊往往源自潜意识的自卑。特朗普在80年代对日本的经济腾飞无比在意，如今又开始关注中国所发生的类似现象。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部分源于对本国基建和经济被中、日等国赶超的恐惧。另一面，这个世界上自尊最高的国家——北韩，普通人连饭都吃不饱，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相信“伟大领袖”和主体政治的惟一正确性来保全自己在世上的气魄（自尊）。他们越是生活艰难，就越疯狂地崇拜领袖，即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也一样，贫苦农村的人民往往比城市里小康家庭受过教育的人心理上离“中央”更近，也显得更“虔诚”）。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民主了，当中国人不再一提到“民主”就下意识地感到自卑，那么媚笑的奉承者、易怒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就都有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和一群有修养的、理智的社会人。在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不仅仅是这件事，还有很多很多其它事情）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期待着这一天到来……
（2017年5月24日）
写于美国大选之后
对于美国大选，也许那些没有处在事件中心的人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冷静地看待问题，继而得出可能是更客观的结论。我羡慕他们，也想变成他们，这更贴近我的个性。可事实上我却做不到。我正身处在一个让我无法脱离的漩涡中。这两天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是一些比任何话语更糟糕的东西：大规模针对华人、非裔、墨西哥人和其它少数人种的暴力以侮辱借特朗普的名义滋生，从红州蔓延到蓝州。直到今天下午，还有人在波士顿地铁的一节车厢里写下了这样的标语：“不要悲伤了，她（希拉里）已经死了，停止你们对白种人的歧视吧！”
我突然切身体会到一种责难，而我也是它所要责难的对象。而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即使存在，也远在某个和自己无关的地方。
很多美籍华人了投给了特朗普，是因为反对民主党一个叫AB-1726的人种细分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平等。也就是说，一所学校的人种分布须按人口分布的比例来调算。如果一个地方的黑人比华裔多，那么即使华裔的分更高，也要把一部分录取名额让给黑人。我曾和一位华人朋友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法案就是扯淡！黑人哪有我们分高？以后我们90分进一个学校，白人80分进，黑人65分进，这哪里还有公平？
我想很多看到这里的人都会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们的分就是比黑人高啊！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你从哪里得出的“亚裔90，白人80，黑人65”的结论的？一个旁观者是不是完全可以就因为这样而说你歧视？你可能认为这不过是“政治正确”与所谓事实的博弈，而恰恰是这种获得所谓事实的方式让很多华裔做出了投特朗普的决定。特朗普，区别于所有之前的美国总统，他说话是只基于概念，而不基于实证的。比如他说，我要严查移民，即使是合法的移民，因为他们中间混进了恐怖分子。请问你是从哪里得出的“合法移民中有恐怖分子”的结论的？在没有实证的前提下宣布结果，确实会引起和你抱有同样想法的人的欢呼（因为之前没有人敢这么说），可对于那些不是恐怖分子的移民呢？这些无辜的人将长时间活在被称为“恐怖分子”的阴影下，被侮辱，被歧视；而给那些可以肆意欺凌他们、称他们为“恐怖分子”的权利的，正是自己也正在这么做的现任美国总统。这已经不是捍卫所谓的事实，这是通过无根据地编造、夸大事实，造成对无辜的伤害。而那些随口说出“亚裔90，黑人65”的华人，和特朗普制造这些混乱时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只有非理性的人才会去支持同样是非理性的人，这叫人以群分。我也曾经试图用上述的解释去说服一些人，并且告诉他们，退一万步讲，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眼中，华人和墨西哥人根本没有区别。即使特朗普推翻了AB-1726，你在这件事情上赢了。他用同样的手法去做其它的事，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让更多的华人学子生活在更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可我得到的反应却是：
“你以后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
我每次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总会有种巨大的悲伤——我不管你在说什么，我根本不听你，我也不和你谈，并且，我原谅你，因为你在我的眼中还是个孩子。有时我甚至只能觉得，在某些华人的眼中，某种形式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是天然的，是无可救药的。
其实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前，我对美式民主（即他们的政治正确）一直是抱有偏见的。这里面有纯粹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我自己对美国文化的解读（这个说来话长，此处不赘）。直到最近当我看到了很多特朗普支持者的文章，我突然明白，即使有很多的问题，但美国长期以来的民主征途是对的。你去和一个在这种征途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聊天，再和一个反对这种政治正确的特朗普支持者聊天（无论他是白人还是华裔），你就会明白我这里所说的。而这些投了特朗普的爸爸、妈妈们，也许我作为年轻的一代，在你们看来并无资格对你们指手画脚，但我还是要说，你们欠你们的孩子一个沉重的道歉——因为他们很可能就将在今天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而这是由你们一手造成的。甚至四年后，甚至更久以后，当他们回首昨天，却会发现今天的你们却正在庆祝。
另一个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在华人圈子里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如果希拉里上台，黑人还是会骑到我们头上的。”我觉得这和上述我今天在波士顿地铁里看到的标语很像。说实话，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在类似这样的想法中徘徊，尤其某脱口秀及黑人说唱团体对华人的侮辱（而当时Youtube拒绝将这个带有侮辱性的MV下架，因为他们认为“暴力是说唱音乐的一部分”，因此这只是“文化多元”的一种体现）。但这几天我看到的事实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白人和黑人，或者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当白人不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他们也会做出同样侮辱人的事情，甚至更甚。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白人换做华人，当他们处在一个不平等社会更高级的一端时，他们会做什么？不平等的社会最大的弊病是它会滋生不同等级之间的人的轻视和憎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平等的意义所在和必须性。我一直觉得平等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理想；如果人生而就能平等，那为什么原始社会不平等？今天你打破了这个政治正确的理想，当然就会有一些人跳出来欺负另一些人。他们生而如此，不过凡人。凡人失去约束，当然就要为所欲为了。不管怎样，我觉得平等是高于自尊的存在，是通过理性的思考而主动选择的自我牺牲。我想华人不该因为个别的事件而上升到对该人种的憎恨。今天你和你的同族以这样的方式责难别人，反过来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责难你们，而这条路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他只会带来用无止尽的互相伤害，而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平等、正确的政治理想——即使它并不完美，它需要时间，它在实现的过程中也会造成伤害，而我们不巧时常成为被伤害的那一个。
有一句名言，叫“我的心中没有敌人”。很遗憾，说这句话的人的被他的同族关进监狱，在他母国的民间知者寥寥。
最后，我个人觉得特朗普得到很多华裔的亲睐，带有一定的地域政治原因——特朗普看起来与其像一个美国总统，更像一个中国主席。比起希拉里油腔滑调的女人气，特朗普看起来更有魄力、更敢说。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他至少像一个主儿。很多第一代华人移民和国内的一些人支持特朗普，其实都有“渴望一个主儿”这样一种潜意识的心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美国总统并不是一个“主儿”，他干的工作和主席不太一样。你以要一个主儿的心态要求他，他可能并不能满足你。
最近朋友圈有太多和大选相关的文章，我自己看了很多带有很强学术性的评论。我看这些，比读一些口号性的或鸡汤性的文章强一点。可轮到亲自执笔，只能写下这样一篇肤浅的短文。老话说，当局者迷。威胁的标语已经写到我生活的城市了，叫我如何还能清醒地引据论典？我并不憎恨任何人，那些极右的白人、……的华人（我没有要省略骂人话；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或那些曾将攻击华人的视频放上油管的黑人，我觉得他们都只是普通的人，都只能代表人性。今天历史将美国带到了这一步，我只能希望在这场人性的博弈中，有更多因教育的普及而闪光的东西出现，让更多的人一起度过这道难关。
我们永远同在。
（2016年11月13日，波士顿）
开小差
我把书目记在至少几千个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自己究竟曾决定过要买哪些书，要看哪些书。我又想起初二的时候，把余华的《活着》藏在课桌底下被数学老师发现。老头的口才和眼力一样好，当即走过来，抢过书来还发表了一通即兴演说，全班哄笑。我记得老头把书夹在腋下，迅速瞄了一眼最后几排课桌，有人在睡觉，有人在悄悄说话，还有人在打牌。老头悄悄皱了皱眉头，回到讲台。
那本书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我记得当时我去班主任的办公室准备把它要回来。她把很多书摞在一块儿，当我看到和我的《活着》叠在一起的其它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不会回来了。但我还是一脸天真地对班主任说，这本书你就算不还我，你也不能和它们放在一起，就算是出于对作家的尊重。然后我看了看她的脸，觉得自己是个神经病。
再后来我又买了一本《活着》，把它看完了。当时我吃一顿饭家里才给15块。
那是2005年的事情。2005年的时候，我经常跑到书店。我有一个笔记本，不是笔记本电脑。每当看到想买的书又没有钱，我就把书名记下来。后来笔记本弄丢了，就又买了一个，后来新的笔记本也丢了。
一晃眼，十一年过去了，我把书目记在至少几千个地方。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自己到底曾决定过要买哪些书，要看哪些书。有时，看书看得累了，我就揉揉眼睛，边揉边想，时间过得真快啊。
（2016年8月13日，于寓）
我的“论断”
这篇文章算是一个读后感。
我在一个微信账号上读到一个推送，是给基督徒的，大致是说，我们应该花时间用心过教会生活，而不是沉迷在世事的羁绊中，在无休止的工作、填鸭式的教育和拜金主义中荒废自己的人生及主对我们的期望。我读后觉得，以这篇文章为典型，类似的教导性或宣传性文字常常犯有一个逻辑错误：它把一些公认的不好的东西拿出来，将其放在线的一头，然后把自己的理论也拿出来，变成站在它对面的惟一的好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举一个例子，如果认为物质充斥着生活，而我想摆脱它，那么看书、观影、旅行、冥想、做艺术、修禅，等等方法都可以让精神代替物质，而不仅仅是过教会生活一项。换句话说，拜金主义与不过教会生活之间不存在互相的因果关系，不是我只有过教会生活，才能不拜金，反之亦然。所以很多文字虽具有煽动性，让人看着感动，但坦白地讲，却都不经读。如果一个人事先看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文字只会对他（她）起到它所希望起到的相反的作用；而如果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给那些看不到这点和选择不去看到这点的人，我觉得事实上这更像是一种政治手腕。信仰这么崇高的东西，应该经得起反思和进步，不该止步于这种略显得愚蠢的宣传和对所有回馈的自我封闭式的排斥。这个看起来一点也不民主。
我一直在寻找——甚至在变成一个基督徒之前——一个更合理的方式面对自己的信仰。我一直不同意将理智、将“人的逻辑”与“神的旨意”剥离的做法。神赐予我们思想的能力和权利，这是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而现在却有人告诉我说只有丢掉它，只有不去想、不去读、不去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才能更好地信主，我觉得这是愚民，是不可接受的。我坦诚地希望很多宣教文字和宣教者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深度，让自己的理论在理性面前更让人信服，这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请求，而非论断。若只是高高在上地、以自我为中心（虽然大家都声称“以神为中心”，但鉴于每个教派对神的理解、对信神的实践、对教会生活的要求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别，我实在觉得还是应该坦诚地称作“以自我为中心”）地讲一些固有的道理，而把自己所不能解释的全部无视、掩盖或归于撒旦，那么是永远无法使所有人信服的。（须注意的是，以“我的目的本就不是让所有的人信服”来掩盖“我的理论是有逻辑错误的”是不合适的，这是一种欲盖弥彰。）你们将很多“异教徒”或“堕落的人”的问题完全推给他们自己，并且用贬义、排斥的眼光看待一些本应与你们拥有平等人格的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显得不那么合理。诚然，我也有自己讨厌的人，觉得愚蠢、肤浅、丑陋、卑鄙、狡诈的人，但所有这些很可能只是我自己的偏见。在不伤害我的基础上，所有我不喜欢的人都理应拥有与我一样生存的权利，我若用我的偏见去指责他（她），就等于伤害了他（她），而这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在努力避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对自我、对他人的一种起码的尊重。一个“异教徒”在我眼中是同等亲切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对神的亵渎，反之，我认为这是我活着的这个时代教给我的宝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信徒们常常——在我看来——以“不要论断他人”为名将自己裹在自我温暖的怀抱中，却不由自主地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排外。难道这本身不是一种变相的论断吗？现实地讲，我觉得完全不论断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都是带感情的，也许用理性的思考去寻求一种自己希望的生活，然后对其它的、别人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宽容，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总觉得“世界”怎么怎么不好，“肉体”怎么怎么不好，而我怎么怎么高贵（虽然说得直白了点，但其实就是这种感觉），走到极端就会变成原教旨主义。金子都是从石头的渣滓里提炼出来的，“世界”的、“肉体“的文明虽烂，却也有好的方面；巴别塔虽是烂尾楼，却也看起来相当宏伟。所以而当你抛弃这个文明、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全心全意归入你心中的“神的国度”的时候，你身上作为一个人最闪光的东西也就不复存在了，别说任何一个与你不同教派、或与你相同教派但可能想得和你不太一样的人都有可能深深地伤害你，你等不到神的拯救就会变成一个严重的精神洁癖患者——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人生？
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及最合理的信仰方式，每个人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得到回应而不是歧视。我谨代表我个人写了上面这篇文章，希望不会因此而伤害任何人。
（2015年2月5日）
© 2018 by Zhuosheng 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