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城/文
嘴炮和呻吟——文十九篇
这个集子收录了2018年8月前的十九篇杂文和散文。
论思维的独立
我想可以做到有独立想法的人可能非常少。绝大多数你觉得有想法的人不过都是在重复他人的话语。其中的大部分重复大多数人说的或说过的，成为“主流”；而小部分重复那些形形色色的少数人，成为各种各样的“异见”。另外还有身形不一的情况，比如有时我们听到一个专制甚至暴政的护卫者在某个公共场合大谈民主，或一个清教徒式的保守者大谈创新。这些可能源自无知和自大，也可能源自一种投机主义的心态，或两者兼具。
并且，往往并不是拥有独立见解的人才显得睿智。事实上，睿智往往是一种假象，而真实的智慧是须要时间才能被证明不是荒谬的。这样的例子尤其常发生在那些让你第一眼就觉得睿智的人身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一些拥有固执的群体性偏见，但精于用锋利和（往往是）简洁易懂的言语表达这些偏见的人。他们所保有的偏见之群体性让他们能迅速在同样因或天然，或无知，或纯属怀有某种恶意而保有相同偏见的人心中产生共鸣，而当他又能够清晰地表达那些人心中所想到，却不知道怎么阐述的东西时，他便获得了那些人——即他的追随者们 ——特殊的尊重，成了他们口中和心中的一个智者。很多公知，甚至大学教授就是这样的“智者”。
事实上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很难遇到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人。独立思想的形成往往需要时间的积累。以我个人为例。我喜爱思考，并常常会有思维的花火迸于脑海，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在我脑海里闪过的花火，在我事后回忆或分析时都被证明不是我自己的。它们多半衍伸自我所接触的著作和相关传媒，且离当前愈近出现的数量愈多。它证明了我的思想在一直被我所接触的、读到的，和看到的新的信息和著作影响。我想只有当这种影响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才可能在此之上产生质的突破，但同时，我既不知道这个可以形成质变的数量的大小，也感到质变并不一定会由量的积累而触发。我从自己的音乐创作中也得出一个可以拿来类比的经验：虽说对各类知识的学习是写作的基础，但知识的积累并不能直接诞生好作品。
如此看来，拥有独立见解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能力。首先，一个人须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而人却生性鼠目寸光，易于满足于自己在其中感到快乐的已知世界）；其次，他须要有意识地在知识的地基上寻求思维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无法靠等待而获得的。
（2018年8月19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为喜好而奋战
在朋友圈看到一篇和日本幼稚园有关的文章。日本孩童在幼稚园被悉心照料，而所有这些被包括在社会福利中，无须个体家庭承担额外的费用。新闻一出，在中国坊间被广泛讨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过对比永远是会存在的。如果我们用最粗鲁的二元法则看待这个世界，则万事万物都会被劈成两半放在天平的两端。其中一端如若被取消，另一端也会“掉下去”而不复存在。因此，既然存在“日本这样的幼稚园”和“日本这样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就一定会存在“与它相反的那样的幼稚园”和“与它相反的对待事物的方式”。 试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幼稚园都像日本一样；如果全世界的民生政策都那么人道，则人道的政策也就会不再显得人道，而届时民众所可能反对，而不是羡慕的恰恰也就是那些今天你觉得人道的政策了。
以上这段并非在为“天平的另一端”辩护，好像所有人为的因素都可以被视而不见，而我们与邻国的差距不过只是命运的摆布，甚至根本是一种“历史洪流”中的虚幻。不过这个理论虽看似匪夷所思，却值得一书。
我想，人是有限的，人的认知也是有限的，而人有限的认知又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记住是“变化”而不是“发展”，因为“发展”归根结底也可能只是一种人的主观错觉），你永远无法预知意识形态观念，尤其是道德意识形态观念的未来；而即使你观察道德史的过去，它也不是链接式的，而是断层式的。也正因如此，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一再犯错。今天颁布某一种政策的同一个政府在昨天或明天可能会颁布完全不同指向的政策，而今天颁布的政策在昨天或明天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所以归根结底，好坏对错是个喜好问题。但为喜好而奋战虽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姿态和行为，却是没有错的，甚至是必须的。历史中的群体人（或社会人）不可一成不变；一成不变你的群体或社会就会毁灭而被替代。总是会有一个“天平的另一端”兴起，成为你的敌人；而你想要与它奋战，就要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人类历史亘古的真理。所以人类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反对现状的历史。当一种现状被另一种现状替换后，再去反对新的现状。也正因如此你才会发现，无论一个人觉得多好或多坏的体制，总会有人去反对。而与其说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是怀着一种宗教般的的心态而虔诚地信仰一个“更好的世界”，不如说他们是被一种下意识的来自“天平另一端”的压力所迫。
因此，美国的问题不偏不倚，是把这种为喜好而奋战的西绪福斯式进程上升到神圣的英雄主义的高度。美国是个大纪元式的国家——当我相信我所反对的是不人道、不正义、不正确，和不民主时，我就变成了人道、正义、正确，和民主。天平两端的博弈被简化为被口号式的词汇限定的黑白脸谱间的扯皮。真实的人被强制塞进面具，还未来得及陈述自己的人格便被推上戏台，成为被大纪元的大妈跟了半条街的顽固的“不退党分子”。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在揭露一种丑恶时展现自己的无知更让人悲伤的事情了。
相反，中国大众的问题是太过安于现状，导致自己在各方面，尤其是心智方面，都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脱节。这可能和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关，总觉得在历史上一次次就这么挺过来，改朝换代，换皮不换肉，照样还是如此这般地存在着。但当某一种意识形态在天平的一端愈行愈远，与另一端的距离愈来愈大，总有一天它将迷失、崩溃，继而毁灭于孤立无援和内部矛盾——即便承载它的是一个超级大国。历史中已有这样的例子，未来还会有。
相比中国，日本是一个幸运得多的国家。它的自我危机感太强，导致它在历史中就一直是变化的，从未形成像中国那样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
又及：
我觉得上面这篇文章容易引起某种主体主义的误解。当我提出人要“为了喜好而奋战”时，我并没有暗示其基于的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而日本的幼稚园就比我们的“更好”）的理念。这个理念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它不是我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我觉得没有更好也没有最好；好和坏都是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被重新定义的，因此不存在恒定的好或恒定的坏，或恒定的任何可以判断价值的观念。我觉得惟一存在的是不断的变化，因为——如文中所述——不变化就会灭亡，这是一个历史经验。
（8月19日，蒙特利尔）
美国式天真
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一对美国夫妇骑行环游世界，希望通过自己的微笑改变那些“不好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最终死于恐怖分子的袭击。
逝去的生命不再归来，但却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去刻意挑战恶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恶就不会有善，所以恶永远会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甚至是善的一部分。我并非为恶辩护，但恶的存在确是无可厚非的。在人类史中，撒旦有着不同的形象和分身，但它却和耶稣一样，永不消亡。
没有和你不一样的人，你就不会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一具称谓缺失的躯体，因和别的躯体混成一摊而难分彼此。你的身份所指代的一切正是由于那些或多或少和你不同的主体才能体现。而既然他们和你不一样，就没有理由用你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他们。善和恶本质上只是一种道德属性，和所有其它被人创造出来并被人的词汇赋予意义的属性一样，代表一种暂时性的普世追求。它们的意义不是恒定的——十字军东征时的善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善恶既不是同一种东西，也几乎没有逻辑或历史的关联。“善”和“恶”，作为放置于天平两端的反义词，它们除了代表一种永恒的敌对状态，并不代表，也不指向任何真理。经社会环境之渲染，毫无疑问，我们会从情感上产生某种倾向性，于是迫切地希望一方消灭另一方。我们是如此轻易地忽视了善恶的互为依靠和互相平衡。
如果有一天撒旦和耶稣达成共识，以相同的速度走向天平的中心，他们终将于最中心点成为一体。而为了防止这件事的发生而让《圣经》继续永垂不朽，他们必须永远互相彼此攻击。
这对夫妇的死虽让人扼腕，却是典型的美国式天真。美国天真地把自己放在天平的一端，把消灭另一端当成家事，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可本质上，美国却和那些极端恐怖分子非常像，就像耶稣和撒旦也非常像一样：“我是对的，所以我要纠正那些错的。”
美国和恐怖主义惟一的区别，是后者的“对”是一个对真主扭曲的幻象，他们给别人“改错”的手段是杀戮，因此在我们如今的世界是“恶”；而美国人的“对”是好莱坞大片式的正义情结和英雄主义，他们给别人“改错”的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个体卓绝的努力去感化世人，试图令其相信这个个体所信奉的道理（另一种方式是不断地以国家名义对“不正义”和“不人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和军事施压）。但当一个个体“行善”之时，他需要明白并自问，凭什么所有人都要信你？凭什么所有人要被你的自信、乐观、开明或自以为是的善所感动？
我想，一个人永远不该站在神圣的制高点上言行。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自会对无端的伤害进行惩治。一个普通的人类想要一个更好的人间，应当支持推行全球化的法制建设，而不是去讨好一个本来就对自己不怀好意的人。有些人天生就是你的敌人，天生就和你意见相左。你应当尽量不和他们产生任何瓜葛，免得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被其影响。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又及：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在死者面前论理，是一种对其的不尊重。但事实上，可能没有人是不蔑视生命的，惟一的区别在于你蔑视的是谁的生命。当一枚正义的飞弹从美国飞机上滑落，造成成千上百无辜的人丧命。这些无辜的人来自一个被政治动乱和恐怖主义残害的国家，而这枚子弹是来帮助他们摆脱这些苦难的。与此同时，一对夫妇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执意骑行并最终丧命，成千上百的人各种平台齐声哀悼，声讨恐袭.……所以那些最尊重生命的人也可能只是在某个道德制高点上蔑视其它的生命而已，而只有摆脱这些思维的禁锢，每个人的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不是一根蜡烛、一段悼词，和几滴眼泪就能证明你的善良，即使它真的是一种善良，也只是一种无知的善良，一种美国式的天真。
（8月18日，蒙特利尔）
政治的傀儡
浩浩荡荡的政治正确运动确实会造成某种社会畸形。以#metoo 为例，从异性性侵到同性性侵，当这个标签不再是女性的专利时，很多人为了博取眼球，或为了不有一天成为施暴者，抢先跳出来成为道德卫士甚至受害者，声明自己的高尚和无辜。若有人有意探查各行人等在这场运动之风云变幻中的心路历程，这个事件可能会变成一个揭露人心百态的修罗场。
再者，在凶手和受害者之博弈持续发酵的今天，我们从未得到一个被公认的“性侵”之界限。强行性行为固然是性侵，那摸一下算不算性侵？看一眼算不算？言语暗示算不算？怎样程度的言行或暗示才算？也许，在大多数人都在热烈响应而非理智思考的当下，真正受到伤害的是那些被道德卫士包围，沦为他们争名夺利的工具的那些真的受到性侵害的普通人们。
直至一日，社会将只剩下两等人，施害者和受害者。一个平凡人如若不把自己归于其中一类，将迷失于浩瀚人潮。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社会人极端脸谱化，且不同脸谱间因道德标签上的差异而拔张剑弩，最终陷入一种虚无性质的群体狂欢，直至互相和解，再开启下一轮的意识形态运动。
很多类似的运动其实可能都是一种带有先见引导的政治手腕。当你想要控制的人中有很多种形态时，你的统治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你通过手段把很多种变成两种，其中一种反对另一种。在他们互相的撕咬中，你的统治似乎就容易多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情绪化，多愁善感，普遍自恋，较肤浅，易感化，且是公众人物，于是他们很容易地被用作某些政治信息的传达者。请君细看，那些在颁奖典礼上声泪俱下的，在联合国大会上动人发言的，社交平台上与粉丝们真情互动的，他们无不都是些政治的傀儡……
（8月13日，蒙特利尔）
谷歌的希望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谷歌可能即将重返中国市场，并作出妥协，将暂时只开放对中国政府不会造成伤害的信息。
我想，谷歌的行动除了不愿也不能放弃中国市场，及从其它信息平台，如百度，感到的生存压力外，也带有一种折衷主义的道德倾向：如果我因为你反对我的部分内容而向你全部关闭，那么事实上你的用户所损失的除了他们“不该看到”的内容中外，还包括那些对他们的政府“无害”的内容及它们所含有的价值。现在我努力把“无害”的内容开放给你，看似好像是作了妥协，事实上也不尝是一个人道的意愿。并且，一般来说，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想要知道的也就越多。假设有一天谷歌开放了30%，那它就有开放50%的希望，以此类推。
所以希望其它平台，尤其是YouTube, 多向谷歌学习。
（8月7日，蒙特利尔）
巴宝莉的自尊
看到坊间都在讨论巴宝莉宁可销毁其仓库存货也不愿降价卖掉的新闻，一时笔贱，竟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我觉得巴宝莉的这个行为，首先体现了他们的自尊心。假如我认为我的产品就值这个价，那么宁愿把它毁掉也不愿让它掉价，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将这个新闻与美国内战时部分无良南方农场主宁可把新鲜牛奶倒进密密西比河也不愿分给黑奴相比较，我觉得是不妥的。它犯了一个错误：日用品和奢侈品是不一样的。日用品是必需品，不可人为地滥用；但奢侈品不是必需品，所以不存在滥用一说。你有多少能力就用多少；你不用，日子也不会受太大影响。
大多数键盘侠的怨恨实际上来自一种其因这个新闻而燃起的后知后觉的希望的幻灭，即通过较少的付出（低价）得到较多的回报（一件奢侈品）。回报被毁灭了，自己的白日梦还没开始做就破灭了，能不憋屈吗？正巧这时巴宝莉发布声明，声称物有所值，其价值即金钱，因此可销不可辱，其明显的政治不正确立即成为人们攻击它的导火索。在我看来，巴宝莉在整件事情中犯的惟一错误可能就是在当今这个对“政治正确”空前敏感的时代毫不掩饰地触礁，这让我想起《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夏吕斯。有时一些人——如夏吕斯和巴宝莉的高层——身处高处，或自以为身处高处，是不屑于关心所谓的“人间风云”的。但如果巴宝莉在2018 年的今天还怀揣着20世纪初的夏吕斯那般的傲气，这个品牌就算可以运营下去（因为说到底那吵吵闹闹制造这个社会新闻的人也都不是他的客户），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也会很臭。
这个事件后来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在一个短期学院碰到一个英国同行。有一天和他一起吃饭，他说，我好开心，这是我四年来参加的第一个短期学院，剩下的全被拒了。我说不会吧，你写得那么好。他说，我只申请最好的，我没有多余的钱去浪费在那些不好的活动上面。我说，我可以理解，但你的逻辑不对啊。比如假如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笔学费预算，即使我没进最好的，我也有钱去参加第二好、第三好的。反正你花的钱大同小异，不存在没钱的情况啊。他说，不，你不能把钱“花在错误的地方”。
我承认这是两种不同的场合下两个不同的故事，但我觉得这体现的是同一种性格。我个人不用奢侈品，所以对巴宝莉几乎一无所知。换作我是巴宝莉的高层，也许我会打折卖掉。但如果另一些人觉得烧掉更好，那就烧掉。作为旁观者和局外人，我们的争吵和叹息终究是没有意义的。
（7月29日，蒙特利尔）
夜半琴声
雷吉奥·迪卡巴里亚是意大利黑手党一个重要支派的老巢，从斯特伦伯里到那不勒斯的距离很远，遂在此歇息一晚。夜半饥饿，犹豫很久要不要出去觅食，最终决定穿上最便宜的衣服，带上20元现金出门。
迪卡巴里亚没有太多的夜生活，偶有阴森角落的一角灯火通亮。明明不像是酒吧，透过窗口却有见堆满酒瓶的吧台，想想还是不要进去了吧。
朝火车站走去，路过一块空地，大麻烟味弥漫，和北美的城市广场无异。却见大麻烟的一角，长凳上的两人一个抱着吉他，一个握着口琴。简单的和弦和不停重复的旋律，没有太多的炫耀，却带着夏夜的温暖。
今夜，我行至这个意大利南部偏远的城市，偶遇不知名的歌者，停留少顷。我们没有说话，也许永不再相遇。但他们曾给我安慰，我将铭记。
（7月9日，意大利雷吉奥·迪卡巴里亚）
In Between
赶完32份分谱，错过了昨天预定的巴士。今天一天都没事做，看来得重新找事做。
好累，整个身心都是大负荷工作结束后的疲惫。
去另一座城市吧。收起行囊，火车要下午才开。步履蹒跚地最后一次流连在帕勒莫老城，穿过正午的集市。
鱼摊上摆着最后的一盆海带子，其它摊位都已收得差不多了。找到一家鱼市旁的小店，要了一盘新鲜的烤杂鱼，一杯二十五公里外的庄园产的白葡萄酒。
港口的海风吹过石板路。轻轻的，近乎悲戚。
（7月3日，意大利帕勒莫）
离开雷齐诺
记忆很多时候并不是诚实的；它更像一个过滤器。正因如此，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回忆起同一件事情时，才会产生不同的版本，而这可能就是某种深不见底的悲伤的源头。
有时当一个人整夜整夜地回想某一段逝去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它们是那样美好，以致它们的消逝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可你却并不知道当时陪伴你的人是否拥有和你同样，哪怕是相似的记忆。这种猜疑和担心折磨着你，将美好的回忆一点点蚕食，变成痛苦的折磨。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样的折磨中度过的。
（6月30日，希腊雷齐诺）
雨落千噚
写完大乐队立刻写独奏，感觉所有东西都是轻的，连一边想着音乐一边走在6000 年废墟上的脚步也是轻的。
半夜醒来，在冰箱里捣鼓。抓起一瓶啤酒。
啤酒是轻的，抓起啤酒的手也是轻的。
一手抓着啤酒，一手握住铅笔。握着铅笔的那另一只手，写下的却全是关于你的音符。
此时此刻，你也变轻了。
（6月24日，希腊伊拉克利昂）
论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不是关于输赢的比赛，所以那些去投比赛并渴望赢大奖的，驱动他的其实是一种类似政治抱负的东西，和艺术本身没太大关系。
同时，艺术创作也是很私人的。艺术家对时代的敏感可能或多或少影响他的创作，但那依然只能是一种私人层面的影响。如果一个创作者认为自己的作品不仅仅是私人的，这种由时代赋予他的使命感也必定包含某种政治野心，和艺术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6月4日，希腊雅典）
在酒吧
在北京地铁中看到广告，政府展开了新一轮的整风运动，这次波及的是小胡同中的酒吧、餐饮等娱乐机构。这条新闻在坊间已传播好久了，终于今天“上了台面”。
蓦然想起昨晚在东四四条与友小聚，临行前调酒的小哥说哥们，要不咱俩喝一杯吧。我说好呀。他斟了两个shots。
举杯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什么也没有说。也许他只是想在所有的一切消逝前，和朋友干干净净地干一杯。
我拍拍他的肩，北京没有多少胡同里的酒吧啦，我说着一饮而尽。
他说，是啊哥们，没多少啦。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国外注意安全啊。
转过头去，他继续摇晃着手里的调酒杯。
（5月21日，北京）
皇城小记
这两天的下午都在法国文化中心的影展现场。今天的下午场因为要连放阿彼察邦的《湄公旅店》和另外一个越南独立短片两场，临时把票价提高了20元。由于没有在宣传册上注明，售票口的姑娘还不住地道歉。
因为设备故障，影片拖延了近半小时才播放。整个放映过程中错误不断。字幕问题、画面问题、放映机的问题层出不穷。
几十人的放映厅却坐满了。没有人吵闹，没有人要求退票，没有人提前离场。
可能也并非今天的观众素质特别高。只是也许到场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样的活动是多么弥足珍贵。也许在某种心照不宣的默许下，技术上的瑕疵就这样被宽容了。
这本是一次糟糕的观影体验。但如此回想一番，竟能得到莫大的感动。
（5月20日，北京）
花
在欧盟的签证中心等签，四围喧哗。当交头接耳已不足以保证沟通顺畅，众人便都提高了音量。只见一位安保人员大步跨过我摆在身前的背包，用食指顶着一位邻排男士的脑门：“电话出去接！”后者抬头，愕然中与保安四目相对，彼此再也无话。传声话筒此时恰如其分地响起：
“请N003号......”
这么算来，大概还要再等几十分钟吧。
遥遥无期的人流入侵大脑，漫长的等待中已无心看书。我闭上双眼，那个小男孩又浮现脑海……
这是我在早晨的高铁里遇见的一个男孩，约莫三四岁，坐在我的前排。我发现他的时候，男孩正把脸贴着窗户，认真地望着窗外。
“好多花呀。”他说。
男孩的一位亲属，可能是麽麽或外婆，立刻在身后嗲声嗲气地重复：“好多花呀。”
男孩出神地望着窗外，仿佛没有听见有人在重复自己的话。少许，他又轻轻地说：
“好多树啊。”
“好多树呀。”身后又是那声来自成人世界的复读。
男孩依然出神地望着窗外。他的额头紧紧贴着窗户，呵出的气模糊了玻璃。少倾，在他的脸上露出一个小小的、天真的笑容。
列车此时正驶过城市的远郊。眼前是几片工地间的野花、栅栏、植被、沟渠和农作物。轻霾中，林木覆盖远山，渐渐湮没在说不清是灰蓝还是蓝灰的天空里……
男孩不再说话，只是痴痴地望着窗外。他身后，是那位亲属依然在嗲声嗲气地重复他的话：
“好多花呀。好多树呀……”
（5月6日，杭州）
宁大站牌
在地铁的公共电视上看到新闻，“激发学子从军热，共筑强军强国梦”，配图是一群军人走进内蒙古某大学的音乐学院，赫然搭起讲台。屏幕里，“XXX音乐学院”的字样清晰可见。招兵现象在几乎每个非强制服兵役的国家都会发生，虽然把“强兵”放在“强国”前是典型的中央集权之体现，其行为本身倒也无可厚非。只是音乐厅是有特定功用的文化场所，不可用作意识形态的宣传。若是这样的现象不得到遏制，意识形态持续渗透文化，则文化终将消匿瓦解。
随即想到几日前赴亲属家吃饭，途径宁波大学学生宿舍。特朗普主席无限期连任后，宁波的很多公交站广告牌上的商业广告逐次下架，被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取代。但穿过宁大校区的几个公交站，标语下却又多了几行没穿衣的大字：听他的话，跟他走，忠于他和人民，云云不赘，附以特主席于云端招手之大像。我十分怀疑这些多出来的字专门出现在高等院校而非其它地方是有讲究的——正是那些最难以被洗脑的人最应当先被洗脑。这么说，招兵招到承担普及文化重责的音乐厅，似乎也是有讲究的……
走出地铁站，照例人潮涌流，一片繁华之相，仿佛我们正活在一个繁华盛世……
（5月5日，上海）
逃派对
一
坐在新楼一层的休息室，诸事堆积，心情不佳。两小时后就是作曲研讨课的期末音乐会，我因为还有其它的作品要写，时间表冲突，很早就确定不会参加。但虽然没有自己的作品，音乐会却还是要去的。
可当我坐在空落落的大厅里，不禁困意阑珊，想回家好好休息。这样周末也好起个早，多写一些音符。哦对了，似乎是要早起——还有曼联的比赛。我心说，让我快点听完音乐会吧，说几句祝贺的话，让别人知道我来了，然后赶紧脱身回家。希望不会有酒会。就算有酒会，希望也可以不参加。
“Zhuosheng，”不远处有人叫了我一声，是好友R。新作还有不到2小时上演，他显得很高兴。我们拥抱致意，我祝他一切顺利。他的活跃情绪似乎带动了我，我们又一起聊了些和作曲有关的话题。临走前他用手指了指，“别忘了晚上的派对。”话毕做了一个饮酒的动作，张开双臂，似乎就要翩翩起舞。
我立刻回应他，当然。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回应让我感觉极其自然，仿佛忘了自己两分钟前还在为怎样逃避音乐会后的社交活动而冥思苦想，仿佛参加派对是自己早就计划好要做的事情。
回坐后，我又想起刚才奇妙的心理转变。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常常发生，也许它代表了我自身性格的两面性：自恃清高，不愿与“众人”为流；又害怕被孤立，害怕被挤到无人问津的角落。我的人生于是就常常在过于冷漠与过于附庸间徘徊，导致不太了解的人以为我脾性古怪，喜怒无常。
大概音乐会和派对都还是要去的，那么现在让我先吃点东西吧。
二
最终没有参加派对，简单和同行祝贺后独自走回了家。怀着夹杂着歉意、偷笑、不安、孤傲，和焦虑的复杂心情，给自己斟了一杯Château des Places。明知今晚若是一个音也不写只会加重焦虑，还是决定把不多的时间留给米兰·昆德拉。周末就要开始闭关创作，若错过今晚，也许再见先生的文字时就将感到陌生了。
打开播放器，随性选了Wolfgang Rihm 的Chiffre 系列作背景音乐，让它随机从中间开始放。彼时正是一个强收，紧跟一阵寂静。不偏不倚从窗外的街上传来Friday Night 的喧嚣，贴在乐曲的空白处，仿佛它自身的一部分。
这奇怪的声响组合让我想到那些也许正在派对的同学们，顿生寂寞。仿佛我的酒再美，也美不过那年轻的女提琴手在对座向我投来的一抹善意的笑。说来奇怪，是我自己放弃了和他们一起欢愉的机会，离开后却又感到失落。又一次地，我徘徊在附庸与冷漠的边缘地带，望着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黯然神伤。
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回到昆德拉的世界，我想起来这样的一句话：
“Life must be full of emotion, and the emotion full of complexity.”
很巧，这句话恰是Rihm 说的。
（4月6日，蒙特利尔）
#metoo 之我见
一
我们的世界一瞬间出现了非常多的受难者。你永远无法料到前一秒还与你亲密无间的人可能下一秒就将突然变成你的控诉者。它让我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执政者通过激起不同人之间的敌视，形成小规模的多数人暴政。在当时被当做手段的是阶级和政治的立场，在今天则是肤色、人种，和性别上的立场。但人的立场是不会一成不变的；今天你是受害者，明天你也可能变成施暴者，以相似的方式被控诉。基于一个人无法保证永远都是“大多数”，其以激起共鸣为手段对他人的攻击也就必定埋下隐患，在日后导向可能的混乱。事实上，如今已有混乱的苗头，混乱中当局者迷的人群却还依然还在狂欢，当作是自己的胜利。
如果在“旧时代”的中国，地主压迫农民是一个既成事实，那么农民应当找到一条更聪明的道路去为自己争取平等；而不是蜂拥而起举起农具当作武器，义愤填膺地成为政治的傀儡。
二
我记得特朗普刚刚上台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新闻：一个反特朗普的学生游行队闯进一间大学的图书馆，他们嘹亮的口号声影响了正在那里自习的学生……
假设这时你是其中一个自习的学生。和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特朗普的反对者。你会怎么做？似乎你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如果你不制止那些游行的人，你成了一个支持这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影响他人的行为的人；而如果你制止他们，更可能被误当成特朗普的支持者而孤立。
以上这个例子阐明了“多数人暴政”这个概念及它的危害。在这个例子中，“反对特朗普”是中心事实，是“当前真理”。可当那群人选择集会、游行、闯入图书馆大声喧哗等行为去维护他们的“真理”时，其行为本身已取代“真理”之内容而成为事实上的“真理”。进而，当行为的人掌握阐述“真理”的权力时，权力也就进一步替代行为，成为“真理”本身。下一个人如果不经过，或不认同这样的行为和这样行为的人，就会被认作是叛徒。权力成了不可辩驳之物，而原先的“真理”到底是什么这时已不再重要了。
在最近沸沸扬扬的#metoo 事件中，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被再一次发扬光大。每一个出于良知而支持女性主义的人必须同时支持这些说出“me too”的女性，否则就会被认作是叛徒。且不说在受害者的群体中有真正的受害者，也有哗众取宠的人，也不谈这个行为本身对那些可能是无辜的“强奸者”造成的伤害，它首先已造成一种对女性主义之概念的篡夺。#metoo 替代了女性主义，继而变成了女性主义，对它的反对变成了对女性主义的反对。于是它变得不能再被反对，变成了一种专权，一种暴政。这个世界上的人变得无处可逃，无可选择，于是不得不为了不受指责而向其妥协。多少支持女性主义，但出于理智而反对#metoo 的人至此活在煎熬中。当没有人再去探讨每一个单独#metoo 事例的真相，没有人再去做任何的理性分析，甚至没人有胆敢尝试任何形式的质疑时，这场运动将不再代表弱势群体的胜利，而变成人类历史的悲剧。女性主义的世界被简化为“控诉——认罪”的二元进程；“Me too”二字被一再重复，成为一个批斗性质的标语。这些真的是一个民主社会想要看到的情景吗？
我在前文中曾提及#metoo 事件与文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关联。除此之外，它们之间还有另一种相似值得注意。在文革中，大量批斗首先发生在个人身份不对等的两者间，且永远是“下”斗“上”，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农民”斗“地主”、学生斗老师、孩子斗家长、“工人”斗“资产阶级走狗”，云云不赘，随后才进一步上升至普遍的混乱，致使同事、邻里间等互相批斗。也就是说，如果首先没有身份不对等的人之间矛盾的激发，就不会有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混乱。
在#metoo 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如果你只是一个在公司上班的普通员工，你目前还不太须要担心会被一个女士“举报”。但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么就要小心了。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或任何一个在自己的领域功成名就的人总是首先“落网”，其次才是那些“普通人”。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个女性的成功人士在这个事件中不会去控诉一个男性的“普通人”——女演员的控诉对象是制片人，而不是那个给她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女职员的控诉对象是她的上司，而不是下属……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性别在这场运动中——至少在某个程度上——甚至并不扮演主要的角色。抛除意识形态上专有名词间的区别，我在#metoo 中看到的是一种类似文革时不同人之间的心理矛盾，而我相当怀疑这个矛盾所基于的是人的嫉妒心和攀比心；是人性中自带的丑陋部分。甚至我可以说，在绝大多数形成“多数人暴政”的运动中，暴动者所赖以维持激情的心理即是这样一种人性丑陋的延伸。而出于这种心理而群起的人一但失去控制，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结果，文革的暴乱只是其中之一。这样的运动，无论它当前看起来还多么无害，甚至多么正义，也无论它所基于的是一个怎样高尚的理念，都应扼杀其于萌芽。
最后，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大体上处在一个粗糙的二元对立中——你要么支持特朗普，要么支持希拉里；要么是弱势群体的支持者，要么是它的反对者。假如你既不支持前者也不支持后者，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很多人就会悄悄对你皱起眉头，继而怀疑你暗地里其实还是支持、或至少偏向着某一方的。而他对你的猜测永远是与自己相反的一方——我相信这是人的一种劣根性。要向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解释清楚一个出于理性的、多层次的、中庸的观点是何其困难的。但一个社会问题却往往必须依靠理性的辨识与基于理性的行为才能得到解决。鲜明但盲目的立场无助于改善社会，反而只能造成盲从、混乱，和人与人的不信任乃至仇恨。
（3月9日，蒙特利尔）
历史洪流中的懦夫
吃完饭走在回家路上，看了一大堆实事新闻，心情很不好，结果还碰上一个乞丐，拿着帽子死跟着我要钱，嘴上还不停地重复：“Fifty cents is not so much okay?”我再次强调自己没有零钱，他走开到一半居然直接来了一句：“Go fuck yourself.”
我当时真想直接回过头朝他脑袋来一拳，但还是忍住了。首先我觉得自己不能失态，其次我也不该把对和他无关的人的压抑情绪发泄到他这个无辜的人身上……
其实我是害怕打不过他……
所以我是个没用的人，是历史洪流里无数懦夫里的一个……
（3月7日，蒙特利尔）
纯粹不理性批判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所以有些人为了不被伤害而拒绝比较。送他们一个成语：掩耳盗铃。
平等是个好的理想，对这个词的追求是一系列进步思运的结果。有些人却把这个尚未完全实现的理想拿来当作自己赖以生存和借以成功的手段。也送你们一个成语：本末倒置。
政治正确，如果不极端，是个好东西。但政治正确不该被拿来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一个人不能一辈子靠着他人的怜悯而活。要知道别人今天可能“正确”地对待你，明天也可能“不正确”地对待你。有一天政治潮流变了，原本不正确的也有可能变成正确的，反之亦然。你若自己不够强，明天就可能是你受苦的日子。这叫：大浪淘沙。
所以不要做沙，要努力成为浪。
其实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顽固的保守分子，只是一个像粗汉，而另一个八面玲珑。他们一个活脱脱是未受过教育的传统美国人的标本，另一个是无数受过教育的传统美国人的代表，无非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代表的都是同一个美国。当时在大选之后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出了某些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内容：让希拉里和特朗普这样的对决出现在美国大选最后的舞台上，正说明了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某些严肃的问题。
当然，问题未必一定要解决。更何况你逼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他反而觉得你有问题。自古以来历史进程中就不乏问题。让有问题的人继续有问题，本身也是平等的一部分。
（2月23日，蒙特利尔）
© 2018 by Zhuosheng Jin.
嘴炮和呻吟——文十九篇
这个集子收录了2018年8月前的十九篇杂文和散文。
论思维的独立
我想可以做到有独立想法的人可能非常少。绝大多数你觉得有想法的人不过都是在重复他人的话语。其中的大部分重复大多数人说的或说过的，成为“主流”；而小部分重复那些形形色色的少数人，成为各种各样的“异见”。另外还有身形不一的情况，比如有时我们听到一个专制甚至暴政的护卫者在某个公共场合大谈民主，或一个清教徒式的保守者大谈创新。这些可能源自无知和自大，也可能源自一种投机主义的心态，或两者兼具。
并且，往往并不是拥有独立见解的人才显得睿智。事实上，睿智往往是一种假象，而真实的智慧是须要时间才能被证明不是荒谬的。这样的例子尤其常发生在那些让你第一眼就觉得睿智的人身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一些拥有固执的群体性偏见，但精于用锋利和（往往是）简洁易懂的言语表达这些偏见的人。他们所保有的偏见之群体性让他们能迅速在同样因或天然，或无知，或纯属怀有某种恶意而保有相同偏见的人心中产生共鸣，而当他又能够清晰地表达那些人心中所想到，却不知道怎么阐述的东西时，他便获得了那些人——即他的追随者们 ——特殊的尊重，成了他们口中和心中的一个智者。很多公知，甚至大学教授就是这样的“智者”。
事实上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很难遇到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人。独立思想的形成往往需要时间的积累。以我个人为例。我喜爱思考，并常常会有思维的花火迸于脑海，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在我脑海里闪过的花火，在我事后回忆或分析时都被证明不是我自己的。它们多半衍伸自我所接触的著作和相关传媒，且离当前愈近出现的数量愈多。它证明了我的思想在一直被我所接触的、读到的，和看到的新的信息和著作影响。我想只有当这种影响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才可能在此之上产生质的突破，但同时，我既不知道这个可以形成质变的数量的大小，也感到质变并不一定会由量的积累而触发。我从自己的音乐创作中也得出一个可以拿来类比的经验：虽说对各类知识的学习是写作的基础，但知识的积累并不能直接诞生好作品。
如此看来，拥有独立见解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能力。首先，一个人须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而人却生性鼠目寸光，易于满足于自己在其中感到快乐的已知世界）；其次，他须要有意识地在知识的地基上寻求思维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无法靠等待而获得的。
（2018年8月19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为喜好而奋战
在朋友圈看到一篇和日本幼稚园有关的文章。日本孩童在幼稚园被悉心照料，而所有这些被包括在社会福利中，无须个体家庭承担额外的费用。新闻一出，在中国坊间被广泛讨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过对比永远是会存在的。如果我们用最粗鲁的二元法则看待这个世界，则万事万物都会被劈成两半放在天平的两端。其中一端如若被取消，另一端也会“掉下去”而不复存在。因此，既然存在“日本这样的幼稚园”和“日本这样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就一定会存在“与它相反的那样的幼稚园”和“与它相反的对待事物的方式”。 试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幼稚园都像日本一样；如果全世界的民生政策都那么人道，则人道的政策也就会不再显得人道，而届时民众所可能反对，而不是羡慕的恰恰也就是那些今天你觉得人道的政策了。
以上这段并非在为“天平的另一端”辩护，好像所有人为的因素都可以被视而不见，而我们与邻国的差距不过只是命运的摆布，甚至根本是一种“历史洪流”中的虚幻。不过这个理论虽看似匪夷所思，却值得一书。
我想，人是有限的，人的认知也是有限的，而人有限的认知又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记住是“变化”而不是“发展”，因为“发展”归根结底也可能只是一种人的主观错觉），你永远无法预知意识形态观念，尤其是道德意识形态观念的未来；而即使你观察道德史的过去，它也不是链接式的，而是断层式的。也正因如此，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一再犯错。今天颁布某一种政策的同一个政府在昨天或明天可能会颁布完全不同指向的政策，而今天颁布的政策在昨天或明天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所以归根结底，好坏对错是个喜好问题。但为喜好而奋战虽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姿态和行为，却是没有错的，甚至是必须的。历史中的群体人（或社会人）不可一成不变；一成不变你的群体或社会就会毁灭而被替代。总是会有一个“天平的另一端”兴起，成为你的敌人；而你想要与它奋战，就要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人类历史亘古的真理。所以人类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反对现状的历史。当一种现状被另一种现状替换后，再去反对新的现状。也正因如此你才会发现，无论一个人觉得多好或多坏的体制，总会有人去反对。而与其说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是怀着一种宗教般的的心态而虔诚地信仰一个“更好的世界”，不如说他们是被一种下意识的来自“天平另一端”的压力所迫。
因此，美国的问题不偏不倚，是把这种为喜好而奋战的西绪福斯式进程上升到神圣的英雄主义的高度。美国是个大纪元式的国家——当我相信我所反对的是不人道、不正义、不正确，和不民主时，我就变成了人道、正义、正确，和民主。天平两端的博弈被简化为被口号式的词汇限定的黑白脸谱间的扯皮。真实的人被强制塞进面具，还未来得及陈述自己的人格便被推上戏台，成为被大纪元的大妈跟了半条街的顽固的“不退党分子”。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在揭露一种丑恶时展现自己的无知更让人悲伤的事情了。
相反，中国大众的问题是太过安于现状，导致自己在各方面，尤其是心智方面，都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脱节。这可能和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关，总觉得在历史上一次次就这么挺过来，改朝换代，换皮不换肉，照样还是如此这般地存在着。但当某一种意识形态在天平的一端愈行愈远，与另一端的距离愈来愈大，总有一天它将迷失、崩溃，继而毁灭于孤立无援和内部矛盾——即便承载它的是一个超级大国。历史中已有这样的例子，未来还会有。
相比中国，日本是一个幸运得多的国家。它的自我危机感太强，导致它在历史中就一直是变化的，从未形成像中国那样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
又及：
我觉得上面这篇文章容易引起某种主体主义的误解。当我提出人要“为了喜好而奋战”时，我并没有暗示其基于的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而日本的幼稚园就比我们的“更好”）的理念。这个理念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它不是我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我觉得没有更好也没有最好；好和坏都是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被重新定义的，因此不存在恒定的好或恒定的坏，或恒定的任何可以判断价值的观念。我觉得惟一存在的是不断的变化，因为——如文中所述——不变化就会灭亡，这是一个历史经验。
（8月19日，蒙特利尔）
美国式天真
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一对美国夫妇骑行环游世界，希望通过自己的微笑改变那些“不好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最终死于恐怖分子的袭击。
逝去的生命不再归来，但却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去刻意挑战恶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恶就不会有善，所以恶永远会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甚至是善的一部分。我并非为恶辩护，但恶的存在确是无可厚非的。在人类史中，撒旦有着不同的形象和分身，但它却和耶稣一样，永不消亡。
没有和你不一样的人，你就不会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一具称谓缺失的躯体，因和别的躯体混成一摊而难分彼此。你的身份所指代的一切正是由于那些或多或少和你不同的主体才能体现。而既然他们和你不一样，就没有理由用你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他们。善和恶本质上只是一种道德属性，和所有其它被人创造出来并被人的词汇赋予意义的属性一样，代表一种暂时性的普世追求。它们的意义不是恒定的——十字军东征时的善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善恶既不是同一种东西，也几乎没有逻辑或历史的关联。“善”和“恶”，作为放置于天平两端的反义词，它们除了代表一种永恒的敌对状态，并不代表，也不指向任何真理。经社会环境之渲染，毫无疑问，我们会从情感上产生某种倾向性，于是迫切地希望一方消灭另一方。我们是如此轻易地忽视了善恶的互为依靠和互相平衡。
如果有一天撒旦和耶稣达成共识，以相同的速度走向天平的中心，他们终将于最中心点成为一体。而为了防止这件事的发生而让《圣经》继续永垂不朽，他们必须永远互相彼此攻击。
这对夫妇的死虽让人扼腕，却是典型的美国式天真。美国天真地把自己放在天平的一端，把消灭另一端当成家事，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可本质上，美国却和那些极端恐怖分子非常像，就像耶稣和撒旦也非常像一样：“我是对的，所以我要纠正那些错的。”
美国和恐怖主义惟一的区别，是后者的“对”是一个对真主扭曲的幻象，他们给别人“改错”的手段是杀戮，因此在我们如今的世界是“恶”；而美国人的“对”是好莱坞大片式的正义情结和英雄主义，他们给别人“改错”的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个体卓绝的努力去感化世人，试图令其相信这个个体所信奉的道理（另一种方式是不断地以国家名义对“不正义”和“不人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和军事施压）。但当一个个体“行善”之时，他需要明白并自问，凭什么所有人都要信你？凭什么所有人要被你的自信、乐观、开明或自以为是的善所感动？
我想，一个人永远不该站在神圣的制高点上言行。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自会对无端的伤害进行惩治。一个普通的人类想要一个更好的人间，应当支持推行全球化的法制建设，而不是去讨好一个本来就对自己不怀好意的人。有些人天生就是你的敌人，天生就和你意见相左。你应当尽量不和他们产生任何瓜葛，免得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被其影响。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又及：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在死者面前论理，是一种对其的不尊重。但事实上，可能没有人是不蔑视生命的，惟一的区别在于你蔑视的是谁的生命。当一枚正义的飞弹从美国飞机上滑落，造成成千上百无辜的人丧命。这些无辜的人来自一个被政治动乱和恐怖主义残害的国家，而这枚子弹是来帮助他们摆脱这些苦难的。与此同时，一对夫妇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执意骑行并最终丧命，成千上百的人各种平台齐声哀悼，声讨恐袭.……所以那些最尊重生命的人也可能只是在某个道德制高点上蔑视其它的生命而已，而只有摆脱这些思维的禁锢，每个人的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不是一根蜡烛、一段悼词，和几滴眼泪就能证明你的善良，即使它真的是一种善良，也只是一种无知的善良，一种美国式的天真。
（8月18日，蒙特利尔）
政治的傀儡
浩浩荡荡的政治正确运动确实会造成某种社会畸形。以#metoo 为例，从异性性侵到同性性侵，当这个标签不再是女性的专利时，很多人为了博取眼球，或为了不有一天成为施暴者，抢先跳出来成为道德卫士甚至受害者，声明自己的高尚和无辜。若有人有意探查各行人等在这场运动之风云变幻中的心路历程，这个事件可能会变成一个揭露人心百态的修罗场。
再者，在凶手和受害者之博弈持续发酵的今天，我们从未得到一个被公认的“性侵”之界限。强行性行为固然是性侵，那摸一下算不算性侵？看一眼算不算？言语暗示算不算？怎样程度的言行或暗示才算？也许，在大多数人都在热烈响应而非理智思考的当下，真正受到伤害的是那些被道德卫士包围，沦为他们争名夺利的工具的那些真的受到性侵害的普通人们。
直至一日，社会将只剩下两等人，施害者和受害者。一个平凡人如若不把自己归于其中一类，将迷失于浩瀚人潮。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社会人极端脸谱化，且不同脸谱间因道德标签上的差异而拔张剑弩，最终陷入一种虚无性质的群体狂欢，直至互相和解，再开启下一轮的意识形态运动。
很多类似的运动其实可能都是一种带有先见引导的政治手腕。当你想要控制的人中有很多种形态时，你的统治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你通过手段把很多种变成两种，其中一种反对另一种。在他们互相的撕咬中，你的统治似乎就容易多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情绪化，多愁善感，普遍自恋，较肤浅，易感化，且是公众人物，于是他们很容易地被用作某些政治信息的传达者。请君细看，那些在颁奖典礼上声泪俱下的，在联合国大会上动人发言的，社交平台上与粉丝们真情互动的，他们无不都是些政治的傀儡……
（8月13日，蒙特利尔）
谷歌的希望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谷歌可能即将重返中国市场，并作出妥协，将暂时只开放对中国政府不会造成伤害的信息。
我想，谷歌的行动除了不愿也不能放弃中国市场，及从其它信息平台，如百度，感到的生存压力外，也带有一种折衷主义的道德倾向：如果我因为你反对我的部分内容而向你全部关闭，那么事实上你的用户所损失的除了他们“不该看到”的内容中外，还包括那些对他们的政府“无害”的内容及它们所含有的价值。现在我努力把“无害”的内容开放给你，看似好像是作了妥协，事实上也不尝是一个人道的意愿。并且，一般来说，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想要知道的也就越多。假设有一天谷歌开放了30%，那它就有开放50%的希望，以此类推。
所以希望其它平台，尤其是YouTube, 多向谷歌学习。
（8月7日，蒙特利尔）
巴宝莉的自尊
看到坊间都在讨论巴宝莉宁可销毁其仓库存货也不愿降价卖掉的新闻，一时笔贱，竟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我觉得巴宝莉的这个行为，首先体现了他们的自尊心。假如我认为我的产品就值这个价，那么宁愿把它毁掉也不愿让它掉价，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将这个新闻与美国内战时部分无良南方农场主宁可把新鲜牛奶倒进密密西比河也不愿分给黑奴相比较，我觉得是不妥的。它犯了一个错误：日用品和奢侈品是不一样的。日用品是必需品，不可人为地滥用；但奢侈品不是必需品，所以不存在滥用一说。你有多少能力就用多少；你不用，日子也不会受太大影响。
大多数键盘侠的怨恨实际上来自一种其因这个新闻而燃起的后知后觉的希望的幻灭，即通过较少的付出（低价）得到较多的回报（一件奢侈品）。回报被毁灭了，自己的白日梦还没开始做就破灭了，能不憋屈吗？正巧这时巴宝莉发布声明，声称物有所值，其价值即金钱，因此可销不可辱，其明显的政治不正确立即成为人们攻击它的导火索。在我看来，巴宝莉在整件事情中犯的惟一错误可能就是在当今这个对“政治正确”空前敏感的时代毫不掩饰地触礁，这让我想起《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夏吕斯。有时一些人——如夏吕斯和巴宝莉的高层——身处高处，或自以为身处高处，是不屑于关心所谓的“人间风云”的。但如果巴宝莉在2018 年的今天还怀揣着20世纪初的夏吕斯那般的傲气，这个品牌就算可以运营下去（因为说到底那吵吵闹闹制造这个社会新闻的人也都不是他的客户），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也会很臭。
这个事件后来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在一个短期学院碰到一个英国同行。有一天和他一起吃饭，他说，我好开心，这是我四年来参加的第一个短期学院，剩下的全被拒了。我说不会吧，你写得那么好。他说，我只申请最好的，我没有多余的钱去浪费在那些不好的活动上面。我说，我可以理解，但你的逻辑不对啊。比如假如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笔学费预算，即使我没进最好的，我也有钱去参加第二好、第三好的。反正你花的钱大同小异，不存在没钱的情况啊。他说，不，你不能把钱“花在错误的地方”。
我承认这是两种不同的场合下两个不同的故事，但我觉得这体现的是同一种性格。我个人不用奢侈品，所以对巴宝莉几乎一无所知。换作我是巴宝莉的高层，也许我会打折卖掉。但如果另一些人觉得烧掉更好，那就烧掉。作为旁观者和局外人，我们的争吵和叹息终究是没有意义的。
（7月29日，蒙特利尔）
夜半琴声
雷吉奥·迪卡巴里亚是意大利黑手党一个重要支派的老巢，从斯特伦伯里到那不勒斯的距离很远，遂在此歇息一晚。夜半饥饿，犹豫很久要不要出去觅食，最终决定穿上最便宜的衣服，带上20元现金出门。
迪卡巴里亚没有太多的夜生活，偶有阴森角落的一角灯火通亮。明明不像是酒吧，透过窗口却有见堆满酒瓶的吧台，想想还是不要进去了吧。
朝火车站走去，路过一块空地，大麻烟味弥漫，和北美的城市广场无异。却见大麻烟的一角，长凳上的两人一个抱着吉他，一个握着口琴。简单的和弦和不停重复的旋律，没有太多的炫耀，却带着夏夜的温暖。
今夜，我行至这个意大利南部偏远的城市，偶遇不知名的歌者，停留少顷。我们没有说话，也许永不再相遇。但他们曾给我安慰，我将铭记。
（7月9日，意大利雷吉奥·迪卡巴里亚）
In Between
赶完32份分谱，错过了昨天预定的巴士。今天一天都没事做，看来得重新找事做。
好累，整个身心都是大负荷工作结束后的疲惫。
去另一座城市吧。收起行囊，火车要下午才开。步履蹒跚地最后一次流连在帕勒莫老城，穿过正午的集市。
鱼摊上摆着最后的一盆海带子，其它摊位都已收得差不多了。找到一家鱼市旁的小店，要了一盘新鲜的烤杂鱼，一杯二十五公里外的庄园产的白葡萄酒。
港口的海风吹过石板路。轻轻的，近乎悲戚。
（7月3日，意大利帕勒莫）
离开雷齐诺
记忆很多时候并不是诚实的；它更像一个过滤器。正因如此，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回忆起同一件事情时，才会产生不同的版本，而这可能就是某种深不见底的悲伤的源头。
有时当一个人整夜整夜地回想某一段逝去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它们是那样美好，以致它们的消逝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可你却并不知道当时陪伴你的人是否拥有和你同样，哪怕是相似的记忆。这种猜疑和担心折磨着你，将美好的回忆一点点蚕食，变成痛苦的折磨。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样的折磨中度过的。
（6月30日，希腊雷齐诺）
雨落千噚
写完大乐队立刻写独奏，感觉所有东西都是轻的，连一边想着音乐一边走在6000 年废墟上的脚步也是轻的。
半夜醒来，在冰箱里捣鼓。抓起一瓶啤酒。
啤酒是轻的，抓起啤酒的手也是轻的。
一手抓着啤酒，一手握住铅笔。握着铅笔的那另一只手，写下的却全是关于你的音符。
此时此刻，你也变轻了。
（6月24日，希腊伊拉克利昂）
论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不是关于输赢的比赛，所以那些去投比赛并渴望赢大奖的，驱动他的其实是一种类似政治抱负的东西，和艺术本身没太大关系。
同时，艺术创作也是很私人的。艺术家对时代的敏感可能或多或少影响他的创作，但那依然只能是一种私人层面的影响。如果一个创作者认为自己的作品不仅仅是私人的，这种由时代赋予他的使命感也必定包含某种政治野心，和艺术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6月4日，希腊雅典）
在酒吧
在北京地铁中看到广告，政府展开了新一轮的整风运动，这次波及的是小胡同中的酒吧、餐饮等娱乐机构。这条新闻在坊间已传播好久了，终于今天“上了台面”。
蓦然想起昨晚在东四四条与友小聚，临行前调酒的小哥说哥们，要不咱俩喝一杯吧。我说好呀。他斟了两个shots。
举杯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什么也没有说。也许他只是想在所有的一切消逝前，和朋友干干净净地干一杯。
我拍拍他的肩，北京没有多少胡同里的酒吧啦，我说着一饮而尽。
他说，是啊哥们，没多少啦。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国外注意安全啊。
转过头去，他继续摇晃着手里的调酒杯。
（5月21日，北京）
皇城小记
这两天的下午都在法国文化中心的影展现场。今天的下午场因为要连放阿彼察邦的《湄公旅店》和另外一个越南独立短片两场，临时把票价提高了20元。由于没有在宣传册上注明，售票口的姑娘还不住地道歉。
因为设备故障，影片拖延了近半小时才播放。整个放映过程中错误不断。字幕问题、画面问题、放映机的问题层出不穷。
几十人的放映厅却坐满了。没有人吵闹，没有人要求退票，没有人提前离场。
可能也并非今天的观众素质特别高。只是也许到场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样的活动是多么弥足珍贵。也许在某种心照不宣的默许下，技术上的瑕疵就这样被宽容了。
这本是一次糟糕的观影体验。但如此回想一番，竟能得到莫大的感动。
（5月20日，北京）
花
在欧盟的签证中心等签，四围喧哗。当交头接耳已不足以保证沟通顺畅，众人便都提高了音量。只见一位安保人员大步跨过我摆在身前的背包，用食指顶着一位邻排男士的脑门：“电话出去接！”后者抬头，愕然中与保安四目相对，彼此再也无话。传声话筒此时恰如其分地响起：
“请N003号......”
这么算来，大概还要再等几十分钟吧。
遥遥无期的人流入侵大脑，漫长的等待中已无心看书。我闭上双眼，那个小男孩又浮现脑海……
这是我在早晨的高铁里遇见的一个男孩，约莫三四岁，坐在我的前排。我发现他的时候，男孩正把脸贴着窗户，认真地望着窗外。
“好多花呀。”他说。
男孩的一位亲属，可能是麽麽或外婆，立刻在身后嗲声嗲气地重复：“好多花呀。”
男孩出神地望着窗外，仿佛没有听见有人在重复自己的话。少许，他又轻轻地说：
“好多树啊。”
“好多树呀。”身后又是那声来自成人世界的复读。
男孩依然出神地望着窗外。他的额头紧紧贴着窗户，呵出的气模糊了玻璃。少倾，在他的脸上露出一个小小的、天真的笑容。
列车此时正驶过城市的远郊。眼前是几片工地间的野花、栅栏、植被、沟渠和农作物。轻霾中，林木覆盖远山，渐渐湮没在说不清是灰蓝还是蓝灰的天空里……
男孩不再说话，只是痴痴地望着窗外。他身后，是那位亲属依然在嗲声嗲气地重复他的话：
“好多花呀。好多树呀……”
（5月6日，杭州）
宁大站牌
在地铁的公共电视上看到新闻，“激发学子从军热，共筑强军强国梦”，配图是一群军人走进内蒙古某大学的音乐学院，赫然搭起讲台。屏幕里，“XXX音乐学院”的字样清晰可见。招兵现象在几乎每个非强制服兵役的国家都会发生，虽然把“强兵”放在“强国”前是典型的中央集权之体现，其行为本身倒也无可厚非。只是音乐厅是有特定功用的文化场所，不可用作意识形态的宣传。若是这样的现象不得到遏制，意识形态持续渗透文化，则文化终将消匿瓦解。
随即想到几日前赴亲属家吃饭，途径宁波大学学生宿舍。特朗普主席无限期连任后，宁波的很多公交站广告牌上的商业广告逐次下架，被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取代。但穿过宁大校区的几个公交站，标语下却又多了几行没穿衣的大字：听他的话，跟他走，忠于他和人民，云云不赘，附以特主席于云端招手之大像。我十分怀疑这些多出来的字专门出现在高等院校而非其它地方是有讲究的——正是那些最难以被洗脑的人最应当先被洗脑。这么说，招兵招到承担普及文化重责的音乐厅，似乎也是有讲究的……
走出地铁站，照例人潮涌流，一片繁华之相，仿佛我们正活在一个繁华盛世……
（5月5日，上海）
逃派对
一
坐在新楼一层的休息室，诸事堆积，心情不佳。两小时后就是作曲研讨课的期末音乐会，我因为还有其它的作品要写，时间表冲突，很早就确定不会参加。但虽然没有自己的作品，音乐会却还是要去的。
可当我坐在空落落的大厅里，不禁困意阑珊，想回家好好休息。这样周末也好起个早，多写一些音符。哦对了，似乎是要早起——还有曼联的比赛。我心说，让我快点听完音乐会吧，说几句祝贺的话，让别人知道我来了，然后赶紧脱身回家。希望不会有酒会。就算有酒会，希望也可以不参加。
“Zhuosheng，”不远处有人叫了我一声，是好友R。新作还有不到2小时上演，他显得很高兴。我们拥抱致意，我祝他一切顺利。他的活跃情绪似乎带动了我，我们又一起聊了些和作曲有关的话题。临走前他用手指了指，“别忘了晚上的派对。”话毕做了一个饮酒的动作，张开双臂，似乎就要翩翩起舞。
我立刻回应他，当然。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回应让我感觉极其自然，仿佛忘了自己两分钟前还在为怎样逃避音乐会后的社交活动而冥思苦想，仿佛参加派对是自己早就计划好要做的事情。
回坐后，我又想起刚才奇妙的心理转变。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常常发生，也许它代表了我自身性格的两面性：自恃清高，不愿与“众人”为流；又害怕被孤立，害怕被挤到无人问津的角落。我的人生于是就常常在过于冷漠与过于附庸间徘徊，导致不太了解的人以为我脾性古怪，喜怒无常。
大概音乐会和派对都还是要去的，那么现在让我先吃点东西吧。
二
最终没有参加派对，简单和同行祝贺后独自走回了家。怀着夹杂着歉意、偷笑、不安、孤傲，和焦虑的复杂心情，给自己斟了一杯Château des Places。明知今晚若是一个音也不写只会加重焦虑，还是决定把不多的时间留给米兰·昆德拉。周末就要开始闭关创作，若错过今晚，也许再见先生的文字时就将感到陌生了。
打开播放器，随性选了Wolfgang Rihm 的Chiffre 系列作背景音乐，让它随机从中间开始放。彼时正是一个强收，紧跟一阵寂静。不偏不倚从窗外的街上传来Friday Night 的喧嚣，贴在乐曲的空白处，仿佛它自身的一部分。
这奇怪的声响组合让我想到那些也许正在派对的同学们，顿生寂寞。仿佛我的酒再美，也美不过那年轻的女提琴手在对座向我投来的一抹善意的笑。说来奇怪，是我自己放弃了和他们一起欢愉的机会，离开后却又感到失落。又一次地，我徘徊在附庸与冷漠的边缘地带，望着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黯然神伤。
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回到昆德拉的世界，我想起来这样的一句话：
“Life must be full of emotion, and the emotion full of complexity.”
很巧，这句话恰是Rihm 说的。
（4月6日，蒙特利尔）
#metoo 之我见
一
我们的世界一瞬间出现了非常多的受难者。你永远无法料到前一秒还与你亲密无间的人可能下一秒就将突然变成你的控诉者。它让我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执政者通过激起不同人之间的敌视，形成小规模的多数人暴政。在当时被当做手段的是阶级和政治的立场，在今天则是肤色、人种，和性别上的立场。但人的立场是不会一成不变的；今天你是受害者，明天你也可能变成施暴者，以相似的方式被控诉。基于一个人无法保证永远都是“大多数”，其以激起共鸣为手段对他人的攻击也就必定埋下隐患，在日后导向可能的混乱。事实上，如今已有混乱的苗头，混乱中当局者迷的人群却还依然还在狂欢，当作是自己的胜利。
如果在“旧时代”的中国，地主压迫农民是一个既成事实，那么农民应当找到一条更聪明的道路去为自己争取平等；而不是蜂拥而起举起农具当作武器，义愤填膺地成为政治的傀儡。
二
我记得特朗普刚刚上台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新闻：一个反特朗普的学生游行队闯进一间大学的图书馆，他们嘹亮的口号声影响了正在那里自习的学生……
假设这时你是其中一个自习的学生。和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特朗普的反对者。你会怎么做？似乎你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如果你不制止那些游行的人，你成了一个支持这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影响他人的行为的人；而如果你制止他们，更可能被误当成特朗普的支持者而孤立。
以上这个例子阐明了“多数人暴政”这个概念及它的危害。在这个例子中，“反对特朗普”是中心事实，是“当前真理”。可当那群人选择集会、游行、闯入图书馆大声喧哗等行为去维护他们的“真理”时，其行为本身已取代“真理”之内容而成为事实上的“真理”。进而，当行为的人掌握阐述“真理”的权力时，权力也就进一步替代行为，成为“真理”本身。下一个人如果不经过，或不认同这样的行为和这样行为的人，就会被认作是叛徒。权力成了不可辩驳之物，而原先的“真理”到底是什么这时已不再重要了。
在最近沸沸扬扬的#metoo 事件中，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被再一次发扬光大。每一个出于良知而支持女性主义的人必须同时支持这些说出“me too”的女性，否则就会被认作是叛徒。且不说在受害者的群体中有真正的受害者，也有哗众取宠的人，也不谈这个行为本身对那些可能是无辜的“强奸者”造成的伤害，它首先已造成一种对女性主义之概念的篡夺。#metoo 替代了女性主义，继而变成了女性主义，对它的反对变成了对女性主义的反对。于是它变得不能再被反对，变成了一种专权，一种暴政。这个世界上的人变得无处可逃，无可选择，于是不得不为了不受指责而向其妥协。多少支持女性主义，但出于理智而反对#metoo 的人至此活在煎熬中。当没有人再去探讨每一个单独#metoo 事例的真相，没有人再去做任何的理性分析，甚至没人有胆敢尝试任何形式的质疑时，这场运动将不再代表弱势群体的胜利，而变成人类历史的悲剧。女性主义的世界被简化为“控诉——认罪”的二元进程；“Me too”二字被一再重复，成为一个批斗性质的标语。这些真的是一个民主社会想要看到的情景吗？
我在前文中曾提及#metoo 事件与文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关联。除此之外，它们之间还有另一种相似值得注意。在文革中，大量批斗首先发生在个人身份不对等的两者间，且永远是“下”斗“上”，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农民”斗“地主”、学生斗老师、孩子斗家长、“工人”斗“资产阶级走狗”，云云不赘，随后才进一步上升至普遍的混乱，致使同事、邻里间等互相批斗。也就是说，如果首先没有身份不对等的人之间矛盾的激发，就不会有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混乱。
在#metoo 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如果你只是一个在公司上班的普通员工，你目前还不太须要担心会被一个女士“举报”。但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么就要小心了。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或任何一个在自己的领域功成名就的人总是首先“落网”，其次才是那些“普通人”。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个女性的成功人士在这个事件中不会去控诉一个男性的“普通人”——女演员的控诉对象是制片人，而不是那个给她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女职员的控诉对象是她的上司，而不是下属……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性别在这场运动中——至少在某个程度上——甚至并不扮演主要的角色。抛除意识形态上专有名词间的区别，我在#metoo 中看到的是一种类似文革时不同人之间的心理矛盾，而我相当怀疑这个矛盾所基于的是人的嫉妒心和攀比心；是人性中自带的丑陋部分。甚至我可以说，在绝大多数形成“多数人暴政”的运动中，暴动者所赖以维持激情的心理即是这样一种人性丑陋的延伸。而出于这种心理而群起的人一但失去控制，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结果，文革的暴乱只是其中之一。这样的运动，无论它当前看起来还多么无害，甚至多么正义，也无论它所基于的是一个怎样高尚的理念，都应扼杀其于萌芽。
最后，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大体上处在一个粗糙的二元对立中——你要么支持特朗普，要么支持希拉里；要么是弱势群体的支持者，要么是它的反对者。假如你既不支持前者也不支持后者，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很多人就会悄悄对你皱起眉头，继而怀疑你暗地里其实还是支持、或至少偏向着某一方的。而他对你的猜测永远是与自己相反的一方——我相信这是人的一种劣根性。要向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解释清楚一个出于理性的、多层次的、中庸的观点是何其困难的。但一个社会问题却往往必须依靠理性的辨识与基于理性的行为才能得到解决。鲜明但盲目的立场无助于改善社会，反而只能造成盲从、混乱，和人与人的不信任乃至仇恨。
（3月9日，蒙特利尔）
历史洪流中的懦夫
吃完饭走在回家路上，看了一大堆实事新闻，心情很不好，结果还碰上一个乞丐，拿着帽子死跟着我要钱，嘴上还不停地重复：“Fifty cents is not so much okay?”我再次强调自己没有零钱，他走开到一半居然直接来了一句：“Go fuck yourself.”
我当时真想直接回过头朝他脑袋来一拳，但还是忍住了。首先我觉得自己不能失态，其次我也不该把对和他无关的人的压抑情绪发泄到他这个无辜的人身上……
其实我是害怕打不过他……
所以我是个没用的人，是历史洪流里无数懦夫里的一个……
（3月7日，蒙特利尔）
纯粹不理性批判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所以有些人为了不被伤害而拒绝比较。送他们一个成语：掩耳盗铃。
平等是个好的理想，对这个词的追求是一系列进步思运的结果。有些人却把这个尚未完全实现的理想拿来当作自己赖以生存和借以成功的手段。也送你们一个成语：本末倒置。
政治正确，如果不极端，是个好东西。但政治正确不该被拿来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一个人不能一辈子靠着他人的怜悯而活。要知道别人今天可能“正确”地对待你，明天也可能“不正确”地对待你。有一天政治潮流变了，原本不正确的也有可能变成正确的，反之亦然。你若自己不够强，明天就可能是你受苦的日子。这叫：大浪淘沙。
所以不要做沙，要努力成为浪。
其实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顽固的保守分子，只是一个像粗汉，而另一个八面玲珑。他们一个活脱脱是未受过教育的传统美国人的标本，另一个是无数受过教育的传统美国人的代表，无非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代表的都是同一个美国。当时在大选之后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出了某些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内容：让希拉里和特朗普这样的对决出现在美国大选最后的舞台上，正说明了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某些严肃的问题。
当然，问题未必一定要解决。更何况你逼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他反而觉得你有问题。自古以来历史进程中就不乏问题。让有问题的人继续有问题，本身也是平等的一部分。
（2月23日，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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