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城/文
圣法米随笔集
写作并整理于2017年9月至10月，于蒙特利尔圣法米街寓所。
一，社会普遍认知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中国艺术家不都是心底里反对他们政府的吗？难道这不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吗？
我希望这位朋友是对的。可我觉得他可能高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或至少高估了“艺术家”这个词在中国所指代之人群的纯粹性。我们这个体制最厉害的一点，在其渗透性。它渗透到每个行业最细微的地方，把主流的声音都变成“我们的声音”，再把不主流的声音千方百计弄到最小，最后弄消失。一个长期活在这样的体制里的人，其心境是会发生变化的。这是个很简单的心理现象，你把很多17、18世纪的聪明人原封不动放到今天，他们也会变成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但当时他们一样也可能是一个奴隶制的拥护者，或歧视女性者。艺术家的天性中当然包括自由、异议的部分；毫无疑问，艺术家首先要有个性，其次才好创作（所以“学究”和“艺术家”是有很大区别的）。但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塑造是超越个性的；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越他（她）的社会而活。“活在社会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一种叫“社会普遍认知” （prototypes）的东西洗脑的过程。一个人当然有在一个社会中支持和反对的权利，看上去正是所有他支持和反对的东西加在一起，给了他“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之综合的印象。可这是个骗局。这些加在一起的东西所说明的，并非世界真实之模样，而仅仅是这个人所生活之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他在种种被社会给予的prototypes里得出的幻象。
一个从不曾久住于欧洲，真正融入欧洲社会的人，他眼中的欧洲就不可能是真实的欧洲，而不过只是他这个国家或地方的人所认为的欧洲。同理，一个久住于中国的艺术家；一个长期浸淫在中国特殊体制下的人，他眼里的“世界”——西方、“我方”、等等，也和这个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无法不受到他的社会之“主流的声音”带给他的影响和压力。更何况在“主流的声音”几乎就是惟一正确的声音的社会体制下，这种压力可能是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很难体会的。受到他所接触的、他的社会的所有关于“西方”、“欧美”等prototypes带给他的影响（其实西方人接触的关于中国人、亚洲人的prototypes，其原理是一样的），即使他是“反对政府”的；即使“反对政府”是他自己的内心所作的选择，他的“反对政府”也很可能带有——在非中国或不定居中国的艺术家看来——嗫嚅、复杂、滑稽、难以理解的部分。当然也会有人作出“不反对政府”的选择，这也并非任何一个个体的毛病或不足。甚至在历史盖棺定论之前，它都不能算是毛病，至多算是一种立场。
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突然唱起红歌，他应该继续受人尊敬吗？也许你家的墙上应该多挂一张海德格尔的相片。
二，情怀
情怀也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东西。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只剩下一堆空洞而动人的句子，只剩下“情怀”而失去了实际内容，那和死了就没什么区别了。
三，作曲一二谈
如果看一个年轻作曲家对作曲到底学透了多少，有时候是不能光听（或看）他（她）作品表面的。表面是可以模仿的，聪明的人仔细看三遍Salvatore Sciarrino的谱子，也能把曲子写得 “像”Sciarrino；但如果他对作曲真正的了解还停留在梅西安、布列兹，甚至德彪西、巴托克，那他总有一天还是会“写回”这些东西的。人只擅长做自己所理解的东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你不擅长、不理解的，那你不但做不好，恐怕连想做的意愿都不会有。所以要想写好东西，不写落后的、“别人已经写过且丢弃”的东西，并且在自己脑子里清楚建立这样的认识和自觉，还是应该认真把作曲当作一门学问（一种历史和科学）去研究，而不仅仅是灵感的临摹，随性的挥洒，“跟着感觉走”。感觉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学问才会使人进步。对艺术敏感（也就是有才）的人很多，从一个敏感者到从艺者，则须要一个艰深的，从感性到理性、从无知到理解的求索过程，而这是很长很难的。当然一个人未必一定要成为艺术家，他可以选择去做普通人或成为一个明星。当你成为一个明星的时候，你想把自己叫成什么都可以，任何试图戳破你的人，你都可以用自己的名声轻易压死他（当然你也可以宽宏大量地一笑而过，效果可能更好）。当然，你应该把握好分寸，不然一不小心成了丑星，就贻笑大方了。
2009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的第一个作曲老师（他严格意义上甚至还不算我第一个老师）递给我一本厚厚的谱集，我当时翻了一翻，看不太懂。我勃然大怒，这他妈什么东西？老子学了六年作曲了，这是在侮辱我吗？于是我捧着谱子跑过去问他，他回答我说：
"It's your path to the world of contemporary music."
后来这本谱子被我上上下下翻了很多遍，翻了很多遍以后，我的生活也没有变得更好。可我想我还是改变了一些。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我心中缓缓打开，很长时间里我装这个世界的逼，我把它挂在嘴边，可直到现在我在渐渐看清通向它的路在哪里。我觉得，这是进步，应当感到高兴。
四，林和马丁
肯扬-马丁最近发布了一个“歧视”林书豪的帖子。我觉得林在NBA被“特殊对待”是很正常的事情。除去肤色的不同，那个联盟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粗人。出身贫民窟一路打拼最后拿到大合同是它标配的励志故事，而林是一个在哈佛拿到学位的高材生，不打篮球也可以拥有很好的人生。这就好比一群白手起家，靠天分、实力加运气最终成功的实业家里突然混进一个正牌的贵族。不同种类的人互相膈应，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心理。大家以此调侃一下，只要不过火，我觉得都是可以宽容的。难道这不就是民主吗？民主不就是让一群不一样的人和平相处吗？林和马丁只要不突破和平的界线，他们就应当有互相玩笑的权利。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歧视”的界限都放得这么低，那只会滋生没必要的受害者心理，最后也不过从一种社会扭曲过渡到另一种社会扭曲。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使命里都包括自我价值这一项，如果别人看不到，就努力证明给他看，而不是去哭诉“别人看不到我的价值”这件事情。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这跟它有没有歧视没什么关系。在一个对自己不公平的世界里取得成功，这本身也是一种荣耀。这点林书豪就做得很好。
五，政治正确和正确的政治
在秘鲁有一道传统印加菜：cuy，即几内亚猪，或称荷兰猪、豚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的人可以自行谷歌，事实上我推荐你这么做。我的《孤独星球》将它作为佳肴隆重介绍，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豚鼠在印加地区主要作物食料而非宠物进行辩解。其主要论据如下：
1，豚鼠在印加被食用已有千年历史，是当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2，豚鼠被食用几世纪后，才由南美传入欧洲，后因偶然机遇，成为当时欧洲贵族的时尚宠物，最终慢慢在宠物界流行起来。也就是说，它天经地义首先是食料，其次才有宠物、科学样本等其它的身份。
3，豚鼠肉富含蛋白质，营养丰富，味道鲜美，食用价值高。
我读后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假如把上面三条中的“豚鼠”换成“狗”，似乎也并无违和感。可事实上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知道你来自一个吃狗肉的国家”，那就是谩骂，是赤裸裸的歧视。我们抛开食用这些动物是否道德不说，同样是争议食材，为什么一个能被西方人当作地区文化，另一个却要被无情地羞辱？
其实从孤独星球的这篇文章中即可管中窥豹。文章说，在15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印加地区之后，食用豚鼠并没有被禁止；相反，在此后当地教堂“最后的晚餐”之绘图中（大量西方教堂都会绘制该主题），多次出现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食用豚鼠的画面。它至少说明了一点：豚鼠是西方人自己也在食用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更直接的例子还有感恩节的火鸡。
其次，食用豚鼠（可能）是印加人独有的饮食文化。而印加文明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遭到了惨无人寰的毁灭。数以万计的原住民被屠戮，城邦沦为废墟，民族就此绝断。直到半个多世纪前，印加遗址的废墟才被逐渐开始挖掘，由殖民者保存下来的史料才逐渐被开始研究。但是，原先灿烂的文明已不可能复现了。豚鼠烹饪作为仅存的带有传统印加印记的文化标志之一，其被保护也显露了某种西方人的歉意之心。但这种歉意之心却依然是自我中心的；它无法禁受任何的横向比较。若是华夏文明也曾被如此劫掠（我们确实曾被劫掠，但至少未予覆灭），是否今天到中国来旅游的西方游客就都应该尝尝狗肉，作为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又是否就因为我们没有被覆灭性地劫掠，玉林、朝鲜族地区等出于文化习俗而食用狗肉的传统就理应被不公正地抨击呢？
豚鼠和狗的例子很好地体现了西方中心论的全球政治倾向。在西方世界主导政治话语权的今天，任何对它的挑战都成了政治不正确。可在形形色色的“正确的政治”中，却又存在着荒谬的部分。这里有历史遗留的原因，更多却是被包装得很精美的，但却很纯粹的歧视：以西方人对待秘鲁人食豚鼠的态度而言，他们指责“中国人吃狗肉”已经构成歧视；而无论一个西方人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指责的话，只要他心存这个观念，就已是歧视。无论一个人将歧视的门槛放得多高，他（她）都不该否认这种无形的歧视。类似的例子几乎无处不在，“正确的政治”却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它们最好的保护伞。
最后我想说，如果你是动物保护者，或因个人情感等有理有据的原因而拒食狗肉，我尊重并支持你（我相信你也是不会去吃豚鼠肉的）。但请不要脑残一样地去抨击或伤害那些因文化或个人情感原因，保持实用狗肉习惯或行为的人。他们有保存和保护自己文化尊严、坚持自己行为方式的权利，而你却并没有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给他的权利。同时，当你面对不同意识形态之人对你的文化进行不公正的指责时，应当辩护，应当据理，而不该怯怯地扭过头，反为自己国家正遭受着不公正言论的行为而羞愧。豚鼠肉、狗肉究竟从道德（或其它方面）上应不应该吃，我本人没有答案。但对于同这一类的行为，这个世界应当采取一样的对待标准。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政治。
六，独立，不独立
加泰罗尼亚闹独立，包括巴塞罗那足球队等有较大公众效应的机构都在积极响应，并呼吁西班牙国家政府尊重每个人的民主权利。我很想知道这个愈演愈烈的国际事件对中国民众有什么影响，于是上网翻了翻评论。结果我看到了这些：
“西班牙，反华急先锋，就应该给它分裂了。”
“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应该搞得四分五裂的，到时你们就知道还是我们的体制好。”
“日本什么时候分裂？”
……
再一次地，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在某些国家，知识分子爱国是可以爱出抑郁症的。
有人说我不应该只关注那些“社会最底层”、“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假如我“往上”看一点，会发现“我们还是在越变越好”的。可是我还真就是很关注“底层”的声音。知乎、豆瓣上的声音我也关注，但长期使用知乎和豆瓣的毕竟（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一定思想的人。这些人放在哪个国家都不会是大众；反过来说，有些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意识问题，和思想、文化程度的高下没什么关系。加泰罗尼亚的工人正在罢工，他们思想很深刻吗？
其实对于加省独立运动，我惟一比较关注的是，当某一种声音占了上风，开始制造社会波澜，甚至开始闹事的时候，它是否也同时开始了一种多数人暴政？如果这个“暴政”最终决定了整个事件的走向，那么这还能算是民主的胜利吗？
也许西班牙还是不分裂的好，省得可怜的中国人去完马德里想再去巴塞罗那，却发现又要申请一个新的签证。
七，无题
有一个人，当他逐渐成为你最嫉妒的人时，他自杀了。于是他转而成了你最敬仰的人。
八，一篇官辞
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女孩子都有一个错误的心理，认为任性是一种可爱。任性不是可爱；懂礼貌、有教养、解人意，这才是可爱。换言之，只有好人才会显得可爱；自私的人只会让人可气。当然，我可以站在一个歧视女性的角度说，没关系，女孩子漂亮就可以。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的漂亮所吸引的时间是短暂的；当漂亮被习惯以后，它之外的东西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至少对我而言，无论异性还是同性，一个人的有些特质我会欣赏，有些我会厌恶，也有些会厌恶到不可忍受；这些最基本的标准不会也不应因为这个人的性别和长相而发生变化。
九，演出随笔
以下为我本人于9月15、16日在美国佛蒙特州演出作品时记下的随笔。第一篇记于第一场演出前；第二篇记于第一场演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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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晚于伯灵顿艺术中心的“大”演出前，今晚的第一场演出设在伯灵顿西边的一个度假中心。在中国，度假中心的特定象征就是闹哄哄的一片人和遍地的宰客场。但在西方，这个词可以是完全另一个意思。一年夏天我曾在游玩途中偶遇一个美国中西部山区的度假小镇，镇中心是个露天溜冰场，四周包围着高档出租公寓，底商遍布着私人画廊和艺术品店。那个小镇还有一个表演中心（Performing Centre），我对它印象很深，因为我去的前几天正好是王羽佳的音乐会。
总之在西方，度假区可以是没有围栏、不需要门票的。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巴尔贝克海滨浴场，它可以算作旧时贵族疗养胜地在今天的遗风。因此偏僻的度假区有高级艺术沙龙是很常见的事情，而今天它早已不仅仅只对富人才开放了。像今天这样的全场当代音乐，虽鲜见，却有迹可循。主办方对我说，甚至有人从旁边的隐水镇 (Waterbury) 和佛蒙特蒙彼利埃专程来听他们的音乐会。
TURNmusic——今天的演出团体——要演奏包括我的作品在内的5首21世纪创作的作品。我对这个佛蒙特当地的合奏团几乎没有任何了解。我赢了他们的新作品奖之后立刻答应前来主要是因为：1，我没来过，所以正好玩一下；2，奖金条件（相比同等级的其它新作品奖）相当不错。乐团的实际水平远远超出我的预计（考虑到佛蒙特并不是严肃音乐的大州，更别说当代音乐）。他们提前一个星期开始准备所有的作品。这个星期内我收到不下五六封指挥发给我的邮件，有关于乐谱上细微不明处的，也有对一些不常见的、她拿不准的技法和声音的咨询，事无巨细，且非常礼貌，我很感动。乐队成员对待作品也很认真，并没有因为我是相对社会资历最浅的作曲家而区别对待我的作品。甚至对每一个微分音的音高、每一个音色的追求，他们都努力做好。这种对待当代音乐的态度已接近欧洲的合奏团。今天的整个排练我没有提任何一个音响上的问题。无论是弓在弦上的位置、弓子触弦部位，还是其它非传统的音色，几乎都很好，这在所有美国的合奏团里是非常少见的。这与他们自己的高水平有关，也与指挥提前了很久就一一向我咨询也有关。这让我感觉到，美国人是可以演奏当代音乐的，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先学会去接受它。
目前所发生的一切让我对晚上和明天的演出有了更多的期待，也有了更多的使命感：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拿钱走人的过场，而是一群愿意普及当代音乐的人在努力做好艺术。我期待观众的回馈，我也会去读当地媒体的乐评，我同样也希望这样的音乐会在世界各地能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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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结束，小木屋基本坐满了，这个厅的音响大大超出我的预期（考虑到并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观众大多是来这里度假的周边民众，也有专程赶来的附近镇上的居民，除了合奏团“自己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节目单是五首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有非常美式主流的曲子、“摇滚”，还有一首非常好的长度独奏曲，是一个拿过古根海姆奖的女作曲家写的。“precoda”不算我最抽象的作品，但已经是今晚最抽象的作品。出乎意料，一演完就有人起立鼓掌。演出结束后我收到了各式各样“奇怪”的、“不专业”的回馈和疑问，但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听众（和演奏员）对这样的声音的兴趣。我看到他们在努力于其中寻找意义。其中的一些是我希望表达的，还有一些是出乎我意料的，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好的。
Eivind Buene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说，艺术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出于不同背景，可能会在一个作品中“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甚至是对创作者而言“错误”的东西。这恰恰是艺术动人的地方：当它展现了足够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所组成的巨大的纵深，可让一个人深深入迷。你可能到不了贝多芬的高度，所以你可能无法像贝多芬那样地去理解他自己；但这不是你抛弃贝多芬，而转向林宥嘉的理由。因为每个人，无论你是农民还是教授，听完林宥嘉的感觉都是类似的——那只是些非常感性的流行歌而已，不会再多了。这个世界当然需要林宥嘉们，因为我们需要娱乐，需要情感的释放；但不能只有这些。这样的作品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快乐，只能带来接受者肤浅的享受和创作者泡沫般的虚荣。快乐源于未知；它源于探索。快乐源于无尽的不解和不满所带来的前进的动力。今天我听了不下十段让我感到惊异，甚至不知如何作答的陈述和疑问；但每个问我的人，我发现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不再是那个坐在座位上保持同一种表情甩头挥拳鼓掌叫好的听众；他们得到了某些更深层的刺激。有某些东西在他们心中激起了涟漪。于是他们站起来，找到作曲家，去询问，去寻找答案。我想，这就是艺术一直以来的意义。
我也很感谢合奏团的指挥。面对非专业的观众群体，她试图用形象化的言语去解释每一个作品。当她谈到那个长笛独奏曲中的multiphonics时，她说，你们会听见一些很有意思的用长笛演奏出来的和弦（长笛被“一般认为”是一种单音乐器）；在谈到我在各种弦乐上的非传统音色时，她说，你们要注意听那些你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音色，你们会为弦乐器居然能发出这样的声音而感到吃惊。她是我见过的一位极好的当代音乐普及者。常见的当代音乐人要么自己极度肤浅，要么极度鄙视那些肤浅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造成今天的严肃音乐圈（或新作品圈）完全割裂的主要原因（今天，甚至当两个人站到一起谈论“当代音乐”，他们谈论的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所以我钦佩那些能找到办法让“肤浅”的听众对“深刻”的东西感兴趣的人。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热爱艺术。很多其他人，包括有时的我自己在内，更多只是为了彰显一种“我就是比你深刻”的盲目自大的优越感而已。而我反思它是可笑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使命是帮助更多的人接近，并了解自己。艺术应和哲学一样，承载着理性的启蒙。如果艺术家天天自己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启蒙，而他们自己恰恰就变成一堆最不理性的怪物了。
大概是远离大城，我真心实意地感受到了淳朴的民意和善良的接待。啤酒、披萨、温馨的住宿小屋一样不少，让我有一种想要永远生活在这里的冲动。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我的随身背包里，放着写到一半的新作品。未来的路还很长。明天的演出结束后，我将重新踏上旅程。也许我并没有太突出的能力，但我相信（我也看到），会有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地尽一己之力摇曳着微弱的花火，也许有一天，就将有一片新的星河，照亮人类文明前进的征途。
到了那时，我亲爱的朋友们，请以我们为傲。
十，中国特色其一
绝大多数时候，如果不是对方实在对我太过分，或实在傻逼到无可救药，我都是愿意抛开个人的偏见，以尽量同样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人的。但我也希望和我交流的人能处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除非你对我有强烈的个人感情，我也许可以原谅你；但宽容和原谅并不代表接受）。我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禁锢和智识层次，我也在试图学习去理解和习惯人和人本性、眼界，和教育上的差异，将智者和愚者从人性的角度视为平等的个体。但这不代表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无限制地向我施压，骚扰我的生活；同化我，改变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我，和所有人一样，是独立的个体。我有选择的权利，也同样有拒绝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和拒绝大多并不以唐突的方式发生。志同道合者并非萍水相逢，一拍板突然就成了战友；分道扬镳者也不是突然就势不两立的。人是情绪的产物。当一个人决定一件事情的发生时，他会顾及自己的情绪，也会考虑他人的感受，这是基本的情商。因此当你在做一件事情，无论它本身在你看来是多么正确，它的源头或背景是多么崇高，甚至在道德上它是多么无可厚非，而你本身又是多么投入，如果你无法同时顾及对方的感受，那么最终也只能造成对他人的侵犯。我为什么不能苟同儒家思想中纲伦的部分，就是因为它把某些人与人的关系看得超越于人本身，也就把人从平等、独立的个体变成了权力者与服从者这样简单粗暴、亘古不变、环环相扣的关系网。在这样的网中诞生的人，从他生命的起始便连同他的思维模式一道跌入命运的深渊中了。
纲伦对一个人潜意识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曾关注过一些长期留学西方的国人，在常年旅居他乡之后，其思维状态与价值观却并未产生太大的改变，甚至在一些看似无关的小事上入木三分地体现。前一段爆出的哥伦比亚汉学系被开除的学生即为一例（我十分怀疑与这位学生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大多可能没有到被开除那么极端），那些拜把子兄弟姐妹泛滥的中国同学圈也是一例。（我不怀疑这种兄弟或姐妹情的真挚，但毫无疑问，“哥哥”或“弟弟”之称谓的存在首先就规定了一种地位的象征与权力的分配；而它的产生却可能完全不之于能力，而是先天的生辰。）这样“风格”的聚会在西方人中是很难见到的。至今我依然并不习惯被叫“学长”或“师哥”，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听到学弟学妹们直接叫我的名字。
这种因纲伦而产生的“差异”还体现一些看似无关的地方。在中国，长辈永远是长辈，长辈的爱必须被后辈（无论是否是以后辈感到舒适的方式）无条件接受。而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后辈到长辈，从“无条件接受”到“无条件付出”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心理循环：因为我无条件地接收过，所以当我无条件地付出时，你也应当无条件地接受我。假使你不接受，我就一直付出，直到你接受我，这样的人却往往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却被当作最高尚、最善的人，继而成为人们学习的目标。没有人去关注他的“善行”是否是建立在对他人无休止的道德绑架之上的（在中国，道德绑架有时甚至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有时即使一个中国人改换国籍，表面上接受西方文化、信仰西方宗教之后，这种思维方式却依然有可能留在他人格深处，影响他的思维与行事。
有人说这是文化差异问题。错。京剧、七律绝句、国画，它们和交响乐、英雄体、油画，属于文化差异。人人平等和君臣父子却不是文化差异，而是进步与落后，就好比民主与独裁也不是社会差异，也是进步与落后。如果一个人因为某种自尊而不能承认这一点，那么他显然是愚昧的，因为愚昧而反而显得骄傲，更是可笑的。
十一，不争
胡乱翻了一些艺术类的自媒体文章，其核心问题都大同小异：泛泛而谈，空洞无味，夹杂着词语的堆砌和写作者的无知。你把他（她）们评论一个作品的套词放到另一个完全不同作品上面，依然天衣无缝。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化问题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才有了主旋律当道，离主旋律越近、越“无害”的东西就越能被广泛接受的艺术现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绝大多数，甚至看似无关的艺术事件，其实都是同一种意识形态推动的结果（随意举几例：《战狼2》的票房飘红、李云迪的红色钢琴，及殊途同归的艾未未的中指，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做艺术文化传媒的人：他们能写什么？写来写去也只有有限的一些内容和套话。这些文章看多了，我也不免有种厌恶感和幻灭感。艺术人不是英雄，不是战士，英雄和战士需要强大的意志和绝对的纪律；而历史中最好的艺术家却大多生来彷徨，天性敏感且易碎，完全是它的反面。艺术人不该去解决，哪怕是提出政治问题。他们应该被政治保护，而不是诚惶诚恐地去与其抗争。换句话说，如果一代，甚至几代艺术人都需要背井离乡，抑或藏起自己的灵魂才能换得艺术的自由和权力，那这无疑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利马集
作于2017年后半年，17年12月整理于秘鲁利马。
一，竹林碎语
躺在床上睡不着，读了几篇写中国作曲家的自媒体文章，其中有一篇写一位留法作曲家的心路历程，看完颇为感慨。可是随后我又想，其实他现在在国内的名声是比在法国大的。这里面有西方人对“外来”人员的接受问题，但日本人、韩国人，他们在西方音乐的世界里也是“外来”人员。但韩国有Unsuk Chin，日本有不下五六个作曲家都活在一线（两个国家准一线的可能人数翻倍）我们连它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这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我出国几年的感受，我觉得可能在日本和韩国的作曲专业圈，当一个人说起当代音乐，这个词和在欧洲和北美的专业圈是一个意思；在中国，可能就差一点。在中国大多数时候，当一个人说“当代音乐”的时候，它更接近北美的商业音乐。我觉得这是个认知上的问题。中国大陆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对当代严肃音乐的了解和认知。世界范围内大量的活跃在一线和准一线的青壮年作曲家在中国的曝光度与被了解度接近于零；少数了解和关注当代音乐走向和发展的中国作曲家散落各地，无法形成群体性的力量，无法对中国大陆的现状产生积极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任何其它音乐几乎都可以走进我们的学院和民间，成为“当代音乐”，以当代音乐的名义被追捧、被繁荣，直至自娱自乐的狂欢。我对这些音乐本身倒没有意见，但它们应该回到它们应该在的地方，把我们的学院让给学院该做的事情。
出国十余年，很少能得到机会与中国大陆的同行好好聊聊作曲。在欧柏林我最好的同行朋友是我的导师，在波士顿是美国人、香港人、巴西人，和冰岛人。和绝大多数的中国同行聊作曲，你会发现要么你们说得根本不是同一件东西，要么他觉得什么都是秘密，他不跟你讲。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总倾向于在平时含蓄地藏起自己，狂欢的时候再给力地互相追捧几句；到底自己在做什么东西，对方在做什么东西，完全没必要去了解。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塑造自己的形象，却忘了几乎没有一件有价值的学问是可以凭空造出来的——成就源于土壤，土壤的灌溉源于水和养料的分享。我觉得这也算是中国的青年作曲家们始终无法有群体性的质的进步，始终无法在观念上跟上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我有一个从德国回国的同行，每次他在online radio（因为大陆没有YouTube 和SoundCloud）听到好作曲家或好作品，都会在微信朋友圈分享。我不知道效果如何，所以前两天找他聊了一下。他说，啊，我觉得我们好像魏晋那时候的七贤士...
Anyway，愿明天一切会变好。
（2017年11月17日）
二，独行
就现阶段来说，写诗啊、影评啊什么的，远能带给我比写音乐更多的快乐。写曲儿最快乐的大概是附中的时候。或者可以这么说：你看到的世界越小，你觉得自己越牛逼，你写东西的时候就越快乐。后来你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遇到更多更好的同行，决定去寻求在声音上更大的突破，这个过程却往往是极其痛苦的。有的时候甚至不止是痛苦，是无助，绝望，心灰意冷。但你又不能妥协，一妥协就跌回原来浅薄的境界里去了。不管怎样，我觉得人活着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这既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也是对后辈同行的责任。既然你看到了一个可以去达到的彼岸，应当竭尽全力去通向它。你不应当在这个过程中爱慕虚荣，瞻前顾后，被一些没意义的事情牵绊。虚荣心不会把困苦变成坦途，把绝望转为希望；虚荣心只会制造坦途和希望的幻象，让你永远不再踏上荆棘，永远失去希望。
所以你当继续努力，哪怕独行。
（11月27日）
三，回蒙记
回到蒙特利尔, 车窗外闪现着熟悉的街道。黑黢黢的音乐楼，闪着银光的奶茶店，和那家我刚到这座城市时和同行碰过酒杯的啤酒吧……熟悉的夜景在冬日的寒风里变得萧条，一如我不安地跳动着的心……
搬来蒙市近三月，虽然也拿到一个小奖，有过且会有几次小演出，但却都是些旧作。在这三个月里，没有人约我写新作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委约。三个月的空档期是很长的。今天的时代百花齐放，因而也显得特别残酷。如果一个作曲家总是没有新作品问世（注意，是“问世”，不是写出来丢进柜子里），也就很快被遗忘了。McGill没有我研究生学校那样的官方名义下的新音乐中心，曾经躺在床上都能拿到JACK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需要投更多的application来换得至少是有一定档次的演出机会，而每一次投稿都像一次漫长的心理折磨……
有人说，只有强者才会对现状不满。我无所谓自己是不是强者（当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弱者），但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种类似激情或欲望的东西，这甚至和一个人是不是争强好胜没太大关系。对有些人来说它针对的可能是金钱和虚荣，对另一些人可能是头衔和认同。甚至对普普通通的人来说，激情和欲望也是无处不在的：对肉欲的需求、对升职的渴望，对打赢一把游戏的执念，对亲属聚餐时一定要喊得嗓门最大的偏执，等等……对我来说，以上这些却都可以是不重要的东西，我渴望那些虚无缥缈却闪闪发光的东西，那些无以名状却能流芳百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附中时当我遇到那么大的生存阻碍却坚持忍受和抗争的原因。我并不想赢任何人，甚至我都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能被同时代的人认同。我只想独自创造，像一颗恒星那样；让后人看到我的作品在历史中生辉，留下比我这个渺小的人更宏伟的生命力。
想来这其实是个简直大到不切实际的愿望。也许我根本没有，也不会有这样的实力；也许我只是时运不佳。又或许，正如一些人会说，说这些话的人不过是简单而天真……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评判，惟时间可以明鉴。
当时间浓缩成浩瀚汪洋从脑海掠过，那就又是漫长的创作、兢兢业业地投稿，和忐忑的等待，日复一日。
（12月5日）
四，反鸡汤
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和外卖有关的转发。大意是骑手因顾客地址输入有误，或自己没有读清楚地址而玩送到被点了差评。商家可怜这个看起来50多岁，家里还有一个孩子的骑手，遂写了一篇鸡汤文告诉读者，要“善待这个世界”。
抛开鸡汤文的性质不说，看起来这是一个事件。既然是个事件，那我觉得平台就应该调查清楚，到底是顾客没写清地址，还是骑手没读清楚导致的晚送到。如果是前者就不该仓促罚骑手，相反平台应该承担起责任和顾客去沟通；如果是后者，那就应该按规定罚骑手。鸡汤文在这一切都没写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煽情，有一定的盲目情感渲染的意味。
另一方面，我觉得骑手在做这份工作前应该清楚它的性质，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委屈。这和他的年龄及生活境况无关。他个人的不容易也许会让旁人感到更多的同情，但这却对很多可能活在更大的生存苦困中却没有得到关注的人是不公平的。作为旁观者，遇到类似事情应当首先刨问它的真相。为什么会有龃龉发生？现存的外卖制度（鉴于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参与其中）应该怎样改善，以避免更多类似的事情的发生？作为消费者，我们自己又可以做些什么？这样才可以拯救更多的生活不易、值得同情的外卖骑手；同时做为消费者，不受到权益的损害。现在这个鸡汤文想说明什么呢，除了能让一部分人慈悲心一阵大发，完后第二天照常下单催单点评之外？如此看来，类似这样的文章，其性质比起那些言情或煽情电影又有多少区别？
我们的社交网络充斥着太多这样无病呻吟、毫无实际意义的内容。我不反对感性，但我反对毫无意义的感性。一篇鸡汤文，那么多字，那么多泪点，却从不面对问题，指名实质，你说它是不是毫无存在意义？只有在一个冷漠、无情，而扭曲的社会里，它的公民才会选择用鸡汤文去逃避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付诸理性去试图解决问题。所以类似的东西实在是非常恼人。甚至当鸡汤成为主流，你都不能批评它。你批评它，大众反说你冷酷、有病。你只能沉默，但沉默却又是一个生来被赋予言语自由的人类最大的懦弱之一……
……我从来没有刻意想要成为一个叛逆者。
（11月18日）
五，一笑悬命
在居酒屋吃午餐，服务生女孩的T恤后面写着“一笑悬命”。
已经是11月的最后一周了，还有最后的几封申请信。然后躲到秘鲁去等结果，希望是一些好结果。
去年夏天有幸结识Adrien Trybucki，93年的小孩子。在布法罗我们一起喝酒，在巴黎去听他的音乐会，Philippe Hurel 的学生，一夏天参加了6个音乐节。我说你疯啦，我参加了2个都觉得多了。他笑笑不说话。
此后的大半年我却一直在后悔自己没能好好利用夏天多参加几个活动。这个圈子就是这么残酷。
眼前却是味增汤，啤酒，牛肉例饭，和三文鱼刺身。
气温倾城，一笑悬命。
（11月21日）
六，无题
今天和一位老教授聊到一些政治性的话题，和他谈起一个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的论调：在囚笼中寻找自由。老教授狡诘地一笑，迅速回应：我想聪明的中国人也应该能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也都是生活在笼中的。
不同于东方人的诗意（我们的哲学可以是周庄梦蝶这样的惟美故事），西方文明大体是建立在理性和思辨上的。作为理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思辨的基础，怀疑是西方文明的生存基础。我有过无数这样的经历，当你和一个西方的知识分子随便讲起一件什么事，他们会立刻把它套到自己的文化根基中，继而从中发现问题，而他们发现的问题往往是以植根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这有时候却也让那些西方的知识人永远无法真的了解中国，因为在当他怀疑，并且发表他的质疑和思辨的时候，他有时会忘了其实怀疑和思辨也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被给予，也可以被禁止。而通过思辨和怀疑发现的问题，它们和那些因为怀疑、思辨、异见都被禁止所以凸显出来的问题，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很多时候一个西方人只能理解前面那种，他不能理解后面那种。
我的这种感怀有时也变成一种忧伤，沉重地压在我的肩头。没有人能倾听我的泪水。
（12月2日）
七，事件和声音
关于某幼儿园娈童，网上有很多声讨。但我们更应该通过群众舆论呼吁坚持调查事情的真实来龙（而不是一些显而易见是在欲盖拟彰的文书）。是谁在组织这个事情？是园方，还是有人利用了幼儿园？园方上述公司对此事的知情度和涉事度的具体情况是怎样？这件事情究竟有多大？是个案还是只是某个冰山的一角？这是司法方面舆论应当关注的。
另一方面，受虐幼儿的后续工作有没有保障？有没有专门的心理医生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帮助？儿童的后续教育工作怎么进行？有没有相关政府或民间团体有条理地统一安排这方面的工作？这是社会成熟度方面，舆论应关注的。
……而不是仅仅去把人家的股票弄跌（好像最后也没跌），然后一片欢呼，好像自己终于做了回英雄一样.。
我觉得民间舆论（即民声）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权力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或是狼狈为奸的权力组织）企图打压和掩盖的丑恶，需要民间舆论的层层施压得到尽可能的揭露。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太不够了。我们的民间舆论基本上就包含三个内容：1，陪哭（认识不认识的人死了都一片悼念，美国人死了我们也跟着深切悼念）；2，撕逼；3，鸡汤和正能量（像我的杂文，估计80%以上都得算负能量，所以我这种人绝对应该被中国民间舆论抛弃，大家都应该不理我以保证社会的和谐）。而相比于一个发展健全的社会，我觉得以下是我们的民众所缺失的：
1，法治意识和法治观。
如果声讨的同时能带一些法制观念，那么声讨本事就会形成社会力量；不然那和重复一句口号也没有多大区别。甚至连口号都不是，纯粹是作秀。
2，独立思考的能力、意愿，和由独立思考而形成的群体性力量。
不能认为思考只是精英阶层的事情，我举个可能不合适的例子，你觉得特朗普在美国是怎么被选上去的？真的是被一群无脑的人哄上去的吗？那你太天真了。特朗普的当选是传统美国价值观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保守基督教徒、反多元主义（孤立主义）者中复苏的结果（我倒觉得中国城那帮大叔大妈选他才真的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一个由思考自由（所以思考自由是个中性词，它只代表一种状态，并无绝对褒义的情感属性在里面）造成的社会事件。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一些思维僵化、难以接受新事物的闭塞的人，完全是精英的反面，但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有思考的权利，他们运用了自己的权利，并且成功了。我举这个例子纯粹为了说明思考可以形成多大的力量。
3，社会介入度。
我们需要从心里建立起“自己不是木偶”的意识。我见过太多的人，思维活络得很，但总给我感觉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他还觉得这是看破世态炎凉的成熟。这不是成熟，是懦弱。
4，发表观点的勇气。
我们总是企盼有人来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关心的事情发声；有人来把所有事情都照顾到，把一切都安排好，让我们有幸福的生活。如果幸福的生活总是不到来，我们就欺骗自己正活在幸福中，以谋求一种犬儒主义的安详。我觉得这是在降低我们自己的人格。
一个总是企盼他人的人，最终只会被他人利用。人吃人是欲望，而欲望是天性。当他有遥控你的权力的时候，他是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为你谋求福祉的；他一定会先想办法让你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再适当做一点施舍，免得你造反。这是最最原始的人性，甚至都谈不到政治的层面。成熟的政体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党政分离、权力分立的制度，就是为了防止一部分人完全被另一部分控制。我们的政体没有这样的设立，我们的人民应自己建立起这样的意识。
说太多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勇敢。来点正能量吧：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善待。
（11月24日）
圣法米随笔集
写作并整理于2017年9月至10月，于蒙特利尔圣法米街寓所。
一，社会普遍认知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中国艺术家不都是心底里反对他们政府的吗？难道这不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吗？
我希望这位朋友是对的。可我觉得他可能高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或至少高估了“艺术家”这个词在中国所指代之人群的纯粹性。我们这个体制最厉害的一点，在其渗透性。它渗透到每个行业最细微的地方，把主流的声音都变成“我们的声音”，再把不主流的声音千方百计弄到最小，最后弄消失。一个长期活在这样的体制里的人，其心境是会发生变化的。这是个很简单的心理现象，你把很多17、18世纪的聪明人原封不动放到今天，他们也会变成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但当时他们一样也可能是一个奴隶制的拥护者，或歧视女性者。艺术家的天性中当然包括自由、异议的部分；毫无疑问，艺术家首先要有个性，其次才好创作（所以“学究”和“艺术家”是有很大区别的）。但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塑造是超越个性的；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越他（她）的社会而活。“活在社会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一种叫“社会普遍认知” （prototypes）的东西洗脑的过程。一个人当然有在一个社会中支持和反对的权利，看上去正是所有他支持和反对的东西加在一起，给了他“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之综合的印象。可这是个骗局。这些加在一起的东西所说明的，并非世界真实之模样，而仅仅是这个人所生活之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他在种种被社会给予的prototypes里得出的幻象。
一个从不曾久住于欧洲，真正融入欧洲社会的人，他眼中的欧洲就不可能是真实的欧洲，而不过只是他这个国家或地方的人所认为的欧洲。同理，一个久住于中国的艺术家；一个长期浸淫在中国特殊体制下的人，他眼里的“世界”——西方、“我方”、等等，也和这个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无法不受到他的社会之“主流的声音”带给他的影响和压力。更何况在“主流的声音”几乎就是惟一正确的声音的社会体制下，这种压力可能是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很难体会的。受到他所接触的、他的社会的所有关于“西方”、“欧美”等prototypes带给他的影响（其实西方人接触的关于中国人、亚洲人的prototypes，其原理是一样的），即使他是“反对政府”的；即使“反对政府”是他自己的内心所作的选择，他的“反对政府”也很可能带有——在非中国或不定居中国的艺术家看来——嗫嚅、复杂、滑稽、难以理解的部分。当然也会有人作出“不反对政府”的选择，这也并非任何一个个体的毛病或不足。甚至在历史盖棺定论之前，它都不能算是毛病，至多算是一种立场。
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突然唱起红歌，他应该继续受人尊敬吗？也许你家的墙上应该多挂一张海德格尔的相片。
二，情怀
情怀也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东西。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只剩下一堆空洞而动人的句子，只剩下“情怀”而失去了实际内容，那和死了就没什么区别了。
三，作曲一二谈
如果看一个年轻作曲家对作曲到底学透了多少，有时候是不能光听（或看）他（她）作品表面的。表面是可以模仿的，聪明的人仔细看三遍Salvatore Sciarrino的谱子，也能把曲子写得 “像”Sciarrino；但如果他对作曲真正的了解还停留在梅西安、布列兹，甚至德彪西、巴托克，那他总有一天还是会“写回”这些东西的。人只擅长做自己所理解的东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你不擅长、不理解的，那你不但做不好，恐怕连想做的意愿都不会有。所以要想写好东西，不写落后的、“别人已经写过且丢弃”的东西，并且在自己脑子里清楚建立这样的认识和自觉，还是应该认真把作曲当作一门学问（一种历史和科学）去研究，而不仅仅是灵感的临摹，随性的挥洒，“跟着感觉走”。感觉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学问才会使人进步。对艺术敏感（也就是有才）的人很多，从一个敏感者到从艺者，则须要一个艰深的，从感性到理性、从无知到理解的求索过程，而这是很长很难的。当然一个人未必一定要成为艺术家，他可以选择去做普通人或成为一个明星。当你成为一个明星的时候，你想把自己叫成什么都可以，任何试图戳破你的人，你都可以用自己的名声轻易压死他（当然你也可以宽宏大量地一笑而过，效果可能更好）。当然，你应该把握好分寸，不然一不小心成了丑星，就贻笑大方了。
2009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的第一个作曲老师（他严格意义上甚至还不算我第一个老师）递给我一本厚厚的谱集，我当时翻了一翻，看不太懂。我勃然大怒，这他妈什么东西？老子学了六年作曲了，这是在侮辱我吗？于是我捧着谱子跑过去问他，他回答我说：
"It's your path to the world of contemporary music."
后来这本谱子被我上上下下翻了很多遍，翻了很多遍以后，我的生活也没有变得更好。可我想我还是改变了一些。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我心中缓缓打开，很长时间里我装这个世界的逼，我把它挂在嘴边，可直到现在我在渐渐看清通向它的路在哪里。我觉得，这是进步，应当感到高兴。
四，林和马丁
肯扬-马丁最近发布了一个“歧视”林书豪的帖子。我觉得林在NBA被“特殊对待”是很正常的事情。除去肤色的不同，那个联盟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粗人。出身贫民窟一路打拼最后拿到大合同是它标配的励志故事，而林是一个在哈佛拿到学位的高材生，不打篮球也可以拥有很好的人生。这就好比一群白手起家，靠天分、实力加运气最终成功的实业家里突然混进一个正牌的贵族。不同种类的人互相膈应，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心理。大家以此调侃一下，只要不过火，我觉得都是可以宽容的。难道这不就是民主吗？民主不就是让一群不一样的人和平相处吗？林和马丁只要不突破和平的界线，他们就应当有互相玩笑的权利。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歧视”的界限都放得这么低，那只会滋生没必要的受害者心理，最后也不过从一种社会扭曲过渡到另一种社会扭曲。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使命里都包括自我价值这一项，如果别人看不到，就努力证明给他看，而不是去哭诉“别人看不到我的价值”这件事情。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这跟它有没有歧视没什么关系。在一个对自己不公平的世界里取得成功，这本身也是一种荣耀。这点林书豪就做得很好。
五，政治正确和正确的政治
在秘鲁有一道传统印加菜：cuy，即几内亚猪，或称荷兰猪、豚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的人可以自行谷歌，事实上我推荐你这么做。我的《孤独星球》将它作为佳肴隆重介绍，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豚鼠在印加地区主要作物食料而非宠物进行辩解。其主要论据如下：
1，豚鼠在印加被食用已有千年历史，是当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2，豚鼠被食用几世纪后，才由南美传入欧洲，后因偶然机遇，成为当时欧洲贵族的时尚宠物，最终慢慢在宠物界流行起来。也就是说，它天经地义首先是食料，其次才有宠物、科学样本等其它的身份。
3，豚鼠肉富含蛋白质，营养丰富，味道鲜美，食用价值高。
我读后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假如把上面三条中的“豚鼠”换成“狗”，似乎也并无违和感。可事实上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知道你来自一个吃狗肉的国家”，那就是谩骂，是赤裸裸的歧视。我们抛开食用这些动物是否道德不说，同样是争议食材，为什么一个能被西方人当作地区文化，另一个却要被无情地羞辱？
其实从孤独星球的这篇文章中即可管中窥豹。文章说，在15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印加地区之后，食用豚鼠并没有被禁止；相反，在此后当地教堂“最后的晚餐”之绘图中（大量西方教堂都会绘制该主题），多次出现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食用豚鼠的画面。它至少说明了一点：豚鼠是西方人自己也在食用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更直接的例子还有感恩节的火鸡。
其次，食用豚鼠（可能）是印加人独有的饮食文化。而印加文明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遭到了惨无人寰的毁灭。数以万计的原住民被屠戮，城邦沦为废墟，民族就此绝断。直到半个多世纪前，印加遗址的废墟才被逐渐开始挖掘，由殖民者保存下来的史料才逐渐被开始研究。但是，原先灿烂的文明已不可能复现了。豚鼠烹饪作为仅存的带有传统印加印记的文化标志之一，其被保护也显露了某种西方人的歉意之心。但这种歉意之心却依然是自我中心的；它无法禁受任何的横向比较。若是华夏文明也曾被如此劫掠（我们确实曾被劫掠，但至少未予覆灭），是否今天到中国来旅游的西方游客就都应该尝尝狗肉，作为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又是否就因为我们没有被覆灭性地劫掠，玉林、朝鲜族地区等出于文化习俗而食用狗肉的传统就理应被不公正地抨击呢？
豚鼠和狗的例子很好地体现了西方中心论的全球政治倾向。在西方世界主导政治话语权的今天，任何对它的挑战都成了政治不正确。可在形形色色的“正确的政治”中，却又存在着荒谬的部分。这里有历史遗留的原因，更多却是被包装得很精美的，但却很纯粹的歧视：以西方人对待秘鲁人食豚鼠的态度而言，他们指责“中国人吃狗肉”已经构成歧视；而无论一个西方人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指责的话，只要他心存这个观念，就已是歧视。无论一个人将歧视的门槛放得多高，他（她）都不该否认这种无形的歧视。类似的例子几乎无处不在，“正确的政治”却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它们最好的保护伞。
最后我想说，如果你是动物保护者，或因个人情感等有理有据的原因而拒食狗肉，我尊重并支持你（我相信你也是不会去吃豚鼠肉的）。但请不要脑残一样地去抨击或伤害那些因文化或个人情感原因，保持实用狗肉习惯或行为的人。他们有保存和保护自己文化尊严、坚持自己行为方式的权利，而你却并没有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给他的权利。同时，当你面对不同意识形态之人对你的文化进行不公正的指责时，应当辩护，应当据理，而不该怯怯地扭过头，反为自己国家正遭受着不公正言论的行为而羞愧。豚鼠肉、狗肉究竟从道德（或其它方面）上应不应该吃，我本人没有答案。但对于同这一类的行为，这个世界应当采取一样的对待标准。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政治。
六，独立，不独立
加泰罗尼亚闹独立，包括巴塞罗那足球队等有较大公众效应的机构都在积极响应，并呼吁西班牙国家政府尊重每个人的民主权利。我很想知道这个愈演愈烈的国际事件对中国民众有什么影响，于是上网翻了翻评论。结果我看到了这些：
“西班牙，反华急先锋，就应该给它分裂了。”
“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应该搞得四分五裂的，到时你们就知道还是我们的体制好。”
“日本什么时候分裂？”
……
再一次地，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在某些国家，知识分子爱国是可以爱出抑郁症的。
有人说我不应该只关注那些“社会最底层”、“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假如我“往上”看一点，会发现“我们还是在越变越好”的。可是我还真就是很关注“底层”的声音。知乎、豆瓣上的声音我也关注，但长期使用知乎和豆瓣的毕竟（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一定思想的人。这些人放在哪个国家都不会是大众；反过来说，有些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意识问题，和思想、文化程度的高下没什么关系。加泰罗尼亚的工人正在罢工，他们思想很深刻吗？
其实对于加省独立运动，我惟一比较关注的是，当某一种声音占了上风，开始制造社会波澜，甚至开始闹事的时候，它是否也同时开始了一种多数人暴政？如果这个“暴政”最终决定了整个事件的走向，那么这还能算是民主的胜利吗？
也许西班牙还是不分裂的好，省得可怜的中国人去完马德里想再去巴塞罗那，却发现又要申请一个新的签证。
七，无题
有一个人，当他逐渐成为你最嫉妒的人时，他自杀了。于是他转而成了你最敬仰的人。
八，一篇官辞
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女孩子都有一个错误的心理，认为任性是一种可爱。任性不是可爱；懂礼貌、有教养、解人意，这才是可爱。换言之，只有好人才会显得可爱；自私的人只会让人可气。当然，我可以站在一个歧视女性的角度说，没关系，女孩子漂亮就可以。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的漂亮所吸引的时间是短暂的；当漂亮被习惯以后，它之外的东西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至少对我而言，无论异性还是同性，一个人的有些特质我会欣赏，有些我会厌恶，也有些会厌恶到不可忍受；这些最基本的标准不会也不应因为这个人的性别和长相而发生变化。
九，演出随笔
以下为我本人于9月15、16日在美国佛蒙特州演出作品时记下的随笔。第一篇记于第一场演出前；第二篇记于第一场演出后。
❉ ❉ ❉
在明晚于伯灵顿艺术中心的“大”演出前，今晚的第一场演出设在伯灵顿西边的一个度假中心。在中国，度假中心的特定象征就是闹哄哄的一片人和遍地的宰客场。但在西方，这个词可以是完全另一个意思。一年夏天我曾在游玩途中偶遇一个美国中西部山区的度假小镇，镇中心是个露天溜冰场，四周包围着高档出租公寓，底商遍布着私人画廊和艺术品店。那个小镇还有一个表演中心（Performing Centre），我对它印象很深，因为我去的前几天正好是王羽佳的音乐会。
总之在西方，度假区可以是没有围栏、不需要门票的。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巴尔贝克海滨浴场，它可以算作旧时贵族疗养胜地在今天的遗风。因此偏僻的度假区有高级艺术沙龙是很常见的事情，而今天它早已不仅仅只对富人才开放了。像今天这样的全场当代音乐，虽鲜见，却有迹可循。主办方对我说，甚至有人从旁边的隐水镇 (Waterbury) 和佛蒙特蒙彼利埃专程来听他们的音乐会。
TURNmusic——今天的演出团体——要演奏包括我的作品在内的5首21世纪创作的作品。我对这个佛蒙特当地的合奏团几乎没有任何了解。我赢了他们的新作品奖之后立刻答应前来主要是因为：1，我没来过，所以正好玩一下；2，奖金条件（相比同等级的其它新作品奖）相当不错。乐团的实际水平远远超出我的预计（考虑到佛蒙特并不是严肃音乐的大州，更别说当代音乐）。他们提前一个星期开始准备所有的作品。这个星期内我收到不下五六封指挥发给我的邮件，有关于乐谱上细微不明处的，也有对一些不常见的、她拿不准的技法和声音的咨询，事无巨细，且非常礼貌，我很感动。乐队成员对待作品也很认真，并没有因为我是相对社会资历最浅的作曲家而区别对待我的作品。甚至对每一个微分音的音高、每一个音色的追求，他们都努力做好。这种对待当代音乐的态度已接近欧洲的合奏团。今天的整个排练我没有提任何一个音响上的问题。无论是弓在弦上的位置、弓子触弦部位，还是其它非传统的音色，几乎都很好，这在所有美国的合奏团里是非常少见的。这与他们自己的高水平有关，也与指挥提前了很久就一一向我咨询也有关。这让我感觉到，美国人是可以演奏当代音乐的，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先学会去接受它。
目前所发生的一切让我对晚上和明天的演出有了更多的期待，也有了更多的使命感：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拿钱走人的过场，而是一群愿意普及当代音乐的人在努力做好艺术。我期待观众的回馈，我也会去读当地媒体的乐评，我同样也希望这样的音乐会在世界各地能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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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结束，小木屋基本坐满了，这个厅的音响大大超出我的预期（考虑到并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观众大多是来这里度假的周边民众，也有专程赶来的附近镇上的居民，除了合奏团“自己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节目单是五首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有非常美式主流的曲子、“摇滚”，还有一首非常好的长度独奏曲，是一个拿过古根海姆奖的女作曲家写的。“precoda”不算我最抽象的作品，但已经是今晚最抽象的作品。出乎意料，一演完就有人起立鼓掌。演出结束后我收到了各式各样“奇怪”的、“不专业”的回馈和疑问，但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听众（和演奏员）对这样的声音的兴趣。我看到他们在努力于其中寻找意义。其中的一些是我希望表达的，还有一些是出乎我意料的，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好的。
Eivind Buene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说，艺术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出于不同背景，可能会在一个作品中“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甚至是对创作者而言“错误”的东西。这恰恰是艺术动人的地方：当它展现了足够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所组成的巨大的纵深，可让一个人深深入迷。你可能到不了贝多芬的高度，所以你可能无法像贝多芬那样地去理解他自己；但这不是你抛弃贝多芬，而转向林宥嘉的理由。因为每个人，无论你是农民还是教授，听完林宥嘉的感觉都是类似的——那只是些非常感性的流行歌而已，不会再多了。这个世界当然需要林宥嘉们，因为我们需要娱乐，需要情感的释放；但不能只有这些。这样的作品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快乐，只能带来接受者肤浅的享受和创作者泡沫般的虚荣。快乐源于未知；它源于探索。快乐源于无尽的不解和不满所带来的前进的动力。今天我听了不下十段让我感到惊异，甚至不知如何作答的陈述和疑问；但每个问我的人，我发现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不再是那个坐在座位上保持同一种表情甩头挥拳鼓掌叫好的听众；他们得到了某些更深层的刺激。有某些东西在他们心中激起了涟漪。于是他们站起来，找到作曲家，去询问，去寻找答案。我想，这就是艺术一直以来的意义。
我也很感谢合奏团的指挥。面对非专业的观众群体，她试图用形象化的言语去解释每一个作品。当她谈到那个长笛独奏曲中的multiphonics时，她说，你们会听见一些很有意思的用长笛演奏出来的和弦（长笛被“一般认为”是一种单音乐器）；在谈到我在各种弦乐上的非传统音色时，她说，你们要注意听那些你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音色，你们会为弦乐器居然能发出这样的声音而感到吃惊。她是我见过的一位极好的当代音乐普及者。常见的当代音乐人要么自己极度肤浅，要么极度鄙视那些肤浅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造成今天的严肃音乐圈（或新作品圈）完全割裂的主要原因（今天，甚至当两个人站到一起谈论“当代音乐”，他们谈论的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所以我钦佩那些能找到办法让“肤浅”的听众对“深刻”的东西感兴趣的人。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热爱艺术。很多其他人，包括有时的我自己在内，更多只是为了彰显一种“我就是比你深刻”的盲目自大的优越感而已。而我反思它是可笑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使命是帮助更多的人接近，并了解自己。艺术应和哲学一样，承载着理性的启蒙。如果艺术家天天自己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启蒙，而他们自己恰恰就变成一堆最不理性的怪物了。
大概是远离大城，我真心实意地感受到了淳朴的民意和善良的接待。啤酒、披萨、温馨的住宿小屋一样不少，让我有一种想要永远生活在这里的冲动。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我的随身背包里，放着写到一半的新作品。未来的路还很长。明天的演出结束后，我将重新踏上旅程。也许我并没有太突出的能力，但我相信（我也看到），会有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地尽一己之力摇曳着微弱的花火，也许有一天，就将有一片新的星河，照亮人类文明前进的征途。
到了那时，我亲爱的朋友们，请以我们为傲。
十，中国特色其一
绝大多数时候，如果不是对方实在对我太过分，或实在傻逼到无可救药，我都是愿意抛开个人的偏见，以尽量同样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人的。但我也希望和我交流的人能处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除非你对我有强烈的个人感情，我也许可以原谅你；但宽容和原谅并不代表接受）。我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禁锢和智识层次，我也在试图学习去理解和习惯人和人本性、眼界，和教育上的差异，将智者和愚者从人性的角度视为平等的个体。但这不代表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无限制地向我施压，骚扰我的生活；同化我，改变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我，和所有人一样，是独立的个体。我有选择的权利，也同样有拒绝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和拒绝大多并不以唐突的方式发生。志同道合者并非萍水相逢，一拍板突然就成了战友；分道扬镳者也不是突然就势不两立的。人是情绪的产物。当一个人决定一件事情的发生时，他会顾及自己的情绪，也会考虑他人的感受，这是基本的情商。因此当你在做一件事情，无论它本身在你看来是多么正确，它的源头或背景是多么崇高，甚至在道德上它是多么无可厚非，而你本身又是多么投入，如果你无法同时顾及对方的感受，那么最终也只能造成对他人的侵犯。我为什么不能苟同儒家思想中纲伦的部分，就是因为它把某些人与人的关系看得超越于人本身，也就把人从平等、独立的个体变成了权力者与服从者这样简单粗暴、亘古不变、环环相扣的关系网。在这样的网中诞生的人，从他生命的起始便连同他的思维模式一道跌入命运的深渊中了。
纲伦对一个人潜意识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曾关注过一些长期留学西方的国人，在常年旅居他乡之后，其思维状态与价值观却并未产生太大的改变，甚至在一些看似无关的小事上入木三分地体现。前一段爆出的哥伦比亚汉学系被开除的学生即为一例（我十分怀疑与这位学生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大多可能没有到被开除那么极端），那些拜把子兄弟姐妹泛滥的中国同学圈也是一例。（我不怀疑这种兄弟或姐妹情的真挚，但毫无疑问，“哥哥”或“弟弟”之称谓的存在首先就规定了一种地位的象征与权力的分配；而它的产生却可能完全不之于能力，而是先天的生辰。）这样“风格”的聚会在西方人中是很难见到的。至今我依然并不习惯被叫“学长”或“师哥”，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听到学弟学妹们直接叫我的名字。
这种因纲伦而产生的“差异”还体现一些看似无关的地方。在中国，长辈永远是长辈，长辈的爱必须被后辈（无论是否是以后辈感到舒适的方式）无条件接受。而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后辈到长辈，从“无条件接受”到“无条件付出”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心理循环：因为我无条件地接收过，所以当我无条件地付出时，你也应当无条件地接受我。假使你不接受，我就一直付出，直到你接受我，这样的人却往往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却被当作最高尚、最善的人，继而成为人们学习的目标。没有人去关注他的“善行”是否是建立在对他人无休止的道德绑架之上的（在中国，道德绑架有时甚至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有时即使一个中国人改换国籍，表面上接受西方文化、信仰西方宗教之后，这种思维方式却依然有可能留在他人格深处，影响他的思维与行事。
有人说这是文化差异问题。错。京剧、七律绝句、国画，它们和交响乐、英雄体、油画，属于文化差异。人人平等和君臣父子却不是文化差异，而是进步与落后，就好比民主与独裁也不是社会差异，也是进步与落后。如果一个人因为某种自尊而不能承认这一点，那么他显然是愚昧的，因为愚昧而反而显得骄傲，更是可笑的。
十一，不争
胡乱翻了一些艺术类的自媒体文章，其核心问题都大同小异：泛泛而谈，空洞无味，夹杂着词语的堆砌和写作者的无知。你把他（她）们评论一个作品的套词放到另一个完全不同作品上面，依然天衣无缝。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化问题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才有了主旋律当道，离主旋律越近、越“无害”的东西就越能被广泛接受的艺术现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绝大多数，甚至看似无关的艺术事件，其实都是同一种意识形态推动的结果（随意举几例：《战狼2》的票房飘红、李云迪的红色钢琴，及殊途同归的艾未未的中指，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做艺术文化传媒的人：他们能写什么？写来写去也只有有限的一些内容和套话。这些文章看多了，我也不免有种厌恶感和幻灭感。艺术人不是英雄，不是战士，英雄和战士需要强大的意志和绝对的纪律；而历史中最好的艺术家却大多生来彷徨，天性敏感且易碎，完全是它的反面。艺术人不该去解决，哪怕是提出政治问题。他们应该被政治保护，而不是诚惶诚恐地去与其抗争。换句话说，如果一代，甚至几代艺术人都需要背井离乡，抑或藏起自己的灵魂才能换得艺术的自由和权力，那这无疑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利马集
作于2017年后半年，17年12月整理于秘鲁利马。
一，竹林碎语
躺在床上睡不着，读了几篇写中国作曲家的自媒体文章，其中有一篇写一位留法作曲家的心路历程，看完颇为感慨。可是随后我又想，其实他现在在国内的名声是比在法国大的。这里面有西方人对“外来”人员的接受问题，但日本人、韩国人，他们在西方音乐的世界里也是“外来”人员。但韩国有Unsuk Chin，日本有不下五六个作曲家都活在一线（两个国家准一线的可能人数翻倍）我们连它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这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我出国几年的感受，我觉得可能在日本和韩国的作曲专业圈，当一个人说起当代音乐，这个词和在欧洲和北美的专业圈是一个意思；在中国，可能就差一点。在中国大多数时候，当一个人说“当代音乐”的时候，它更接近北美的商业音乐。我觉得这是个认知上的问题。中国大陆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对当代严肃音乐的了解和认知。世界范围内大量的活跃在一线和准一线的青壮年作曲家在中国的曝光度与被了解度接近于零；少数了解和关注当代音乐走向和发展的中国作曲家散落各地，无法形成群体性的力量，无法对中国大陆的现状产生积极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任何其它音乐几乎都可以走进我们的学院和民间，成为“当代音乐”，以当代音乐的名义被追捧、被繁荣，直至自娱自乐的狂欢。我对这些音乐本身倒没有意见，但它们应该回到它们应该在的地方，把我们的学院让给学院该做的事情。
出国十余年，很少能得到机会与中国大陆的同行好好聊聊作曲。在欧柏林我最好的同行朋友是我的导师，在波士顿是美国人、香港人、巴西人，和冰岛人。和绝大多数的中国同行聊作曲，你会发现要么你们说得根本不是同一件东西，要么他觉得什么都是秘密，他不跟你讲。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总倾向于在平时含蓄地藏起自己，狂欢的时候再给力地互相追捧几句；到底自己在做什么东西，对方在做什么东西，完全没必要去了解。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塑造自己的形象，却忘了几乎没有一件有价值的学问是可以凭空造出来的——成就源于土壤，土壤的灌溉源于水和养料的分享。我觉得这也算是中国的青年作曲家们始终无法有群体性的质的进步，始终无法在观念上跟上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我有一个从德国回国的同行，每次他在online radio（因为大陆没有YouTube 和SoundCloud）听到好作曲家或好作品，都会在微信朋友圈分享。我不知道效果如何，所以前两天找他聊了一下。他说，啊，我觉得我们好像魏晋那时候的七贤士...
Anyway，愿明天一切会变好。
（2017年11月17日）
二，独行
就现阶段来说，写诗啊、影评啊什么的，远能带给我比写音乐更多的快乐。写曲儿最快乐的大概是附中的时候。或者可以这么说：你看到的世界越小，你觉得自己越牛逼，你写东西的时候就越快乐。后来你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遇到更多更好的同行，决定去寻求在声音上更大的突破，这个过程却往往是极其痛苦的。有的时候甚至不止是痛苦，是无助，绝望，心灰意冷。但你又不能妥协，一妥协就跌回原来浅薄的境界里去了。不管怎样，我觉得人活着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这既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也是对后辈同行的责任。既然你看到了一个可以去达到的彼岸，应当竭尽全力去通向它。你不应当在这个过程中爱慕虚荣，瞻前顾后，被一些没意义的事情牵绊。虚荣心不会把困苦变成坦途，把绝望转为希望；虚荣心只会制造坦途和希望的幻象，让你永远不再踏上荆棘，永远失去希望。
所以你当继续努力，哪怕独行。
（11月27日）
三，回蒙记
回到蒙特利尔, 车窗外闪现着熟悉的街道。黑黢黢的音乐楼，闪着银光的奶茶店，和那家我刚到这座城市时和同行碰过酒杯的啤酒吧……熟悉的夜景在冬日的寒风里变得萧条，一如我不安地跳动着的心……
搬来蒙市近三月，虽然也拿到一个小奖，有过且会有几次小演出，但却都是些旧作。在这三个月里，没有人约我写新作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委约。三个月的空档期是很长的。今天的时代百花齐放，因而也显得特别残酷。如果一个作曲家总是没有新作品问世（注意，是“问世”，不是写出来丢进柜子里），也就很快被遗忘了。McGill没有我研究生学校那样的官方名义下的新音乐中心，曾经躺在床上都能拿到JACK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需要投更多的application来换得至少是有一定档次的演出机会，而每一次投稿都像一次漫长的心理折磨……
有人说，只有强者才会对现状不满。我无所谓自己是不是强者（当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弱者），但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种类似激情或欲望的东西，这甚至和一个人是不是争强好胜没太大关系。对有些人来说它针对的可能是金钱和虚荣，对另一些人可能是头衔和认同。甚至对普普通通的人来说，激情和欲望也是无处不在的：对肉欲的需求、对升职的渴望，对打赢一把游戏的执念，对亲属聚餐时一定要喊得嗓门最大的偏执，等等……对我来说，以上这些却都可以是不重要的东西，我渴望那些虚无缥缈却闪闪发光的东西，那些无以名状却能流芳百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附中时当我遇到那么大的生存阻碍却坚持忍受和抗争的原因。我并不想赢任何人，甚至我都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能被同时代的人认同。我只想独自创造，像一颗恒星那样；让后人看到我的作品在历史中生辉，留下比我这个渺小的人更宏伟的生命力。
想来这其实是个简直大到不切实际的愿望。也许我根本没有，也不会有这样的实力；也许我只是时运不佳。又或许，正如一些人会说，说这些话的人不过是简单而天真……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评判，惟时间可以明鉴。
当时间浓缩成浩瀚汪洋从脑海掠过，那就又是漫长的创作、兢兢业业地投稿，和忐忑的等待，日复一日。
（12月5日）
四，反鸡汤
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和外卖有关的转发。大意是骑手因顾客地址输入有误，或自己没有读清楚地址而玩送到被点了差评。商家可怜这个看起来50多岁，家里还有一个孩子的骑手，遂写了一篇鸡汤文告诉读者，要“善待这个世界”。
抛开鸡汤文的性质不说，看起来这是一个事件。既然是个事件，那我觉得平台就应该调查清楚，到底是顾客没写清地址，还是骑手没读清楚导致的晚送到。如果是前者就不该仓促罚骑手，相反平台应该承担起责任和顾客去沟通；如果是后者，那就应该按规定罚骑手。鸡汤文在这一切都没写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煽情，有一定的盲目情感渲染的意味。
另一方面，我觉得骑手在做这份工作前应该清楚它的性质，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委屈。这和他的年龄及生活境况无关。他个人的不容易也许会让旁人感到更多的同情，但这却对很多可能活在更大的生存苦困中却没有得到关注的人是不公平的。作为旁观者，遇到类似事情应当首先刨问它的真相。为什么会有龃龉发生？现存的外卖制度（鉴于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参与其中）应该怎样改善，以避免更多类似的事情的发生？作为消费者，我们自己又可以做些什么？这样才可以拯救更多的生活不易、值得同情的外卖骑手；同时做为消费者，不受到权益的损害。现在这个鸡汤文想说明什么呢，除了能让一部分人慈悲心一阵大发，完后第二天照常下单催单点评之外？如此看来，类似这样的文章，其性质比起那些言情或煽情电影又有多少区别？
我们的社交网络充斥着太多这样无病呻吟、毫无实际意义的内容。我不反对感性，但我反对毫无意义的感性。一篇鸡汤文，那么多字，那么多泪点，却从不面对问题，指名实质，你说它是不是毫无存在意义？只有在一个冷漠、无情，而扭曲的社会里，它的公民才会选择用鸡汤文去逃避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付诸理性去试图解决问题。所以类似的东西实在是非常恼人。甚至当鸡汤成为主流，你都不能批评它。你批评它，大众反说你冷酷、有病。你只能沉默，但沉默却又是一个生来被赋予言语自由的人类最大的懦弱之一……
……我从来没有刻意想要成为一个叛逆者。
（11月18日）
五，一笑悬命
在居酒屋吃午餐，服务生女孩的T恤后面写着“一笑悬命”。
已经是11月的最后一周了，还有最后的几封申请信。然后躲到秘鲁去等结果，希望是一些好结果。
去年夏天有幸结识Adrien Trybucki，93年的小孩子。在布法罗我们一起喝酒，在巴黎去听他的音乐会，Philippe Hurel 的学生，一夏天参加了6个音乐节。我说你疯啦，我参加了2个都觉得多了。他笑笑不说话。
此后的大半年我却一直在后悔自己没能好好利用夏天多参加几个活动。这个圈子就是这么残酷。
眼前却是味增汤，啤酒，牛肉例饭，和三文鱼刺身。
气温倾城，一笑悬命。
（11月21日）
六，无题
今天和一位老教授聊到一些政治性的话题，和他谈起一个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的论调：在囚笼中寻找自由。老教授狡诘地一笑，迅速回应：我想聪明的中国人也应该能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也都是生活在笼中的。
不同于东方人的诗意（我们的哲学可以是周庄梦蝶这样的惟美故事），西方文明大体是建立在理性和思辨上的。作为理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思辨的基础，怀疑是西方文明的生存基础。我有过无数这样的经历，当你和一个西方的知识分子随便讲起一件什么事，他们会立刻把它套到自己的文化根基中，继而从中发现问题，而他们发现的问题往往是以植根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为基础的。另一方面，这有时候却也让那些西方的知识人永远无法真的了解中国，因为在当他怀疑，并且发表他的质疑和思辨的时候，他有时会忘了其实怀疑和思辨也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被给予，也可以被禁止。而通过思辨和怀疑发现的问题，它们和那些因为怀疑、思辨、异见都被禁止所以凸显出来的问题，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很多时候一个西方人只能理解前面那种，他不能理解后面那种。
我的这种感怀有时也变成一种忧伤，沉重地压在我的肩头。没有人能倾听我的泪水。
（12月2日）
七，事件和声音
关于某幼儿园娈童，网上有很多声讨。但我们更应该通过群众舆论呼吁坚持调查事情的真实来龙（而不是一些显而易见是在欲盖拟彰的文书）。是谁在组织这个事情？是园方，还是有人利用了幼儿园？园方上述公司对此事的知情度和涉事度的具体情况是怎样？这件事情究竟有多大？是个案还是只是某个冰山的一角？这是司法方面舆论应当关注的。
另一方面，受虐幼儿的后续工作有没有保障？有没有专门的心理医生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帮助？儿童的后续教育工作怎么进行？有没有相关政府或民间团体有条理地统一安排这方面的工作？这是社会成熟度方面，舆论应关注的。
……而不是仅仅去把人家的股票弄跌（好像最后也没跌），然后一片欢呼，好像自己终于做了回英雄一样.。
我觉得民间舆论（即民声）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权力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或是狼狈为奸的权力组织）企图打压和掩盖的丑恶，需要民间舆论的层层施压得到尽可能的揭露。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太不够了。我们的民间舆论基本上就包含三个内容：1，陪哭（认识不认识的人死了都一片悼念，美国人死了我们也跟着深切悼念）；2，撕逼；3，鸡汤和正能量（像我的杂文，估计80%以上都得算负能量，所以我这种人绝对应该被中国民间舆论抛弃，大家都应该不理我以保证社会的和谐）。而相比于一个发展健全的社会，我觉得以下是我们的民众所缺失的：
1，法治意识和法治观。
如果声讨的同时能带一些法制观念，那么声讨本事就会形成社会力量；不然那和重复一句口号也没有多大区别。甚至连口号都不是，纯粹是作秀。
2，独立思考的能力、意愿，和由独立思考而形成的群体性力量。
不能认为思考只是精英阶层的事情，我举个可能不合适的例子，你觉得特朗普在美国是怎么被选上去的？真的是被一群无脑的人哄上去的吗？那你太天真了。特朗普的当选是传统美国价值观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保守基督教徒、反多元主义（孤立主义）者中复苏的结果（我倒觉得中国城那帮大叔大妈选他才真的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一个由思考自由（所以思考自由是个中性词，它只代表一种状态，并无绝对褒义的情感属性在里面）造成的社会事件。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一些思维僵化、难以接受新事物的闭塞的人，完全是精英的反面，但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有思考的权利，他们运用了自己的权利，并且成功了。我举这个例子纯粹为了说明思考可以形成多大的力量。
3，社会介入度。
我们需要从心里建立起“自己不是木偶”的意识。我见过太多的人，思维活络得很，但总给我感觉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他还觉得这是看破世态炎凉的成熟。这不是成熟，是懦弱。
4，发表观点的勇气。
我们总是企盼有人来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关心的事情发声；有人来把所有事情都照顾到，把一切都安排好，让我们有幸福的生活。如果幸福的生活总是不到来，我们就欺骗自己正活在幸福中，以谋求一种犬儒主义的安详。我觉得这是在降低我们自己的人格。
一个总是企盼他人的人，最终只会被他人利用。人吃人是欲望，而欲望是天性。当他有遥控你的权力的时候，他是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为你谋求福祉的；他一定会先想办法让你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再适当做一点施舍，免得你造反。这是最最原始的人性，甚至都谈不到政治的层面。成熟的政体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党政分离、权力分立的制度，就是为了防止一部分人完全被另一部分控制。我们的政体没有这样的设立，我们的人民应自己建立起这样的意识。
说太多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勇敢。来点正能量吧：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善待。
（11月24日）
© 2018 by Zhuosheng 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